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从这两句话，便可以看出古代士人即读书人的超然地位，以及商人地位之低。
所以古代文人多是一些自视清高之辈，他们认为读书最大的意义便是谋取功名，即便是杜甫都没能逃出这个怪圈，杜甫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却遗憾落榜。
文人自然会写作，不过古代文人写作不像现如今的那些作家靠稿费度日，他们写作只是为了抒发内心情感以及政治抱负，对他们而言，写诗赋文就像现代人喝茶一样，纯属是修身养性的业余爱好。
不过明末清初时期有一位文人就十分特殊了，他从来不以文人身份自居，反倒是经常将作品拿去卖钱，甚至自己也涉及商贾之事。这在现在看来很正常，不过在当时却属于离经叛道，因此他在当年没少受到一些自视清高之辈的指责。
这个文人便是李渔，他的文学成就比起那些指责他的凡夫俗子就像是拳击手与婴儿的力量差距。李渔平生酷爱研究戏剧戏曲，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著作《闲情偶寄》当中所涉及到的戏曲知识十分全面以及深奥，对整个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发展都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李渔也因此被一些后人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关汉卿等人也曾获得此等殊荣，不过这只是个人见解的不同，毕竟一千个读者尚且有一千本《哈姆雷特》，更何况是对一个人的评价。）
李渔的特殊，要从他的童年谈起。李渔小的时候家里甚至都没有自己的房子，而是住在村里的一个破祠堂里，祠堂是用来祭祀祖先的，与死人相关的地方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吉利的，李渔儿时住在这种地方，可见其家境究竟有多么贫穷。
李渔所居住的那个祠堂位于夏李村，村里有不少人为了谋生都跑去外地做生意，李渔的大伯李如椿也在江苏开了一家药铺，生意兴隆，后来李渔的父亲李如松实在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便带着李渔跑去投奔李如椿。
过去后，在李如椿的帮助下，李渔家境有所改善，李渔也得以步入私塾读书，闲时会在大伯药铺中帮一些忙。在大伯的言传身教以及耳濡目染下，李渔充分了解了商人这一行业的艰苦，他也受起了对商人的偏见，这也是他后来不忌讳卖文从商的最主要原因。
不久后，李如松去世，李渔家中失去了顶梁柱，此时的李渔已经及冠，并且饱读诗书多年，他深知若想更改命运，就必须要考取功名。
公元1639年，李渔满怀信心地前去参加乡试，却不幸落榜，这并不能说明李渔知识储备文学修养不过关，毕竟古代科举考的东西实在死板，便是杜甫，韩愈，孟浩然这些人也曾名落孙山。
此番科举过后，没几年清兵入关，整个大明王朝随时都可能覆灭，李渔也彻底失去了自己通过科举谋取功名的机会，他开始躲避战乱，四处隐居。
后来，李渔来到了受战乱影响较少的杭州，杭州虽美，可李渔一个外乡人，又是囊中羞涩，实在是难以在此地立足。在困境中，李渔想起年幼时跟大伯所学，便对市场进行了一些走访调研，发现杭州不少百姓甚至是一些达官贵人都对小说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李渔便走向了一条卖文谋生之路，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作家。
《闲情偶寄》
短短数年内，李渔就写出了《风筝误》《玉搔头》等多部戏剧以及两篇短篇小说集，他的笔名“湖上笠翁”也在苏杭等地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以及影响力。
士农工商四大阶级，文人怒骂李渔离经叛道，农民工人对李渔的戏剧痴迷无比，商人则拿李渔的盗版书籍去赚钱，为此李渔没少跟这些人作斗争，他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捍卫自己著作权的作家。
在这之后，随着出名，李渔的作品越来越好卖，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以及金钱去游历增长自己的见识，史称“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且食所未食，尝所未尝。”所以李渔晚年的作品，更有灵魂，其代表作《闲情偶寄》便是在康熙十年，游历完多地后而写。
公元1680年，69岁的李渔贫病交加，与世长辞，他的一生并不算长，但他对中国戏剧界的影响却持续了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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