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题我们已经向诸位报告过了，现在介绍这一本经翻译过来的因缘。
根据原书上面的记载，“唐天竺沙门般剌密谛译”，我们知道这本经翻译过来的时候，是唐代武则天这个时代。
所谓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在历史上，汉代称呼印度为“身毒”，两个字用得非常妙，身体的身，有毒的毒，是梵音。
后来到了唐代再纠正过来，称为“天竺”，天竺也是梵音，现在确定为“印度”，将来的时代还会不会变，就不知道。
“沙门”是佛学的名称，是现在的读音，古代称“娑门”，要是用闽南语、广东语、客家话的发音，就差不多接近当时的唐音。
在印度的文化里头，凡是出家修道的人，不管是那一个宗教，都统称为“沙门”。
但这是一位佛教的出家人，他的名字是用音译的方式，翻作“般剌密谛”，中文的意义叫“极量”，到了极点，就是说他修道的功夫，已经证到了最高的境界。
本来佛教的出家人，应该称为比丘，不过沿习了当时的习惯，还是叫“沙门”。
他当时把这个经典带到中国来的时候，和达摩祖师的感想差不多一样，都是觉得自己国家的文化快要衰落了，而观察到东方的中国有大乘气象。
达摩祖师当时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心情，就是想找一个文化根基比较深厚的民族，来弘扬和延续佛陀这一个教义。
他当时过来的时候，正好碰到印度的法令，不准佛教的文化向外流传，尤其是《楞严经》，属于密教里秘密的修证的法门，是禁止流传出国。
所以第一次，他想通过航海的方式，带这一部经过来中国，拿我们现在的观念说，在他本国海关就把他挡回去了，尤其不准带这一部经出来。
那么他这个出家人，和任何一个宗教家都一样，不止是佛教，这些人传道的精神，比一般人在传扬文化教育时的热情，都要坚固。
因此，他第二次就把这部《楞严经》的原文，用很小的梵文缩写在绢布上，又将自己两个膀子的皮肉割开，把这个绢布放到肉里头，再把皮肉缝好，等到创口长好了再出国，就不怕出关被查到，这当然很痛苦。
后来通过海路，顺利到了广州上岸，又把这个皮肉重新割开，把这部经典拿出来，是这样一个因缘。
根据我们历史上的记载，等到他这部经翻译完了，这时印度那边的人也刚好追踪过来，又把他给抓回去，可是经典已经翻译完成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前人为了文化，尤其是宗教徒、尤其是出家人，为了文化的传布，慈悲的心念，所谓以坚忍思想救济一切人，佛学称为度众生，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乌苌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
弥伽释迦，也是印度过来传教的一位法师，来自于印度的乌苌国，是当时中印度边境的一个国家，也是出家人。
当时，就是这一位法师在帮忙翻译成汉语，因为他来中国早一点，懂得中国的文字，就由他翻译成汉语以后，所谓“清河房融”这个笔受，再用精美简练的文言文写下来。
在唐代有句名言：“山西出将，山东出相”，清河就在山东，尤其唐代开国的那位宰相房玄龄，唐太宗得力的助手，就是清河人。
清河房家这一族，当时是个大族，就是世家，同唐代的皇帝李家一样的，血统都有外族的混血。
房融本身并没有当宰相，他那时的官职，最多相当于现在行政院的委员，兼一位部长。
不过他的官职是中书门下，就是兼任皇帝武则天的秘书，又兼总务。
外加一个“同平章事”，有时候还要参与行政工作，就是重要的行政会议，他也是要参与的，就是这么一个官职。
他本身并不懂梵文，所谓“笔受”，最后确定下来的文章，才是他写的。
语意是般剌密谛和弥伽释迦，他们这两位翻译的，实际上还不只两位，在唐代的译经工程，都是集中了很多的人才，彼此商量、讨论，而这位房融先生，他是主笔。
等于我们这一代的翻译家，西洋翻译过来变成中文，像辜鸿铭本身懂外文，另一位林琴南就不懂外文，可是同样也翻译了很多西洋人的诗、西洋文化的书，我们小的时候最喜欢看他翻译的《茶花女》。
他的文笔非常好，是过去中国那种旧的文笔、半新不旧的，就是“鸳鸯蝴蝶派”这种文笔，那个时候这种写作方式非常有名，足足影响了一个时代，我们老一辈子的，大概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文学笔调的影响。
