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1)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2)

共产党教人学好

听老人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渭南故市一带农民普遍种植鸦片。鸦片与小麦同时播种,来年五月前后开出红、黄、粉色的鲜艳花朵,凋谢后结出像棉桃大的骨椟。每天黎明,婆娘女子娃下地,用小刀在骨椟顶端划个“十”字,流出白色乳汁,遍野飘香。太阳照射后,乳汁就变成如胶似的黑色粘稠物,黑色粘稠物有人进村或地头收购。

鸦片吸多了就上瘾,不吸浑身疼得难受,得花大价购买。许多家财万贯的人家,子孙后代因抽大烟而败落。故市南门口的田西海,继承祖业土地数顷,骡马成群,富甲一方,名震渭北。可是他把丰厚的家产不几年就抽了个精光,连老婆、女儿也卖了,成了没房住的赤贫户,流落街头乞讨,解放后被定为“破烂地主”。沾染上吸毒的“瘾君子”,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没劲劳动,懒得出奇。甚至为了吸毒不知羞耻,啥坏事都做得出来。有个叫余×贵的烟民,除夕晚上实在没钱买烟,趁妻子睡熟,把包好的素水饺偷了出去,卖给没有女人做饭的铁匠老谢。第二天早晨起来,妻子没有水饺下锅,知道是丈夫卖了抽大烟,气得大哭。另外一个烟民为了吸毒,晚上竟把他婆娘的裤子也偷的卖了,使女人羞得无法出门。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3)

民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解放前,我家的西邻住着王姓老夫妻俩,儿子被拉了壮丁,没人养家,就做起了贩卖鸦片的生意。那时,我父亲在外奔波,丢下奶奶、母亲和五妈带着几个小孩度日。每到晚间更深夜静,抽大烟的人偷着去买烟泡,隔壁便会传来“蹬、蹬、蹬”的走动声。

有一天夜晚,隔壁又传来凶恶的打骂、吵闹、哭啼声,吓得我钻进奶奶怀里不敢动弹。第二天早晨,奶奶从外边回来说:“夜黑来,官人来抓大烟客,把王老汉打伤,抢了钱,跑了!”

没几天,王老汉病重,老婆只好把房卖给从合阳来做生意的张吉祥。听说老俩口去了乡下,不久都死了。解放后,他儿子回到故市没有住处,租房独居在二组某家。

1950年春,新政府颁令,彻底铲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毒、恶习。开展禁烟、禁赌、禁娼工作,主要由本地的民兵负责。一乡为一个连队,故市乡民兵连连长是王丙戌,文书兼文化教员是霍纪成。

隆冬某天,听说有人来故市送烟泡。晚间,王丙戌、霍纪成等几个人冒着严寒,埋伏在南门外乱坟岗。半夜抓住了两个携带毒品的人,他们承认了贩毒事实,交代了北关田×义、何×笃等买大烟人的名字。民兵们立即到这些人家里没收烟具,村干部给那些“瘾君子”开会。对于屡教不改者,就强行安排参加劳动。

我老姨夫田养民一家住在我家的斜对门,家有几十亩土地,在城外开有车马大店。虽是富裕之家,老姨夫因吸毒脾气暴躁,又黑又瘦,走路能被风吹倒。政府从种烟、制毒、贩卖上予以根治,他有钱买不到鸦片,便去渭南城内外甥开办的博爱药房去戒烟,渐渐饭量增加,身体康复,终于能够料理家务了。

南巷兴芳伯戒烟后也改头换面,发挥自己泥瓦匠技能,常给街坊邻里修缮盖房。合作化时,他担任生产队长期间,承包了固市中学的环卫工作,肥多地壮,粮食丰产,成为先进。他常对人说:“共产党能教人学好!”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4)

妓女到哪里去了

旧社会到处都开设妓女院,渭南城区南塘巷就有多家,净是那些乌七八糟的流氓出入,鼓乐拌杂打情骂俏声,吵得街道不宁。正派的人气愤地称其为“嫖娼巷”。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5)

接受改造妓女在一起唱歌跳舞

解放后,我随父亲在渭南北塘小学上学,住在东风街与北塘巷交界处的东边路北,开办博爱药房。离南塘巷较近,大人不许我们到那里去玩。

记得1950年早春,某天中午,警察逐户通知说,晚上要早停业,任何人不能出外,也不许给外人开门、留宿。

下午药房来了一位姓贾的巴邑村乡党,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

午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父亲起床,走到门边说:“政府规定今晚不准开门,我家不卖药。”来人答道:“我们是警察。”

父亲把门打开,只见那位巴邑乡党被捆着押来,警察问:“他是你药房的人吗?”

