【创作手札】英雄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形象、最难忘、最震撼的文化记忆
文/ 喻荣军（话剧《英雄儿女》编剧）
1952年巴金深入到朝鲜战场前线采访。
1961年他根据采访的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团圆》。
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该小说改编拍摄了电影《英雄儿女》，电影塑造了王成、王芳等经典的英雄形像，深入人心，影响了几代人。
2022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排话剧《英雄儿女》。
原著小说和电影提供了很好的人物关系与结构基础，这就给话剧创作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我在保留那些经典场面的同时，在人物关系上重新进行了挖掘和创作。
因为时代和历史的原因，原著和电影更多关注的是人物的精神层面，没有过多地展示人物的情感层面，而这就成为这次话剧创作的重点。同时，我也加了一些新的人物与情节，从而让整个故事更加的丰满与全面，传递出真实情感，让观众更易于理解人物。
英雄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形象、最难忘、最震撼的文化记忆，具有特定的内涵。那什么是英雄？什么是英雄主义？什么是当代的英雄精神？这是话剧《英雄儿女》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剧本的立意所在。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它经过炮火的洗礼，留过烈士的鲜红，才有了今天的安宁。今天我们赞美英雄，不仅仅是为了缅怀当年他们的事迹，更是为了弘扬英雄精神，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力量，更好地学习和生活。
【独家探班】英雄，在我们致敬红色经典中再一次归来
距离10月6日首演仅剩两周多，话剧《英雄儿女》已进入创排冲刺阶段。这部作品根据作家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同名电影改编，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排。主创希望通过对红色经典的重述，带领今天的观众，共同礼赞上海这座英雄城市，致敬英雄的上海人民。
今天的上海文艺人，为何选择重述这一深入人心的红色经典？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于20日对剧组进行独家探班。走进五楼排练厅，正在进行的，是一组舞台多媒体片拍摄。当拍到王成写家书一幕时，开拍没几秒，工作人员在监视器后喊“卡”——王成用的铅笔对吗？“对的！电影里就是一支中华牌铅笔！中国上海造！”接话的是王成的饰演者、青年演员刘炫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铅笔上“中国 上海”的字样冲向镜头，那份自豪的语气逗笑了在场的所有人。作为辽宁籍的“新上海人”，他早已在戏里戏外，与王成这位上海英雄融为一体，更为当年“出人出钱出物资”的这座英雄城市，感到由衷的骄傲。
而这一幕，也恰好回应了前面的问题——因为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人民不能忘记、也始终没有忘记，“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正如该剧编剧喻荣军所说：“上海是最具有英雄传统的城市，我们想用这部戏赓续并发扬这样的传统，从而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答，什么是英雄、什么是英雄主义。”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雄，也是一座城市最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而英雄主义精神，正是在我们致敬红色经典、回望历史中一次次归来、一代代传承。
擦亮“党的诞生地”后，让英雄城市的精神坐标更加闪亮
即便放在今天，小说《团圆》与电影《英雄儿女》都是红色题材文艺作品中非常特别的存在。相比于其他讴歌英雄的创作，两部作品虽有激烈的战争场面的刻画与英雄献身的描写，但更多的，是将笔墨放在两个上海家庭在战场寻亲团圆的故事上。正是这样充满人文温度的视角，让宏大的战争叙事、英雄礼赞有了扎实的现实依托。也正因如此，几代人记住了王成、王芳这样一对英雄兄妹，令王成喊出的那句中国军人最强音“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以及与主题曲《英雄赞歌》，有了更深沉的情感依傍。
更值得一提的是，透过两部作品，深刻展现着上海从工人阶级、地下工作者、志愿军战士、文工团战士等各方力量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贡献。而在幕后，是巴金两次赴朝，冒着炮火与战士们吃住一道，用生命写就的。而推动电影改编的戏剧家夏衍，则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前身）的第一任院长。此外，影片的主要演员，也来自于上海。