林琴南的翻译，是让懂外文的人，先来讲给他听，然后，他抓住重点来写，这个在翻译里头属于“意译”，因为是“意译”，所以翻译文字时就不那么讲究忠实了，不是一句盯着一句的。
关于本经翻译的这个经过，本来想简单明了把它带过去了，然后将前面这一段，用佛经的惯例来说清楚，就是一本完整的经会包含时间、地点、参与的人。
第一，讲时间，释迦牟尼佛在什么时间说的；第二，讲地点；第三，讲当时参与的人，等于我们现在的会议记录，当然没有像现在一样签了名，但是有哪些人，至少有记载，这是佛经翻译的一个惯例。
我们现在叫佛经，实际上是佛在世的时候，他们师生之间的对话录、讨论记录；也就是弟子们提出问题来问他，佛当时所作出的解答，都记录下来流传，就称为经典——佛经。
尤其是中国所翻译的，不管哪一种佛经，前面都会加上四个字：“如是我闻”，大家习惯了，一看到这四个字，就晓得这是佛经。
佛经的记录，是在佛过世以后，那些有所成就的弟子们结集起来，所谓“结”，就是大家集中开会，回忆过去佛在生时，他答复问题时所讲的话，再把它完整记录下来，这个叫做结集，古印度就曾经有过三次这样的结集。
所以第一次结集是在佛过世以后，马上就集会了，由佛有名的五百弟子，都是有成就的大阿罗汉来结集，因为佛刚过世，要把他平常所讲的教法，尽快集中记录起来。
那么这些弟子里头，跟着佛最多年、关系最亲的是阿难，他是佛的堂兄弟，也跟着他出家了。
在佛的弟子里头，他“多闻第一”，记忆力特别好，佛每一次讲的话，他都能一言不差地记得。
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一种人，天生有这个头脑，就是四个字“博闻强记”。
据说这种人读书能一目十行，眼睛看下来能够快读，往往一篇我们看了大半天，他一下一页就已经看完了，还能默记不忘，因此读书就多，记忆又特强。
像阿难这个人，以咱们中国文化来讲，他的天才就是博闻强记，在佛教的记载里就称他“多闻第一”，博闻强记，记忆力特强。
所以第一次结集的时候，要把佛说过的话记录下来变成佛经，这个时候，大会主席是佛的大弟子大迦叶，是佛的得法弟子。
可是，大迦叶等等，这五百罗汉修持的功夫和见地都有，一个人学佛，见地是学问思想的见解，智慧的成就，功夫是修证的成就、修持的成就，两者缺一而不可。
可是有一项本事却没有——佛在哪里说过的话，不能完全记忆，都只能是零星地记住一些，这时，就必须要找一个博闻强记的人，那么就要找阿难来。
阿难自己这个时候，因为学问好了，修道就困难了，博闻强记，在世间法来说是个好事情，在修道上就是个大障碍，叫做“所知障”。
我们之所以不能成道，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烦恼障，心里的思想、杂念、情绪太混乱，不能证道；一种是所知障，学问越好、知识越多，对于成道越是困难。
所以以学佛来讲，知识越高，烦恼越多；学问越好，证道越难；又有学问，又能证道，那就真的很难得了！非常非常难得！
而阿难本身的障碍就是这个多闻，知识掌握越多，就是不能成道。
所以当时的主席就把会场关闭，不准他进来，这是对阿难的教育法，这个故事在经典上、在禅宗里头最喜欢讲他的。
阿难就在外面难过地哭，他说必须要我进来才能集结，主席迦叶尊者说，你不行，你没有资格进入会场，因为你没有得道，他说我们等你，除非你得道了自己进来。
所以阿难这个时候一发狠，当然赶快盘腿打坐啦，拚命用功，不到七天，他证道了，又来敲门，敲会场的门，他说我有资格进来了。
主席迦叶尊者说：既然你悟了，就不需要开门，你就用神通进来吧，阿难就进去了，因此就正式上台，开始讲述佛所说过的话。
所有的佛经记录都是「如是我闻」，因为流传下来的佛经，都是阿难靠记忆背诵出来，然后再由五百罗汉当场来给他作证明，说佛当时确实是这样讲的。
后来“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就变成了佛教的文学，每一本经典都是以这四个字来开始，就是说明这是后世追记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们所说的话，也是说明自己“言有所据”，所讲的都是有所根据的。
了解了这个历史故事后，想到我平时经常讲一个笑话，也不是笑话，是个很大的感想：
