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国古代陆、海丝路及历朝丝路政策之演化
丝绸之路这一说法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9世纪提出。它由陆地和海洋上的众多通道构成。陆上丝绸之路一般多指西北丝绸之路，其实还包括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东北亚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又称南海丝绸之路，线路涵括东洋、南洋及西洋航线。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道（西域主要包括新疆及中亚），丝路一般被认为由此开通。更准确地说，这时在国家全力介入下，此条丝路始得畅通。西北丝路除商贸，还关系到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汉朝开拓丝路更是为了扩大经济、政治等战略纵深，寻找抗匈同盟，抵御匈奴的经济掠夺、军事侵扰。由于欧亚草原几无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游牧族群活动区域的辽阔及其对物质交换超乎一般的渴求，陆上丝路中的草原丝路格外畅通、活跃，可谓自古以来就被踏出，几无间断。与秦汉并立的匈奴即通过草原丝路连通中原及其他地区，并与两汉争雄西域。
隋唐，特别是唐前期，国力强盛，对外“开放”，陆上丝路空前繁荣。玄宗时，唐在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后，西向发展受阻，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于数年后又起，陆上丝路盛极而衰。中国的海上丝路于秦汉已初步形成，经三国至隋，唐宋时臻于繁盛。唐朝也积极经营海上丝路，设置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使。而西域等各文明的传来还深刻影响着唐的社会风貌，中华文明更是向外辐射，以至现今海外各地称华人聚集区也为唐人街。
两宋幅员及国力皆不比盛唐，陆上对外通道又受边疆政权阻隔，丝路贸易大受限制。但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得以从海路向外出口大量货物，特别是南宋，国土缩小、航海等技术却日益发展，更积极地发展海外贸易。此又带动了两宋各方面的长足进步。与宋并立的北方民族各政权多纷争、更迭，无疑会影响其对陆上丝路的利用，但与其相关之丝路仍有发展。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大做转手贸易而获厚利，并沟通了东、西方交流。辽、金由于西夏、宋之阻隔，积极开拓草原丝路，东北亚丝路也获重大发展。
元朝是陆、海丝路的巅峰期。欧亚大陆被打通后，蒙古统治者到处开驿路、设驿站，行人“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草原丝路更获空前发展，元在“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处”，促进了岭北行省与中原及亚欧各地之交往。元朝对丝路的经营是全方位的，其设云南行省等，又以统一政权之力推动西南丝路发展；对高丽的管控也带动了东北亚丝路的前行；特别是还拓展宋朝海上航线，极力开拓东、西海上交通。蒙元帝国横跨亚欧，以往的丝绸之路某种意义上基本在帝国之内，它把中华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及伊斯兰文明连接了起来，中、西交通也正式开通。元朝丝路的极盛与东、西文明的双向传播对元朝及世界都意义非凡，甚至有学者认为蒙元帝国时期已出现全球化。
明朝由于蒙古势力的存在，陆上丝路大受制约，但仍不绝如缕。同时，明蒙贸易虽受二者对立关系影响，也仍持续未断，特别是在明蒙隆庆和议之后；而瓦剌等蒙古部落在中亚等地的丝路贸易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东北方面，明朝设奴儿干都司统辖女真，其与女真及东北亚地区的朝贡、互市等贸易也运转不息。朱元璋一度加强对百姓在海上活动的限制。成祖为创永乐盛世，进而证明其正统性，同时也为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延续元朝海上政策，积极开展海外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等地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宣德以降，明朝海洋政策收缩，对民众多加限制。不过，明朝通过海上与世界的交往仍深刻影响了它的发展轨迹。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某种意义上又日趋紧密，甚至有学者认为明已走向近代。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对边疆地区实施了空前有效之统辖。中原与边疆各族群、各族群间及清朝经由边疆与域外如哈萨克、浩罕等的交往与贸易，使得陆上丝路一定程度得以发展。清前中期，作为草原丝路重要组成部分的张库大道更是大放异彩，“茶叶之路”沟通了内地多个区域，及中国与蒙古和俄罗斯等各国的商贸往来。不过，清代陆上丝路总体上已呈衰势。清朝又延续了明朝的海上政策，且因其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建政权，为防范汉族群从海上形成反抗势力，形成了更甚于明的、消极保守的海洋政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清朝被动地卷入海外贸易及世界体系。
02
历朝丝路政策之得失及其对构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并简称。它与丝绸之路虽非等同，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的构建也可从中国丝路及丝路政策的演化史里汲取丰富的经验。当今，各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面临严峻的发展问题，中国的发展情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带一路”于开放、包容精神下，旨在构建基于经贸合作，进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并依之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实现沿线各国互利共赢，推动经济全球化顺利发展，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新启示？
就区域而言。中亚是中国古代陆上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从汉代开始，中国与中亚在多方面就紧密相连，中原政权也往往与包括北族在内的他者在此争逐。现今，中亚五国民族、宗教关系复杂，又与俄罗斯存在历史及现实的密切关联，美国也积极推行其中亚战略。中亚毗邻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各方力量及多种问题于此交汇。因此，当借鉴历史经验，对中亚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妥善处理“一带”延线各国家之间的关系。草原丝路在古代陆上丝路中占据特殊、重要之地位，而处于中国内蒙古的草原丝路连通了古代中国与欧亚草原，更是举足轻重。现今，草原丝路同样应该被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海上丝路对中国的发展极为重要，甚至影响国运，所以现今更应格外重视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就丝路政策而言。首先，由历史可知，开放、通畅、安全的道路交通及包容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对促进中国与各国交往，以及各方发展都能产生积极作用。汉唐盛世的出现与两朝对外的开放态度及积极的丝路政策即不无关联。相反，对外交通阻塞，或消极、保守的海外政策则不利于国家的活力及实质性的发展。比如在西方世界正在走出中世纪、发生重大变革之际，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明大势，消极保守的海外政策严重滞后了中国发展，并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
对外部来说，中国沿丝路转出的物资、传播的文化更是深刻地影响了西域、东亚，乃至世界，比如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对亚洲文明发展之推动。而历史上的中国丝路政策也是和平主义的，这也为当时的相关国家、地区带去了和平与发展。
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都基于经贸往来，因此还应特别注意后者在助力各方经济发展上的作用。在丝路贸易上，汉、唐，宋、元，对商贸本身的重视，乃至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增加了收益及国力。明、清更多地把外贸看成是对朝贡国的怀柔及恩赐，重其政治及外交作用，而忽视它的经济效用，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因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终难以为继，且直接导致错失大的发展机遇。由此，中国在建设“一带一路”中应该是建立在经济合作基础上，倡导共赢，且以此积极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之崛起的担忧、顾虑及误解，增强信任，带动中国及各国之发展。此外，晚清由于官吏对经济、贸易之无知而带来严重损失的事很多，就建设“一带一路”而言，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也当是重要的一点。
回顾历史，立足当下，各国应认真总结古丝绸之路带给今人的重要启示，增进国家间、区域内的合作，通过各方努力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本文作者张光耀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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