正是这作品内外与上海的深刻联结，让喻荣军有了创作冲动。近两年伴随着上海全面实施“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上海“光荣之城”的形象根植人心。然而在这段光荣历史之后，不管是建国初期经济建设与对抗美援朝倾其所有的参与支援，上海与上海人民都作出巨大的牺牲与贡献，涌现一批又一批的英雄。可以说，从《团圆》到《英雄儿女》，就是这座英雄城市在抗美援朝时期“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资有物资，要什么有什么”非凡壮举的缩影。带着这份自豪，喻荣军与主创希望以改编经典的方式，将这块封存在记忆深处的红色拼图，重新打捞擦拭，赋予时代的意义。
那么，如何让新创内容能够延续两部经典的精神风貌？在保留经典场面的同时，喻荣军细细梳理小说中可以生发的线索，进而从历史文献与采风中寻找真实故事加以充实，也融入更多上海声音、上海力量。比如新增人物志愿军战士“小四川”是上海地下工作者遗孤。而王文清的警卫员刘正伍则是上海吴淞人，与王芳互认老乡后“牵”出一首上海学堂童谣……
这样的创作手法，正是喻荣军从电影改编小说过程中获得的启示。影片中经典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并不来自于巴金的原著小说，而是导演武兆堤与编剧毛烽根据小说线索，翻阅志愿军战士日记找到的故事。正是这一忠实历史而又大胆改编的原创情节，使得原著中一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具象化成为银幕上鲜活的英雄形象。
舞台上立起的上海英雄群像，并非创作者的刻意为之，而是有真实的历史事实可依。比如“小四川”，正是喻荣军查阅资料发现，上海解放后有一批孩子是从孤儿院直接参军南下，后来又成为了志愿军。他与王成身后，正是1.8万多上海青年参加志愿军，1683人牺牲在朝鲜的壮烈历史。
而王复标代表的则是上海工人阶级力量，他们不但是英雄的父亲，同样也是英雄。抗美援朝时期，上海工人为支援战争没日没夜赶制物资。透过老兵口述，喻荣军意识到，一个印着“献给最可爱的人”的上海制造搪瓷杯，对于志愿军战士不只是一份乡愁寄托，更是背靠祖国与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撑。
“这样一场举全国之力打赢的战争，没有哪个地方、哪个人置身事外！上海这座城市如此，我们的先辈如此。英雄儿女，是他们，是你，也是我！”刘炫锐这句再朴实不过的感悟，道出上海成为英雄城市的历史必然。
文工团与前线战士的“生死协议”震撼“90后”王芳
不过，身处和平年代太久，经典台词与歌曲，之于年轻一代来说，似乎浓缩成了一段陌生又熟悉的符号。“那段记忆太遥远了！”这是记者采访时，所有青年演员不约而同的一句感慨。这句感慨也道出他们出演红色经典的压力与担忧——身处和平年代，如何演好大无畏的英雄人物？进组短短一个月，经由军训党课、导演胡宗琪讲戏抠戏、中心文工团老兵亲身回忆，他们一点点将记忆深处的英雄重新打捞、立于舞台。与此同时，他们也经历了一场重燃家国情怀与艺术初心的精神洗礼。
刘炫锐还记得一出在冰天雪地中，自己饰演的王成给战友“小四川”捂脚的戏。胡宗琪认为他的处理“太匆忙”，“台词讲得太快观众就可能当作水词儿漏掉，失去打动人心的力量。”还是剧组邀请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徐学通上的一堂党课，让刘炫锐意识到此前表演的轻飘。“老师讲到一位老兵回忆，当冲锋号令一响，他没能第一时间冲锋响应，因为冻伤只能原地射击。对此，老兵竟然感到十分愧疚。我听了以后很难受，如此艰苦的条件，我们还能要求他们什么？！”正是这样的讲述，让刘铉锐一点点找到在舞台上“成为”王成的可能。再到后来，不再需要思考怎么去“演”英雄，而成为一种真情流露，以至于“演了将近12年，几乎没演过这样一直在排练厅哭的戏！”在他看来，幕后了解的真实故事，虽然不能在台上尽数讲给观众，可都成为表演的依托——心里不空了，台上就有戏了。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王芳的饰演者、“90后”演员贺梦洁身上。文工团到底能在战场上发挥怎样的作用，哪怕同为文艺工作者，她也感到困惑。直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离休干部、作为文工团战士赴朝的宋光华发来的一纸战场“合同”，才让她对剧中自己与哥哥王成结成“一对红”、签订“生死协议”的情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宋光华提供的历史珍贵资料
“合同”中，文工团战士王晞与攻八六五高低的一区队一班二小组红旗手高志本约定，“只要高志本同志把红旗插上高地，我就要把整个英雄事迹宣扬出去……如果高志本同志万一挂花，或光荣牺牲时，一定要像黄继光英雄一样传播出去，教育所有的部队，名留于世。”这纸烽火“合同”谈的不是利益交换，而是一个人的生死，一支部队的荣光，一个民族的命运。由此也让90后文艺人懂得，文工团背负的，不只是在前线鼓舞士气，力所能及救助伤员、保证后勤的任务，更是用文艺作品让英雄与英雄精神永远长留人们心中的深重使命。
平日里，她总忍不住哼唱起“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唱久了百老汇音乐剧的她惊觉：“我们自己民族血脉深处的旋律，真的好听，越唱越有力量！”
作者丨黄启哲
图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供
编辑丨John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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