父亲老实回答:“他不是我字号的员工,是我的乡党。”

一个警察指着那人训斥一番,向我父亲解释,“他去嫖娼被我们抓住了,没你们的事,打扰了!”随即将那乡党押走。

第二天一大早,街道民众闹烘烘,纷纷议论:“昨晚,城里所有的妓院全部取缔了!”南塘巷的几家妓院门上贴了封条,那些妓女到哪里去了,却不得而知。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游行队伍里最突出的是纺织厂的女工腰鼓队,人们拥挤上前,争先恐后地观看。有人指着队伍里的几个女工喊:“啊!那不是xx、xx姐儿吗?”

原来那些妓女经过教育,成了让人们羡慕的工人,成了新时代的新女性。

记得看过一个影视剧,是演毛主席在北京某胡同看见妓女拉嫖客的丑相,说:“一定要革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新中国刚建立,果然一晚上就把几千年来的社会丑陋现象除掉了。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6)

神会保佑你

解放前,故市老城西街路北,一个四十多岁名叫刘虎臣的中年人,前屋开布店,后屋大厅敬神传道,他以帮人实现愿望为诱饵,哄骗人入道。

我父母已到而立之年,膝下只有两个女娃,自然望子心切。一天,刘虎臣老婆对我母亲说:“你入了道,神会保佑你生男娃,传宗接代。”

那时,我家住在前屋,寡居的五妈住在后屋,领着三个孩子,生活拮据。刘老婆又对五妈说:“你入了道,会见到你丈夫,神会保佑你母子平安。”两个妇人听了刘老婆的劝说,信以为真。付了钱财入道,可是连这神的名字也不知道。

某天,俩位母亲带着我姐妹几个去刘虎臣家烧香敬神。走进黑洞洞的后屋,只见地面跪着十几位信徒,鸡啄米似的不停地磕头。北墙上挂着一张模糊不清的画像,供桌上摆放祭器,蜡烛忽闪,香烟弥漫。刘虎臣的大儿子一盘接一盘地往桌上端祭品,刘站在桌前接应摆置,接着烧纸念经,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回来后,两妯娌议论:说是敬神为啥要在暗室举行?民间最大的礼是三跪九叩首,它为啥要不停磕头?一般敬神烧香后,都给香灰面面当药用,而它啥也没有给……,百思不得其解。

一天,我父亲从渭南回到家中,母亲向他叙说此事。父亲立即制止道:“敬神拜佛向来是骗人的鬼把戏,要过好日子得靠自己勤劳。”从此家里人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1953年春,政府打击反动会道门,在城隍庙举行公判大会,把刘虎臣等头目绳之以法。此时,人们才知道那叫“一贯道”。群众入道要交“入道费”“功德费”“献心费”“尽孝费”“免冤费”等。入道的人有为“躲灾避难”的,有为求儿女的,有为治病的,有为保佑小孩长命的,有为见死后亲人的,也有为求和睦家庭的。

经过打击取缔,原来入道的群众纷纷退道,一贯道终于偃旗息鼓,消声匿迹了。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7)

文盲成了读书人

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连肚子也填不饱,哪儿有精力供娃娃上学读书,女孩子识字那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建国初期,全国开展扫盲运动。农闲季节,利用空闲的房舍、院落,聘请稍有文化的人士当教员,开办民校、夜校、识字班……,动员不识字的群众,特别是妇女参加学习。初期是教常用的汉字,后来教注音字母。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8)

