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是戴笠的得力助手，解放前曾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总务处长、云南省站少将站长、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等重要职务，1949年12月被逮捕，作为战犯接受改造。
1960年，沈醉被特赦，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照顾下重获新生，还曾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得到周恩来的关心和鼓励，对周恩来充满崇敬之情。
以至于周恩来病重时，沈醉说出了一番肺腑之言......
沈醉被特赦，周恩来交给他一项“任务”1959年，新中国发布了第一次特赦令，第一批被特赦的人员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等10人，沈醉没有进入特赦名单。
沈醉
此时，距离1949年12月9日沈醉被逮捕，关押在原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办公室已经过去了9年多。这一次没有得到特赦，沈醉有些沮丧。
杜聿明与沈醉告别时，郑重其事的对他说：“你不能泄气，没有理由泄气，既有第一批肯定会有第二批第三批，你今天还不符合特赦的标准，好好再争取一下吧！我在外面等候见你。”
沈醉正因为这件事难过，气呼呼地说：“我还不合特赦标准，当然比不上你。”杜聿明没有生气，反而大笑起来：“老弟，请记住时间，你还不满10年嘛！”
杜聿明
沈醉听了觉得有道理，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自那以后，他更积极的参加学习，加快了自我改造的步伐。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出炉，沈醉终于得到特赦，与他一起被特赦的还有李仙洲、范汉杰、庞镜塘、罗历戎等11人。
之后，北京民政局把沈醉等人从战犯改造所送到北京崇文门，安排他们住进崇内宾馆，宾馆条件非常不错，沈醉和宋瑞柯住在同一个房间。
第二批部分特赦人员合影，右一为沈醉
另外，民政局工作人员还告诉大家，今后的生活补贴为每人每月60元，先要在北京各地参观、学习三个月，再到红星公社劳动一年，之后组织上会给他们分配工作。
这样的待遇和优厚条件，是沈醉没有想到的。自从特赦后，沈醉在生活上得到党和国家的优待照顾，在思想上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帮助，他的心里感动不已，唯有尽最大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给予的这份希望。
安顿好后，沈醉决定走出房门，看一眼热闹的北京城。时隔十多年之久，第一次无拘无束走在大街上，沈醉的心情是兴奋的，也是骄傲的，他忍不住想大喊：“我已经是一个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啦！”
沈醉
但最终，沈醉还是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走进附近的商店买了一瓶墨水，他要用这瓶新墨水把崭新的生活一一记录下来。
后来，沈醉和其他特赦人员一起参观了规模宏大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结构精巧的农业展览馆、气势恢宏的民族文化馆和独具匠心的军事博物馆。
这四座建筑，是新中国不断前进的有力证明。经过这次参观，沈醉发现如今的新中国就像一艘巨轮，正在破浪前行，他对祖国的了解又加深了几分，对祖国的热爱又增强了几分。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春节，这注定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春节。
回顾40多年的的种种，沈醉感慨万千。在旧社会，他为蒋介石和戴笠卖命，每天心惊胆战，晚上只有摸着枕头下的手枪才能安心入睡。而现在，生活在新中国，他不用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满足和希望。
因此，沈醉度过了40多年的人生中最热闹、最欢乐、最难忘的春节。
正月初四，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向第二批特赦人员宣布了一个消息：“周总理准备接见第二批特赦人员。”
1963年，周恩来、陈毅等人与特赦人员及家属合影
这个消息让沈醉惊讶，也让沈醉感动，他没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会抽出宝贵的时间接见他们，这对正努力追求进步的特赦人员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激励啊！
1961年2月21日，也就是大年初七，北京民政局主任带着沈醉等第二批特赦人员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厅会客室，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他们。
一开始，周恩来依次和每个人一对一单独谈话。后来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讨论国内外的时事 。
和周恩来谈话前，沈醉心里异常紧张，从前派人监视、跟踪周恩来的回忆，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他的脑海。
轮到沈醉和周恩来谈话，他真诚地向周恩来道歉，并请求周恩来的谅解。周恩来听了，故作严肃的说：“你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我起作用，只是当了我的义务随从。”
周恩来
看到沈醉露出吃惊的表请，周恩来讲述了一件往事。
有一次，周恩来入住上海新亚酒店，不久便发现自己被特务跟踪，就连房间的服务生都是特务冒充的。即便如此，周恩来照样每天按原定计划出入酒店，与同志们碰面、长谈、互通消息。
