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内展出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爆成功场景。图/FOTOE
1962：在两弹一星的“至暗”时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一转眼，已是1962年下半年。张爱萍的报告《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上送中央已大半年，依然没有动静。
60年代初，国家处于经济极端困难的时期。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刘少奇指示，先摸清情况再说。这份报告，就是张爱萍受中央所托写出的调查报告。
这封“绝密件”，从1961年11月起，一直压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张爱萍将军遇到焦虑的事时总爱用他的四川家乡话说：“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但滚油煎的时刻，也是转折的时刻。两弹一星事业，即将峰回路转，惊天一响。
北戴河之争
两弹是“下马”还是“上马”的争论，在1961年夏于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上达到了高潮。大家一起洗完海水澡，上了会场就吵得面红耳赤，直拍桌子。
争执的一方，是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另一方是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陈毅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这个原子弹氢弹导弹搞出来！”对方则说：“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主张下马的人说，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工业基础薄弱，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会影响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这样的分析，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当时各方面的形势，确实严峻。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日内瓦谈判，“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因此后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争气弹”）。随着中苏全面交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
更严重的是经济形势，粮食极其紧缺。1961年1月，中央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指出“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
对于当时的困难，何祚庥有着亲身的体会。中苏关系恶化后，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他奉调回国，到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参加氢弹的预研项目。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60年12月底开始氢弹预研，但因为经费原因，只能开展理论研究。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指示他们：“第一要省钱，第二要省钱，第三要省钱。”
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范济生曾回忆，那段时期，身为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处于压力中心，异常焦虑。他说，不能退，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会骂我们的。“我很着急，每想到这一点，我就睡不着觉。”
会上，聂荣臻在发言中说，两弹研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导弹研究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装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两弹研制正在稳步取得进展。特别是有一批非常爱国的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这个时候决不能放弃。
会前，他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状况的资料报送毛泽东参阅，资料中提道：“现在已经到了洲际导弹时代，防洲际导弹的办法只有用洲际导弹进行回击，因此不能生产洲际导弹的国家，其国防只不过是一种慰藉。”对此，毛泽东批示，此件值得注意，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曾担任刘杰秘书的李鹰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主张下马的人主要是管经济的干部，那时经济情况十分困难，他们的想法可以理解，只是不一定有足够的前瞻性眼光。如果两弹暂时搁置，等到国家情况好起来再说，就很难讲了。”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刘少奇发言了，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毛泽东表示同意刘少奇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1966年12月26日，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标志着中国导弹技术达到一个新水平。聂荣臻与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等在导弹发射架前合影。
“烧脑”的报告
在聂荣臻的建议下，中央军委把调查原子能工业状况的任务交给了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
张爱萍说自己“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建议请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曾就读武汉大学物理系的刘西尧一起参加调查，军委同意了。出发前，他还专门去见了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请他赐教”。二机部部长刘杰陪同参加了这次调查。
1961年10月9日，张爱萍、刘杰、刘西尧乘坐军委派出的伊尔14专机，从北京出发，用三十多天考察了二机部主要的厂矿和研究机构。
张爱萍每到一个地方，只问四个问題：一是，你担负的是什么任务、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进度和遇到的难題；三是，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四是，满足了这些条件，最快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
回京后，他们向聂荣臻作了汇报，又向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汇报。林彪态度很坚决，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11月14日，经共同商量，以张爱萍、刘西尧的名义，向中央写出了《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报告共约5000字。它有别于以往向最高层行文的惯例，更像一篇学术论文，充满了数字和技术名词，带有明显的项目可行性论证书的特点。
报告提出，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子弹已经基本通过了科研阶段，当前的困难更多属于工程性的问题，而工程性的问题是可以预测的。虽然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
因此，报告的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决心，在于组织和协作。
“1964”这个时间节点，是起草这份报告时的一个争议焦点。
对此，之前二机部也讨论过两次。第一次是1959年，苏联停止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后，中国原定1962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计划无望，二机部向中央提出了制造原子弹“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的新设想，中央也下达了“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命令。第二次是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二机部依然把目标定在了“争取1964年”上。这次是第三次。
张爱萍提出写1964年，刘杰建议写“1965年，争取1964年”，刘西尧同意刘杰的意见。但张爱萍还是坚持写上“1964年进行核爆试验是可能实现的”，他说，既然有把握，为什么往后推？
报告还算了细账，并对任务进行了分解。
这是一个听起来有些吓人的清单。例如：生产二氧化铀所需的特种树脂（专门用来吸附矿石中的铀），明年需要320吨，而今年才生产了20吨，还不到1/16。这个任务，报告中建议交由工业水平最高的天津和上海来解决。
其他还有，放射化学工厂（用化学方法从原子反应堆中提取钚）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所需非标准设备82000台件，由一机部负责42000台件、三机部15003台件；所需新技术材料240项，冶金部负责200项，化工部8项，建工部19项，轻工部11项，等等。“技术专家、领导骨干、医疗和其他保障人员，还需要分别再增加80％到90％。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抽调。”