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

有位名叫韩文忠的街坊,祖籍渭南丰塬,逃壮丁来到故市镇落户,租赁我家房暂住,以贩卖竹器与打短工为生。因不识字常常受骗,即使再忙再累,晚间都要去识字班学文化。由于所认的字不久就忘记了,他不耻下问,像我这刚上学的娃娃也成了他的老师。他爱看书,遇见一张小纸条,也会拾起捧在手中读,不认识的字读作“我(e)啥、啥……”从不怕人笑话。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求学精神,认识了一千多字脱了盲,当贫协委员。合作化时还入了党,担任生产队长。

我的邻居詹婶爱看戏,也会仿学唱几句,常为不会看戏本感到苦恼,听说要办妇女识字班,就积极参加。下午,她抱着孩子去上学,怕娃哭给塞个奶头哄着。做饭时,一边给灶内塞柴,一边在地上划刚认识的字。后来她终于可以粗略地看戏本了。

人们尝到了学文化的甜头,稍好的家庭对子女上学也重视了。在小学中(三四)高(五六)年级的班里,学生的年龄相差悬殊很大。往往大的十七八岁,有的已结婚生子,小的才八九岁,还是个流鼻涕的孩童。这些学生上课同聚一堂,大的好好听讲,小的在做小动作;课外,大的看书写字,做针线活,小的只顾疯逛。那时刚建国,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稍大的学友纷纷离校,参加工作,有的还当了部门的领导人。

解放初,渭北只有故市、下邽两镇设有初中。1958年大跃进,各行各业都扩建,小学设立名叫“带帽”的初中班。以前失学的许多小学毕业生,又纷纷进入学校读书。

我当时17岁,经过参加渭南县师资培训,被分配到桥马小学任教。有几位我小学的同学,如张秀琴、马兰芝、王尚勋、李梦乾等,就在这里续读初中,我没事便到女生宿舍去玩耍。若学校临时开会找不到我,校长对工友说:“到女生宿舍去叫,准在。”

有一次,轮我当值周员,熄灯铃后去检查学生就寝。当走到男生宿舍楼下,我吹哨喊:“把灯熄了!”他们听见是我的声音,一个说:“田西莲来了!”另一个说:“她不敢上来!”

一听此话,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冒劲,蹬、蹬、蹬走进楼,说:“谁说我不敢进来?”一看我这个小女老师竟敢进男生宿舍,他们又羞又怕,一个个钻进被窝不敢言传了。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9)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0年,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响应热潮。渭南举行各种会议,宣传抗美援朝,剧团上演《岳飞抗金》《穆桂英挂帅》等节目。街道、村头到处书写张贴巨型标语。中小学生用厚纸制作话筒,傍晚趴在城门楼上,向群众读报,宣传抗美援朝的事迹。霎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荡气回肠,群情激昂。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10)

全民动员抗美援朝

故市村先后有几批青年志愿入伍,八组的李长庚、三组的田振元,曾一起驻守保卫汉城。那时我上小学,听说同学郭庆智的哥哥在朝鲜牺牲了,记得上级为他家颁发了烈士牌匾与证书,村民们为他召开追悼会。

l951年6月,故市村同时参军的还有现四组的田忠炎、八组的袁甲戌、九组的雷友恒、韩子理和李文孝共五人。他们披红戴花,骑着高骡子大马,穿街而过,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送。

听说他们参军后,先到渭南县赤水镇郭家村营房,进行新兵训练,学习刺杀、射击、投弹、拼刺、夜行军演习等。田忠炎是高中肄业生,还担任训练时的文化教员。经过一年多的培训,正当他们待命出发之时,板门店停战协定签订了。l952年,他们被编入到解放军工程兵师。

1953年3月1日,部队战士分头进入各大专院校学习深造后,后来分别转业到地方各部门工作。田忠炎到武汉建筑学院,后分配到西宁市建筑公司任技术员;袁甲戌到兰州某工厂当会计员;雷友恒到西安行政学校干部训练班进修,先到兰州建三师基地搞统计,后调到西安建筑工程部第三工程局联合工程公司。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11)

买粮背被子

1949年以前,故市镇北关是粮食集市,逢二八会便有粮食交易。解放后,穷人分得土地,但由于生产底子薄,还是过着少吃没喝的日子。加之奸商的囤积居奇,粮价猛涨,造成人为的恐慌。特别是到了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间,揭不开锅的人家比比皆是。