说到这里，周恩来诙谐地问沈醉：“当时你们一个也没发现吧。”沈醉猜不透其中的内情，摇摇头：“是的，一个也没有发现。”
紧接着，周恩来道出其中的“玄机”。原来，周恩来之所以敢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活动，是因为早就想好了与特务“周旋”的对策。
事情是这样的，国民党在周恩来身边安插特务的同时，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酒店工作人员，保护周恩来的安全，并给他传递消息。
外出前，周恩来会把想要约见的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并写明见面地点：电影院。周恩来外出坐车、吃饭、逛商店，都会遇到自己的同志。在特务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在暗中把纸条交到同志们手上，消息就这样传出去了。
在电影院，周恩来的位置附近都是他想约见的人。电影开场后厅内漆黑一片，特务们找不到周恩来，只能去门口等候。在这期间，周恩来已经和同志们顺利接头。散场后，其他同志跟着人流走，丝毫不会被特务察觉。
周恩来这么一解释，沈醉这才恍然大悟，直呼这种办法真高明。
沈醉和女儿
说完这段往事，周恩来话锋一转，严肃地说：“共产党只有阶级仇恨，从不讲个人恩怨，处处是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沈醉仔细聆听，时不时点头回应。周恩来说的话，他深有体会。
接受改造的11年里，战犯改造所里的工作人员，无论是管理员，还是高级公安干部，给予战犯们关怀和照顾，从来不带私人恩怨。
但周恩来那句“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沈醉表示费解，诚恳地问道：“今后我能做一个奉公守法不做坏事的人，就算不错了，我还有什么条件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啊！”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你的条件很多，只看你做不做。你跟在戴笠身边这么久，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材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听了周恩来的话，沈醉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原本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只能潦草度过，周恩来的话为他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整个人豁然开朗起来。
就在这时，谭震林副总理走了进来，称有要紧事汇报，周恩来便和他一起离开了。
中午12点钟，到了午饭时间，周恩来风趣地说：“今天南方人多，但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饺子。今天只吃饺子，后面没有准备菜，大家一定要吃饱，不要饿着肚子回去。”。一番话后，在场的人都笑了。
由于事务繁多，周恩来需要离开一会儿，陈毅便带着众人向餐厅走去。餐厅不大，共有两个圆桌，沈醉坐在靠墙的位置。
这时候，服务员端上来四盘冷菜。陈毅招呼大家先吃，周恩来还没到，大家都不好意思动筷子。陈毅笑了笑，拿起筷子先吃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此时。只有沈醉旁边的位置是空的，他便走到沈醉身边坐了下来。这个再平常不过的举动，却让沈醉心底涌起一股暖流。
当年，沈醉冒死为蒋介石和戴笠效力，常年承受着蒋介石和戴笠高高在上的态度和永远命令式的口吻。尤其是蒋介石，与他见面，有时甚至得不到一个座位，全程都只能站着。今天，周恩来接见他们，是那么和蔼可亲、温文儒雅，沈醉心里充满感动。
临别前，周恩来握住沈醉的手，再一次对他说：“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沈醉把周恩来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并把写书当作自己后半生要做而且要做好的事情。1962年，沈醉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同年，他出版了书籍《我所知道的戴笠》。
1963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第一、二、、三批在京的特赦人员和家属，并挨个向大家敬酒。
当周恩来敬到沈醉这一桌时，风趣地对沈醉说：“沈醉你害了我。”沈醉有些不解：“我绝没有敢再害总理之心。”
周恩来笑了：“你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我花了一个整晚的时间，一口气把它看完，因我过去知道戴笠不少的情况，但联系不起来，你的材料就讲清楚了，我一看就放不下来，所以我说你害我少睡了一觉。”
沈醉也跟着笑了起来：“我以后写短一点，就不会再害总理睡不好了。”
周总理用鼓励的语气说：“以后还要写，不论长短都如实地写。”
周恩来
席间，周恩来宣布了一件事情，让大家明年春天到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走一走、看一看。
最后，周恩来和大家合影留念。那张照片，沈醉一直珍藏着。
1964年3月10日，沈醉、杜聿明等30余人坐上由北京开往南京的列车，开始了一场为期数月的“参观之旅”。
考虑到有些人年纪大了，生活上需要照顾，组织上同意他们带上家属。如果家属不在身边，可以带上子侄。除此之外，每个人补贴200元。
这次“参观之旅”从春天开始到秋天结束。
1964年，沈醉（左一）等人在南京
安全返京后，周恩来非常关心大家的情况，问政协领导人：“大家的身体怎么样？”
这时候沈醉才知道，之所以一路上受到最大的照顾，都有赖于周恩来的仔细关照。
原来出发前，周恩来特别交代政协负责人：参观过程中要合理安排，不能让大家太劳累；乘坐火车购买软席下铺；吃的饭菜不要放太多油......