第一等人、学问最好的人、有道之士绝不写文章，像释迦牟尼佛，学问那么好、道那么高，一辈子自己没有写过一个文章，所有的经典都是弟子们的记录。
后来看到耶稣也不错，也没有写过一个字。
最可怜的就是孔子，我们这位万古大师，真正是我们的老师，只有他要自己写文章，你看他的弟子们都没有写过书，都靠老师捧出弟子来。
释迦牟尼佛是靠弟子捧出来的，弟子的文章都好，孔子的命就没有佛好，文章靠自己写的，而且弟子们出名，还是靠老师捧出来的。
但中间比较差一点是老子，一边讲不要写，一边还写了五千言。
所以，第一流人不写文章，差一点的人才拼命写文章。
孔子写到子路啊、颜回啊，后世才知道；颜回、子路，自己一个字都没有写过，都是靠老师把他捧出来。
释迦牟尼佛则不然了，一个字都没有动过手，都是弟子们写的。
诸位读书的知识分子，会写文章的人，记得要多找几个好弟子，免得自己写，所以佛的这一点，很值得效法。
第二个，讲时间，【一时】，所有的佛经都是这两个字，这是个大问题，后世的研究发现，几千年以来，咱们印度这个兄弟之邦在过去，对于自己的历史，自己不太重视。
印度过去没有记过史，不像中国，中国在全世界的民族里头，从上古以来，最注意的就是历史，尤其周秦以前，就已经开始注重历史。
到了我们的万世老师、大家所共有的大老师孔子，著《春秋》以后，历代的文人学者都成了历史学家。
所以我经常给青年同学们说，给西方一般研究中国文化史，或者中国哲学史的朋友们说，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非常难研究，为什么呢？
中国过去的史学家，不是现在哟！不是十九世纪以后、十七世纪以后，什么都是专家，专家就叫做博士，博士是专家的代号。
过去不是哦！过去都是真正的通才，过去每一位史学家都是哲学家，也都是文学家，也都是大政治家。
所以文哲不分——文学同哲学不分家；文史不分——文学好的，史学一定很高明；文政也不分，虽然不从政，但都有伟大崇高的政治的理想。
所以，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单从哲学去看哲学，那可以说边都没有摸到！
认为诸子百家就是哲学，诸子百家以外没有哲学——全错了！
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哲学，而且要在中国文学里头找哲学。
文学的代表作：汉文（汉代是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朝的小说、清朝的对子（对联）。这个里头多少的哲学，尤其是人生的哲学观点，都含蓄在内。
所以自己不懂中国的旧的文学、不懂史学，没有办法谈哲学，也没有办法谈整个的文化。
换句话说，讲到文化，必须要通史学，不要认为在中学、大学里头，念了一点历史就懂得历史，那影子都没有！
中国历史，譬如说继孔子以后的司马迁，写一部《史记》，他历史的精神并不在传记上面哦！
司马迁写的《史记》，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不是《项羽本纪》、《刘邦本纪》、什么萧何的世家、韩信的列传，这些都只是传记而已！
他把真正的中国文化，都集中在史记里头的“八书”，就是有八篇大文章：
《天官书》，中国的天文，从黄帝以来到了汉代这个演变；《平准书》，是中国的经济学、财政学；《河渠书》，中国的地理环境与水利的关系，同整个的国家的大政；《礼书》，这是中国文化，等等……
我们平常在念《史记》时，仅仅只是将刘邦（汉高祖）怎么样打天下这些一读，就说“哦，我懂了历史了。”这哪里懂得历史啊？影子都没有，还是不懂中国历史。
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的历史，所谓二十五史，对于司马迁著写八书的精神，都保持了，都继承了下来。
所以，以后在读《唐史》或者《宋史》的时候，你就要懂得看它整个的文化演变。所谓一个文化，并不是故宫博物院那几张画，更不是上台唱两首歌、跳个舞的，是包括了这么多的内涵。
所以我们讲到历史文化，能够把司马迁的“八书”，真正完全了解通达的，不晓得有几人？这在当今的文化里头，是个严重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种话？是希望在座青年的同学你们都要努力，要晓得文化的根在哪里，算不定那天我们要是走了，就再见啦！再见就是带走啦！