为了解决百姓的吃粮问题,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利用板桥村常家大厅房作为粮站,进行交易。然而卖粮的人极少,而买粮的人却很多。没粮吃的人急着买,有粮的人也争着买。为了买到粮食,有人晚间睡在粮站门口等待。当时有句顺口溜是“活了半辈子,没见过买粮背被子。”甚至有抢劫粮站的案件发生。

粮站要有粮食才能卖给群众,可是大张旗鼓的收购宣传动员并不见效。有一天,故市乡长刘应林带领民兵宣传队,到板桥村常明轩家,说服动员他家卖余粮。看见他家的小仓大屯积攒着白豆、黑豆、扁豆、豌豆,足有一千二百多斤。难道他家只吃杂粮,没有一点麦子?又见常的老婆守着一间卧室,谁要走近便发疯似的骂人,引起人们怀疑。刘乡长对常明轩讲了党的惠民政策,感动了他,主动说:“我家这间房子地下,还藏有四瓮小麦,挖出来献给国家。”说着,把他女人拉开。

民兵们按照常明轩的指点,扒开铺地砖,铲出半尺深的土,石盖下果然是满满的四瓮麦子。

我外爷家住在固寨东村,是上中农成分,有土地四五十亩。外爷是个典型的辛勤老农,粮食仓高得能接住屋梁。但除大年初一能顿吃白馍外,一年四季都是吃黑馍,喝米汤。有两句老话,“辣子、黄菜(腌制的油菜叶子),是庄户人的常菜”,“黑面馍馍要是有,就是财东大地主”。尽管外爷这样省吃俭用,但听了统购统销的政策宣传后,便把粮食装上车,孙子披红压辕,他吆着牛,将粮食拉到五里路外的板桥村去交售。在他的带动下,村子掀起卖余粮的热潮。外爷披红戴花参加故市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12)

不再小脚女人走路

经过土革,贫雇农虽然分得了土地,却由于缺少劳动力,没有生产工具,天灾人祸等问题,又出现了买卖土地的现象。照这样下去,又会形成贫富差别,走回头路。为此,政府号召人们成立互助组,解决生产问题。

由于父亲长年在外,我家二十亩土地无人耕种,一部分租出,一部分由外爷代耕。而他年老了,不能长期依靠。母亲就和本家族的二、三伯、五婶商量,组成互助组搞生产。可是,二伯只有一头牛,要耕种四家几十亩地的确困难。母亲就买了头高大的叫驴(公驴)与几件农具,交于二伯经管、使用。老话说“亲戚要好远离乡,兄弟要好高打墙。”时间长了,家族间难免也有口舌之争。

此时,社会上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周曹村最早成立,附近村庄也都纷纷效仿。那时,我常到周曹村大姑家去出门,听姑父讲他村的新鲜事,记得写了一篇记叙文得到老师赞扬。

街坊有位无儿女的董老伯老俩口,为人正义豪爽,村民们选他当农会组长。他看到穷人种地实在不容易,就和一些人商量成立农业社。

入社群众大体分作四种类型:其一是劳多地少者。此时地主、富农不敢雇长工,贫农无活可干。为了生活想出卖劳力没有去处,还得受穷,便希望合作起来搞生产。其二是像我家这样的有地没劳户,要生活就得种庄稼,又找不到代耕者,希望有人帮助干活。其三是像我外爷家,有地有劳力。虽然不缺什么,但大家的土地连成片。丢下他一家半户怎样耕作?忙不过来找谁去?只好随大流。其四是成份不好的地、富家庭,他们害怕不入社成为落后分子,受到批判斗争,更“积极地”申请加入农业社。

1955年,毛主席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赞扬合作化的好处,批评“小脚女人走路”的落后做法。故市各村便由互助组,发展到劳地各半平分的初级社,又发展到只按劳取酬的高级社,最后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一步步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13)

我家的粮食不够吃

1957年春,城市开展整风运动,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进而是“反右”斗争。冬天,这个运动波及农村,上级派来工作组当领导,召集社员每晚开会,东正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王西平,让我当会议“记录员”。