这一点一滴的用心，让沈醉深深感受到了周恩来身上的温柔和力量。
得知周恩来病重，沈醉担忧不已1975年冬日的一天，有人告诉沈醉：周恩来病重。得知这个消息，平时总是笑脸迎人的沈醉，此刻郁郁寡欢。周恩来是沈醉尊重、敬佩的人，此时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浮现在他的心头。
晚饭时间，沈醉扒着碗里的饭，却始终没有胃口。到了深夜，他心里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沈醉骑着自行车去单位上班，由于魂不守舍，多次与别人的车辆“擦肩”而过，有几次差点被撞倒。
沈醉
到了单位，沈醉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办公室走去，脸上忧心忡忡。同事们看出他情绪不对劲，连忙问道：“出什么事了？”
同事们的关心，让沈醉顿时哽咽了起来，他声音颤抖地说：“周总理的病加重了。”在场的人听后，都流下痛心的眼泪。如果不是在单位，大家恐怕会忍不住号啕大哭。
从那时起，沈醉默默牵挂着周恩来的病情，经常为他祈祷，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沈醉心情忧郁地对杜聿明说：“若能剖股疗亲，我愿割肉为总理治病。”
他还把这种想法用一首诗表达出来，诗是这样写的：“剖股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更捐十岁添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写完这首诗，他拿给杜聿明看。
杜聿明被沈醉的态度感染，也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也愿捐献自己十年、二十年的寿命与周总理，让他老人家多活几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周恩来逝世
当广播电台播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沈醉正骑着自行车行驶在上班的路上。惊闻噩耗，他止不住的流眼泪。尽管他和全国人民都希望周恩来能挺过这一关，但这个愿望最终破灭了，周恩来还是走了。
在街上，沈醉看到马路上的行人纷纷泣不成声，民警们一边哭，一边劝行人注意安全，满街的人笼罩在哀伤之中，场面催人泪下。
周恩来一生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人们为他的离世感到深深的悲痛，此般深情着实令人触动，也让沈醉感动不已。
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将被运往八宝山。长安街到八宝山沿途的道路两旁，挤满了赶来送行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沈醉挤在人群中，久久凝望着灵车驶来的方向。
当灵车出现，人群中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啜泣声、痛哭声。灵车的驾驶员似乎听到大家的心声，把车开得很慢，想让大家多看一会儿。人们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把眷恋的目光投向灵车，舍不得少看一眼，目送灵车完全消失在街口，仍然不肯离开......
周恩来逝世后，沈醉每天心事重重。短短几天时间，他骑着自行车撞倒过别人，也被别人撞倒过，只好改乘电车。每天先乘电车到天安门，再换乘其他线路的电车到单位。
晚年，沈醉始终牢记周恩来的话晚年，沈醉一直住在北京，享受副部级待遇。他的房子不大，卧室只有十多平米。由于没有专门的书房，只能在卧室里放一张写字台。
他一直在履行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
1983年，79岁的沈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后半辈子没有别的宏愿，就是要写10本书。目前已出版6本。我本是一介武夫，不是文人。但我牢记当年周公对我说过的话：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沈醉接受采访
记者问：“沈老伯，原来你写书还和当年周公这一段教诲有着直接关系呀。”
沈醉说：“就是从那次谈话之后，我牢记周公之训，笔耕不止，把这当成为人民、为人类做些好事的最基本表现啊，也算不负周公恩来的一番苦心。”
1996年，沈醉逝世，享年82岁。他一生笔耕不辍，出版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我这三十年》、《冤家路宽》等多部作品，总计200多万字。
后记在《我这三十年》中，沈醉写道：“毛主席和周总理，这是我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了的两位恩人！是他们使我重获新生，是他们给了我一个‘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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