从现在起，要读好历史，就要从司马迁的“八书”开始注意了，这才慢慢懂得自己的文化，不是说唐宋元明清我都懂了，就懂中国历史，这是连影子都没有！
为什么要讲到中国文化离不开历史这个话呢？我们是在替印度这个兄弟之邦、这个民族感到遗憾！
因为他们本身不注重历史，一直到十七世纪以后，英国人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换句话，西方人侵略了印度、骗了中国，在这个以后，西方人才注重建立印度史，靠的是西方人。
可是西方人的研究，建立起来所谓的印度史，在我认为大部分还是靠不住，因为保留在咱们佛教《大藏经》的好几种经典里头，有关印度历史的资料，西方人有意不采用。
欧美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有意的、故意的不采用，把它撇开了。其实不采用对中国文化没有关系，对于印度的文化、印度历史是个损失。
我们举一部书来讲，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留学二十年，他走遍了五印（所谓五印：南印度、北印度、东印度、西印度、中印度，言语文字都不同），走遍了那么多国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风俗典故，他都写下来，回国后就出了一部书，当然先送给皇帝了，唐太宗也在全国颁布了，叫《大唐西域记》。
再加上玄奘法师自己留学，这个艰苦的二十年当中，所经过的道路，还不是现在新疆这一带的丝绸之路，这条丝路还是很好走的，但玄奘法师当时走的，并不是那么好的一条丝路哦！
他走的路很辛苦，要经过大戈壁、沙漠，经过天山南北，从北印度过去，这一路走得很痛苦哦！去的时候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五六个人，在路上都死了，可谓是九死一生。
后来他讲自己求学的经过，就是我们平时最喜欢讲的唐僧取经，还有一本书叫《慈恩传》，因为唐太宗后来给他修一个庙子，就是翻译院，叫慈恩寺，这才是玄奘法师取经真正的历史传记。
并不是小说《西游记》上面的，那个靠不住，那是明朝人写的小说，借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的这个故事，另编了一部小说，那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像这一些数据，还不只这两种，西方人在十七世纪以后，研究印度历史，都没有采用它，到现在还是如此。
所以我替他们感到遗憾，也向印度的朋友们建议，想要真正去研究自己的历史，大部分好数据，都保留在中文的《大藏经》里头。
因为印度真正的佛教，到我们宋朝以后已经没有了，阿拉伯回教一侵入印度以后，已经断了、没有了。
到了宋朝以后，能够真正完整的保留佛教、保留印度文化，就只有我们这里的《大藏经》。
可是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学术潮流，我们这个《大藏经》他们不理，不理是有意的，这是很明显。
这些在世界的文化观念里头，是个大问题！我只能讲到这里，你们青年同学们自己好好地去研究。
现在回转来讲，印度的朋友们，第一，对于古代历史观念很缺乏，不大管；也可以说胸襟很广大，无所谓，过去的事就过去，未来还没有来，空的嘛，何必管它呢！这是第一。
第二，印度人过去的文化，对于数字马马虎虎，对于数字讲到多的时候，“十万八千”、“八万四千”，数过没有？没有数过。
我说等于杭州人讲话：那个地方人多得很！多少啊？“木老老！木老老！”，这个“木老老”不晓得是多少了！
呵，印度人讲话统统都是“木老老”，都是“十万八千、八万四千”这样说，所以你看佛经上，经常会看到这些数字：“哎哟，听众有十万八千哪！”。甚至再扩大，是无量无边，那就根本不用谈了！
这是我们在佛经文化里头，所看到的印度文化当时实际情形，如果讲到印度文化里的哲学观点，那就非常高明了，那就要以另一个立场来看。
拿哲学观点来看，世界上所有的哲学观点、包括我们的文化，对不起，在形而上道，我始终说没有办法逃过释迦牟尼佛！
至少在我很浅薄的知识范围内，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哲学，我也都去摸过，真正要谈形而上道，逃不过释迦牟尼佛的手心，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至于人文文化，对不起，没有办法可以跳过我们的万世师表孔子的范围。
