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性善”是说：人若真诚，则有力量由内而发，要求自己行善。“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因此，善在于行为，而其动力来自于真诚之心。这是“人性向善”的观点。人生正途在于择善固执，人生目标在于止于至善。
以下音频节选自音频课程《哲学与人生》第163期：
我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如果重新撰写修改《三字经》，其中最需要修改的，就是开篇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是朱熹说的，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才是孔子的话。
在我看来，这两句话是相互矛盾的，因为“性本善”应该“性相同”啊，为何只是相近呢？如果只是“性相近”的话，那么人性真的是本善吗？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关于人性，孔子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并未明言性善。
可是细读《论语》，当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他显然肯定人有主动行善的力量；再者，当孔子劝导宰我遵守三年之丧的伦理规范时，提及若不这么做，“于汝安乎？”这表示孔子相信：人若不行善，则心将不安。
孟子声称自己的愿望是学习孔子，因此在关于人性这个重大的议题上，他应该会绍述并发扬孔子的想法。顺着孔子的思路，孟子主张“性善”，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性善”是指宋明许多学者所谓的“人性本善”吗？我们在此暂时撇开后代学者的诠释，专就孟子自己的说法来探讨这个问题。
人与禽兽的差异
只有一点点区别
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
孟子的观察十分敏锐，他在界说人性时，特别考察两个角度：一是凡人与禽兽的差异，二是舜与凡人的差异。从这两种差异入手，人性的真相就显豁了。
首先，他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一般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了解事物的常态，明辨人伦的道理，因此顺着仁与义的要求去行动，而不是刻意要去实践仁与义。”（《孟子·离娄下》）
由此可知，人与动物的几希之异，是可以被丢弃也可以被保存的。这样的人性显然不是某种固定的本质状态。
君子存之，而舜是典型的代表。那么舜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是他的天赋本事，还是后天学得的？
孟子说：“舜住在深山里的时候，与树木、石头作伴，与野鹿、山猪相处，他与深山里的平凡百姓的差别，只有很少一点点。等到他听了一句善言，看见一件善行，学习的意愿就像决了口的江河，澎湃之势没有人可以阻挡。”（《孟子·尽心上》）
由此可知，舜是因为“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而起了真诚效法之心，然后变得与众不同。换言之，连舜都如此，可见没有人是天生本善的。
舜的特色是：真诚过人，见善则学，再引发内心的向善动力。
舜担任天子时，深为百姓的状况担忧。百姓的生活模式是：“吃饱穿暖，生活安逸而没有受教育，就和禽兽差不多。”（《孟子·滕文公上》）接着他命令契为司徒，教导百姓五伦。
由此可知，善在于五伦（亦即前述舜所明察的人伦），而人若不学习，就既不会明白善也不会实践善。
试问：这样的人性何以又被孟子说成“性善”？至少我们可以先肯定一点：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字面上所说的“人性本善”。
人的身体有四肢
人的心有四端
在《孟子》一书中，“性善”一词出现两次。一次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这是概括的描述。另一次是他的学生公都子列举三种人性观，然后请教他：“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孟子·告子上》）孟子对此做了详细说明，在说明中谈到“心之四端”。
所谓“心之四端”，是说：人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或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其实是同一个心的四端。所谓“端”，是指什么而言呢？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换言之，人之实现“仁义礼智”，是因为人心生来即有四端。
孟子认为人的身体有四肢，人的心有四端。有四肢，才有行动的可能；有四端，才有行善的可能。孟子所谓的性善，即指：人人皆有行善的可能性；并且若不行善，即是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几希”给丢弃了。
容易引起误解的是孟子在《孟子·告子上》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前面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现在说“恻隐之心，仁也”；这两句话要如何理解？难道“仁之端”与“仁”是同一件事吗？理解的关键在于：分辨一个肯定语句所说的是“等于”还是“属于”。
譬如，说“孔子，圣人也”，并不是说“孔子等于圣人”，而是说“孔子属于圣人这个类别”。同样的，说“恻隐之心，仁也”，并不是说“恻隐之心等于仁”，而是说“恻隐之心属于仁”，由恻隐之心所实现的善即是仁。由此可以区别不同的善。
孟子笔下的“善”用作名词时，皆指“行为”而言。因此，心之四端是指由这四端可以使人做到四种善（仁义礼智）。这四善不是由外界加给我的，是我本来就具有的四端所引发的。这样的理解合适吗？
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试问：何以用水作比喻？因为难以直接描述人性。再问：“下”是水的性还是水的向？“善”是人的性还是人的向？认真思索这个比喻，就知道孟子说的是“人性向善”，而不是“人性本善”。
孟子又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正如我的口如何喜欢肉类料理，我的心也如何喜欢理义（合理性与正当性）。
理义在此代表善的言行，它使我的心喜欢，那么我的心不是向善的吗？面对这个比喻，如果还要坚持人性本善，就无异于宣称人的口中生来就有刍豢，那岂不是悖理之至？孟子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行善的契机
关键在于真诚
孟子主张性善，但不否认罪恶的存在。那么，罪恶是怎么回事？他还是以水作比喻。
孟子说：“现在，用手泼水让它飞溅起来，可以高过人的额头；阻挡住水让它倒流，可以引上高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这是形势造成的。人，可以让他去做不善的事，这时他人性的状况也是像这样的。”（《孟子·告子上》）
关于人之行恶，除了外在的形势与诱惑之外，还须考虑：人是否未受良好教育，缺乏正确观念，放纵感官，欲望过多？以及最值得留意的：人是否不真诚，以致忽略或抹煞了心之四端的要求，或者一旦有善的萌芽出现，就被“旦旦而伐之”，结果成了牛山濯濯的样子？
是的，关键在于真诚。
人若不真诚，心思全用在计较利害上面，又怎么可能行善？即使偶尔行善，也只是以此为手段以达成世俗的目的，亦即“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反之，人若真诚又将如何？
孟子谈到：一个人身居下位而要治理百姓，必须先得到长官的支持；要得到长官的支持，必须先获得朋友的信任；要获得朋友的信任，必须先让父母满意；要让父母满意，必须先真诚反省自己；要真诚反省自己，必须先明白什么是善。（《孟子·离娄下》）
顺着这个思路，孟子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意即：真诚到极点而没有善的行动，那是不曾有过的事；不真诚，是不可能做出善的行动的。
由于原文只说“动”字，它也可以指“使人感动”，但是若无善的行动，又如何使人感动？如果这里不谈善的行动，那么前面何必要先说“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因此，真诚绝不只是在心中自以为真诚，而是在明白了善之后，以真诚态度让“心之四端”运作而生力量，进而付诸实践。
光有善念而没有行动，是不能称为善的。
孟子善于使用比喻，他在说明人人皆有“心之四端”之后，强调还须扩而充之，像柴火刚刚燃烧，泉水刚刚涌出，“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推而广之，谈到治理百姓，只要上位者表现仁德，则“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
孟子使用了这么多具有明显动向与动态的比喻，应该足以说明他所谓的“性善”是指人性向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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