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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郭沫若这一生，争议和指责似乎从未远离过他。郭沫若去世后，小平同志对他的悼念词做出了这样的修改。
“悼念词改一改，把伟大两个字改成卓越，郭沫若先生当得起。”
在领导人的心中，他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旁人或许不理解他，但党内领导人对他的生活和处境却非常清楚。
身为文人，他的确创作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佳作。但传统价值观所追捧的文人风骨，似乎并未在他的身上体现。他的争议点有很多，比如二次入党、投奔国民党；比如阿谀奉承，糟糕的私生活。
而这一切变相的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小平同志为何会特意做出批示，改变郭沫若的悼念词？
二次入党，忍辱负重四川乐山是郭沫若的故乡，沙湾区至今还留存着郭沫若故居，供人们参观，供后人认识和了解他。
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无可非议，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但他的身上却有着诸多争议，时至今日，不少人提起他，言语当中都满是嘲讽。
那些被嘲讽的原因，有他个人的错误，比如风流成性的私生活。当然也有时代造成的误会，比如二次入党这件事。
早在远赴日本留学时，郭沫若就和共产主义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极为新潮的思想。它宣扬底层民众的人权，宣扬人人平等的社会，更提出了某些与革命浪潮相符合的关键性观点。
在此之前，郭沫若从未接触过这类带有极强政治性的社会思想。他以文人的角度研究这类思想，不断将之拆分、整合，最后化为己用。
当时的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思潮格外感兴趣，但并没有因此而加入到我党的革命队伍当中。他只是个文人，固有的思维模式，让他错过了最早入党的机会。
不过，缘分已经从此结下，入党也是迟早的事。
1926年郭沫若来到广州，担任大学的文科老师。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众多社会活动家，其中就有周总理和瞿秋白烈士。
这两个人的言行举止，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从他们的身上，郭沫若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了共产主义战士应该是什么模样。
作为见多识广的文人，他也接触过不少种类的思潮，认识过不少社会阶层的人物。而他越发确信，只有共产党带领的队伍，才能给中国指出一个最正确的方向。
陈独秀先生的儿子陈延年同志，当时正担任广东的区委书记，与郭沫若私交甚笃。他写信告诉陈延年：“我想我确定了自己的信仰，我明白余生该为什么事情而奋斗。”
他顺应国民大革命的浪潮，利用手中的笔，写出了众多针砭时弊的文章，号召广大爱国青年投身革命浪潮，救国救民。
然而1927年，反动派领导蒋介石却公然背叛革命，在全社会掀起了反革命政变。此事让郭沫若大为光火，也让他极为不齿。
像无数社会评论家一样，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以犀利的语言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批评反动派背叛国家和背叛人民的恶劣行为。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郭沫若的代表作。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被批判的一文不值，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反派。
也因为这篇文章，郭沫若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号通缉对象，处境非常危险。但他并不畏惧，反而在同志们的支持之下愈发英勇。
1927年，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竟然在我党武装掌控政权的关键性起义行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作为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的副手，为他们草拟文件，传递情报，并且负责政治宣传工作，把南昌起义的影响力扩大到最大化。
过去的种种作为，都是他接受我党考验后给出的答案。所以在这一年，他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愈发紧张的革命局势，也让他的处境愈发危险和艰难。作为上过通缉名单的文人，如果还留在国内，他随时有可能面临被逮捕的境况。
所以周总理认为，我党应该首先保护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者，保存中国文化传承的力量。
他派出一支队伍，把这群学者送到了日本，暂避风头。
虽然日本的形势没有那么紧张，但因为特殊的身份，郭沫若还是受到了密切的监视。他和党组织的联系，自然也就因此而中断。
他本人从未想过退党，更没有想过在最危急的关头置身事外。只是有时候身不由己，长达十年的流亡时间，已经切断了他和党组织的最后一丝关系。
一些不明真相的党员同志，对郭沫若抱以极大的不满情绪。
他们认为他是临阵脱逃，贪生怕死，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再成为一名党员。他们不知真相，因此对他产生了诸多误解。
后来郭沫若回国，其实第一时间就与周总理取得了联系。他们二人的交流属于秘密，周总理也给了他一项更加艰巨，也更加忍辱负重的任务。
周总理告诉他：“你正好可以利用外界的认知误差，接受国民政府的邀请，去他们那里担任干部，帮着我们周旋。”