至于拨乱反正之道，也对不起，没有办法，谁也比不上道家老庄之道，拨乱反正之学，那是谁也没有办法超越的。
所以在我们唐宋以后，中国文化儒释道这三家，各有他的长处。
因此，我常告诉青年同学们，我们这三位老师，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可以把所有的教主都请来，排排坐，吃果果，我说我也不反对。
不过你要搞清楚哦！我们过去这三位老师，其中有一位是请来的，就是归化中国的释迦牟尼佛，讲形而上道，他是最高明。
至于人文之学，所谓治平之学，治国齐家平天下，没有办法跟孔子和孟子两个比；拨乱反正、救世济危难之道，就没有办法逃过道家、老庄之道。
这三位都是我们的老师、根本教授，现在又聘了两位外国来的耶稣、默罕默德做客座教授，你们可以再给他立个教——据说纽约已经有了，中国人搞的“五教同源”，还有教堂。我说，这就是中国人！
所以，后来有一位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对我说：你们中国很奇怪啊！
我说这就是中国文化啊！中国文化从不排外啊！只要你是好人，就请上座，泡好茶；只要他不做坏事，无论你谁来当教主都可以，都不错！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道理。
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就是说，如果讲到形而上道这个哲学的道理，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高明的。
所以佛经只有“一时”。“一时”是什么时间？没有时间，这个宇宙本来就没有时间。所谓过去、现在、未来，是人为的规定；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人为设定的。
而且我们认为，时间的长短，不仅在一切众生的认知感受里，都是不一样的，像人在痛苦之中，一分一秒犹如万年；在欢乐的时光，一天不过一刹那过了。
而且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时间都没有标准的，所以科学家爱因斯坦，也知道时空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时空是人为假设的，我们这里的一月，月球里头就是一天；我们这里一年，太阳里头就是一天。
根据佛经的三千世界，我们这个太阳系统里的一年，在另一个恒星的系统里头就是一天。
这一些道理，将来我们在本经的讲解上，后面就会提到这个数据，到时再慢慢地讨论。
这个宇宙的时间，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没有真正的时间。
要是拿宇宙的生命来看人类文化史，几千万年也不过一刹那之间，没有时间。
过去的也是现在，因为过去的历史，只要我们现在想起来，才懂了过去。
未来，未来还没有来，因为我们现在的心念想起来，才假定有一个未来。
所以站在佛学的哲学来讲，宇宙万年就是一时，没有第二时。
佛经这是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不管那个时间，都是只有这个时间。
如果拿白话文学来看，“如是我闻”就是：我当时听到佛这样说。什么时间呢？就是那个时候。
等于小孩子说故事的时候，“你晓得从前啊，有一次啊……”
至于“从前”是什么时候？就没必要去考据了，因为这一考据就没有了！
这就是“一时”的道理，是佛经的文学，几乎每一本经上，都是这样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把正、反两面的观点，都告诉给诸位青年同学，以后研究佛经时，可不要看到“一时”，就用我们现在的历史观点来看，就说他没有根据，你要是拿哲学的观点来讲，这才是最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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