至于经费，报告测算：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元。
不难看出，这是一份“烧脑”的报告。可能正因此，报告由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圈阅，送到中央书记处后，邓小平批示：“送主席、周、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1961年11月17日这封“绝密件”送到毛泽东案头后，被一直存放到了1962年底。
1964年，身穿防化服的张爱萍摄于核试验场。图/新华
“形势比人强”
报告压在毛泽东的案头之时，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用毛泽东的话说，形势比人强。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闭幕后，毛泽东离京赴外地，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
4月19日，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担任组长，统管财经工作。陈云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将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
大陆经济形势严峻，让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来。1962年上半年，台湾方面反攻的军事准备工作达到最高峰。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南京军区的部队开始向福建方向集结。东南沿海上空，战云密布。
西南的中印边境，形势也越来越紧张。印度方面不断推行“前进政策”，仅1962年上半年就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约24个新哨所，战争一触即发。
6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杨成武、许世友等，听取东南沿海形势的汇报。他说：“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这是毛泽东对“两弹”应继续攻关的第一次明确表态。
聂荣臻办公室原主任周均伦曾著文表示，在他看来，毛泽东对继续攻关两弹的犹豫，就是从此时开始消解的。
国际局势日益紧张，中央很关注二机部的工作进度。周恩来不止一次问刘杰，美国记者埃尔索普对我国核爆炸时间（他1962年预测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推测，我们能实现吗？
外交部部长陈毅也多次问刘杰：“我们原子弹什么时候响啊？你们早一点搞出来，我在外面腰板也硬气一点。”他还说，世界看中国主要看两件事，一是粮食，一是原子弹，搞不出原子弹这个东西，别的都是空的。
这些话，让刘杰深深感到分量。
1962年8月，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1965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总体目标，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回京后，刘杰主持二机部党组进一步讨论修改，并经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审阅后，于9月11日以二机部党组的名义正式上报中共中央。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分会文史项目部主任谢东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杰的这份报告，对促使毛泽东和党中央最终拍板，决定两弹不“下马”，起到了直接、关键作用。
1958年，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先后建成。图/新华
“中央专委的决定，那就是命令”
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国防工办关于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原子弹研制情况的汇报。
罗瑞卿汇报“争取1964、最迟1965的总体目标”时，刘少奇插话说：“要努力搞，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果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可以。但不努力就不对了。”刘少奇同意“应有专门机构抓”的建议，说：“对两弹，中央要指定人负责。现在起就搞个委员会，导弹和原子弹是要两个委员会还是一个委员会来抓再考虑。”
根据会议决定，10月30日，罗瑞卿向中央写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没有提及1965年这一时间后限，只说“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
邓小平11月2日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核阅。退瑞卿。”
第二天，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批示中，他在“1964年”“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和“最好是总理抓”下画了道线，在贺龙、富春、张爱萍三个人名字下画了线，还把王鹤寿的名字勾到了前面。
关于两弹的“上马”“下马”之争，至此彻底画上句号。
11月17日，“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
中央专委主任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担任，正如刘少奇所说，这个重担非他莫属。专委会拥有7位副总理：贺龙（兼国防工委主任）、李富春（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先念（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兼国家经委主任）、陆定一（兼中宣部部长）、聂荣臻（兼国家科委主任）、罗瑞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7位分管部领导：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核工业部部长刘杰、航空工业部部长孙志远、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化学工业部部长高扬。
仅在成立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就连续三次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
成立当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并决定设立专委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任常务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兼任副主任。
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二次会议。林彪曾提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次会上，明确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因为当务之急，是要先炸“响”，让世界听见。专委会要求二机部将目标放在1964年国庆15周年试爆原子弹上，至于运载工具的问题，可以下一步再考虑。
这次会议还限令各有关部门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优秀人才500名，调配仪器设备1100多台，“有些技术设备可由资本主义国家引进”。
中央专委，堪称建国以来级别最高、权威最大的工程指挥部。这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做任何决定都采取当场拍板的方式，由主管部长负责，保质、保量、限时完成。刘杰说，有许多项目是无法预知的，所以有时在专委会上一提出来，就使主管经费的领导为难。
钱学森曾回忆说：“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那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
在这个体制下，整个国家机器高效运转起来，就像原子核在高速撞击下发生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5年3月，中央作出扩大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改称为“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从此之后，中国的核弹（原子弹、氢弹等）、战略导弹、战术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核电站等一系列尖端科技工程项目，都由这个委员会领导。
1965年八九月，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分别向国际组织提交了一项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条约草案。1968年6月联大核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3月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保证不研制、不接受和不谋求获取核武器。
张爱萍之子张胜曾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张爱萍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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