首先是收集意见,号召群众对党的政策、生产建设、干部作风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开始没有人发言,工作组就对一些会说、敢说的人予以表彰,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于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多半是提出农业社的生产与定人定量,粮食不够吃的问题,有些出身不好的人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第二步是梳辫子,把所记录的问题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公之与众。

第三步是大辩论,通过读文件,学政策,讲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好,粮食定量供应做得对,以此统一认识。

第四步是纯洁阶级队伍,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贫下中农提不同意见者,给以说服教育,宽容原谅。而对于出身不好,历史有污点的人予以批判斗争,连他们的子女也羞得抬不起头来。

故市三组有个叫宋×贵的人,贫农成分。解放前,因家穷被拉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后被提升为团副。有了点钱娶妻生子,便回到家乡务农。由于妻子多病,孩子又多,只有他一个人劳动挣工分,生活窘迫。有一天晚间开会,工作组启示他提意见。他便说了“我家的粮食不够吃”的话。

划分阶级界限时,因东正社(今三组)无地富分子,没有活靶子批斗,便抓住宋×贵的历史问题,说“粮食不够吃”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予以批判斗争。这件事情之后,人们再也不敢说老实话了,以防被抓住是反动言论挨“整”。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14)

遍地挖成黑窟窿

市地处咸水地带,地下打不出甜水。又是缺少雨水地区,冬季缺雪,春季少雨,夏季伏旱,严重地影响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人们只好在家中放几口瓮蓄雨水,或在涝池挖个坎儿井,每天黎明到那里刮津出来的稠泥水等沉淀后使用。

1957年冬,轰轰烈烈的打井抗旱运动开始了。可是生产队底子薄,国家又不给投资,没有钱买砖怎么办?那时,故市老城四街路口都有高大宏伟的城门楼子,又有一尺长五寸宽厚的四棱砖砌的台阶,于是各队组织人员拆城门砖砌井筒。砖不够用,又拆了街中心闻名秦东的城隍庙与大戏楼,还不够,又组织人挖掘砖砌的古坟墓。埋在地下几十年的砖异常潮湿,又有非常恶心的血腥味,全被用来箍井了。

农村干部没有水文知识,打井选址很随意,觉得哪儿方便,就在那儿划个直径六米的圆圈。先由十几个人挖土,到三米深时留个一米宽的二楞,以便下面的土往上传递。等到六米深时,放下一张直径有四米、边宽一尺的木头圆盘,在上边一层层砌砖,达到两米高度用绳子捆紧。再由四个精壮小伙子一人占一角先从中间挖泥土,再慢慢向边伸延,最后掏空木板下边的泥土,使砖砌的圆筒慢慢下沉,依次反复轮作。到十米以下才会出现浑水,一尝,尽是又苦又涩的咸水。

在井口上方,会架起一个三角架,上边装上滑轮,一条三十多米长的粗绳穿过滑轮,绳下吊个大水桶,在井下边挖的人把泥土装在桶内。井上有十几个人奋力拉绳,把泥土运上来倒掉。井下见了水就得昼夜不停地挖,稍有懈怠,新掘的井便会报废。等水淹没了砖砌的圆筒,再一层一层地往上砌砖,一圈圈地填土夯实,直到井口用砖箍结实才算完成。往往打成一口井需要月余时间。

打井运动是集体作业,出现了许多模范人物和事迹。东正社(现故市村三组)有个十六岁名叫刘丁法的小青年,干活勤快、麻利,人们送他一个雅号叫“十八春”。同时,在打井中,由于作业不当或地质问题,曾出现几起倒塌事件,皆有人员伤亡的事故发生。

当时故市有句顺口溜,“打井拆了城门楼,遍地挖成黑窟窿。”故市周围打了不少井,都是咸水,水量很少,基本不能灌溉。那时没有电,提水全靠人力吊水,或在井上架辆水车,像推磨一样转动。来年春旱,井下没有水,上级却要求各队昼夜不停浇地灌溉。为了应付检查,群众只好推着空水车转动,劳民伤财。

六十年代中期,故市大队书记刘进贤请了专业打井队,用机械化操作,也没打出甜水井来。从此再没有人提说打井的事了。

五六十年代市区(五六十年代的故市见闻)(15)

政协渭南市临渭区委员会

民进临渭区委员会(阴金荣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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