国民党并不知道郭沫若的真实行动，只知道他已经退出了我党。所以就趁此机会邀请他加入政府，以此成为国民政府提升社会影响力的砝码。
郭沫若明白，一旦选择加入，那就意味着他将背负同胞的谩骂，背负亲朋好友的指责和远离。但是党组织既然有需要，他当然义不容辞。
虽然身在曹营，但他明显是心在汉。他多次为我党传递情报，秘密推动政治宣传工作，贡献不容忽视。
一直到1958年，他才正式恢复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是因为时代的误会，第二次入党，他并未受到多少谅解。
多年的非议，郭沫若一肩扛起。他人的指责，他也并未多做解释。他只知道，自己自始至终，没有背叛过最初的理想和信仰。
郭沫若另外一处被人诟病的地方，就在于他对毛主席的崇拜态度。
有人说：“毛主席确实是全民崇拜的对象，但是郭沫若先生表现出来的态度，未免太过谄媚，好像是故意在阿谀奉承。”
毛主席喜欢文学，喜欢诗词，对于拥有壮志的文人，主席有着颇多好感。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毛主席和郭沫若可谓是志趣相投，当然能够成为好友。
当郭沫若发现主席能够理解自己文章的中心思想，明白自己的精神世界时，他也自然会更多的从毛主席那儿寻找共鸣。这样的行为落在旁人眼里，就成了他故意靠近主席，为自己谋求私利。
但实际上，他们二人已经是老相识了，并且感情一直非常深厚。
毛主席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但在此之前，主席已经看过许多他的文章。
主席最喜欢的一项作品，就是郭沫若改编的历史话剧《屈原》。
这部话剧的时代背景虽然发生在春秋战国，但其中的某些思想和内涵，完全能够与当下的时代精神所贴合。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那些最早觉醒的人，往往会承受最大的压力，甚至会经历最多的痛苦。
许多英年早逝的革命烈士，比如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比如赵世炎同志，比如邓中夏同志，他们都是最早觉醒的那批人，也是最早离开的那批人。
屈原为了理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去不复回。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有着屈原这样的人，才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如果没有屈原，社会或许会变成万马齐喑的状态。
谈到创作时的心路历程，谈到观赏时的内心感受，毛主席和郭沫若二人有着极多的共同话题。他们一见如故，甚至有些相见恨晚。
有一次，毛主席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块破旧的怀表看时间。郭沫若正好在他的旁边，见到了这一切。
他毫不犹豫地取下了自己的手表，递到毛主席的手中，对主席说：“这块手表，请您一定要收下，就当是我们友谊的见证。”
郭沫若的慷慨馈赠，毛主席非常珍惜。他一直把这块手表戴在手上，直到新中国成立，直到国家建设阶段开启，他都没有取下来。
毛主席去世时，这块手表也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所以他们二人是真正的知己和朋友，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有着能够彼此理解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外界所看到的追捧与被追捧、谄媚与被奉承的关系。
郭沫若写下的赞美毛主席的文章和诗句，并非为了博取主席的好感，只是他有感而发罢了。
其实不只是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文学家，对毛主席都饱含浓烈的感情。
至于引起了最多讨论的那句话，“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也没人能够证明这句话是郭沫若亲口所说，亲手写下。
这只是民间的传言，只是后来传言愈演愈烈，就被人们强制安在了他的头上，也成为了大家指责他的一大理由。
改变悼词，彰显地位在国家发展的特殊时期，毛主席特意叮嘱周总理，一定要保护好郭沫若，既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也要保护他创作的文化瑰宝。
1978年，郭沫若临终之前，还回顾了自己这一生的历程。他充满感情的说：“我对党和国家所做的贡献实在太少了，有愧于党对我的关心。等我死后，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共产仙乡吧。”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与世长辞。他去世当天，相关单位就发布了讣告。讣告当中写，郭沫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在他去世6天以后，郭沫若的悼念词被摆在了国家领导人小平同志的办公桌上。
小平同志看了看纸上的文字，做出了批示。他要求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这句话中的“伟大”二字，改为“卓越”二字。
在追悼会上，所有前来送他最后一程的亲朋好友，都对他的离开表示不舍和惋惜。在人生的终点，他获得了认可，获得了尊重。
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这是小平同志对他的评价，也是党组织对他的评价。
不可否认的是，郭沫若这一生确实犯过错误。某些被人指责和诟病的地方，确实也是由他个人造成的。但是，我们需要正视他的人生经历，了解那些时代造成的误会，了解背后的真相，全面的看待他的是非对错。
人无完人，他自然并不完美。但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对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历史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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