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知道科举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是改变命运最直接的方法，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多少穷书生指望着一朝高中走上人生巅峰，从此高官厚禄也随之而来，看看范进和周进就明白，为什么他们窝囊半生、屡试不第还要如此锲而不舍的参加科举。所以说为了这顶头上的乌纱帽，全天下的举子们都打了鸡血一般嗷嗷叫着往科举这根独木桥上冲（这就不是千军万马了，这是亿军万马！）大家都希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但科举终究是残酷的，考试的人有增无减，考上的却固定只有这么多，于是更多地人就是年复年的报考，名落孙山，再考，像范进虽然辛苦了半辈子但好歹考上，成了别人口中的“范老爷”，更多人则默默无闻凄凉的死去。
由此可见科举比咱们现在的考公、考研、考博竞争要激烈多了，相比现在考研、考公等辅导机构宣传的热火朝天，什么“红皮书”、“四套卷”、“ 年高考， 年模拟”这种辅导资料铺天盖地，在教育并不普及的古代，是否也有相应的培训机构和参考资料对科举的士子们进行辅导呢？
还真有，您千万别小看了古人的智慧，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古人把培训机玩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不过在早期古代教育往往都是家族式，大部分的教学资源和典籍图书往往都集中在那些家族的内部，往近了说就好比《红楼梦》中贾家为宗支和旁支提供的家学。所谓家学，学生和老师都是贾家宗族的子弟（当然也包括一些聪颖的外姓亲戚前来就读），如果其中某些子弟科举有成则可以互相提携。往远了说在魏晋隋唐时期，那个时候做官还施行举荐制度，那个时候的家族势力更大庞大（所以被称之为门阀），资源和人脉更是牢牢地被拿捏在世家大族们的手中，贫寒子弟听闻那个大儒开坛讲学（比如刘备和公孙瓒都曾经到卢植处求学，郑玄也经常举办相关讲座）前去求学，或者是某些有影响力的家族网罗一些贫寒有才的子弟进行培养，这样长远投资做到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比如说东汉末年杨家和袁家都是四世三公，袁家更是门生故吏盈于朝野。）
随着考试制度的施行，教育资源逐步的平均分配，科举逐渐成为了封建王朝考核人才的重要指标，这个时候针对于科举各色各样的辅导开始应允而生。
首先家学始终是培训辅导的重要方式，家里有个考中进士的老前辈那简直太有优势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明朝的官员王世贞，这位老哥是累世书香门第，祖孙四代竟然考出了十个进士！可见老王家家学搞的非常好。毕竟有个考过试当过官的老师教导对于科举的经验和朝廷脉络掌控是其他举子所不能及的。
这样问题也来了，有人说我家中世代务农家境贫寒，没办法去请好老师也没有这样的好家世那该怎么办？也好办，古代有类似于中公和画图的这些培训班呀（也就是书院）！就比如说宋代的培训达人吕祖谦老师，他就是丽泽书院的“王牌讲师”，吕老师就是考上进士的成功人士，人家也授徒讲学，但是与东汉时期讲述典籍的大儒不同，吕老师主要面向的对象就是科举…….对培训生门吕老师每人发了一本册子《东莱博议》，里面都列举了一些必考的提纲以及历年高分的答卷（这和咱们现在的辅导机构也差不多了吧！）由于这本小册子是黄颜色的，所以被称为“黄册子”，（这算是什么密卷、几套卷的老祖宗了吧？）还专门有人写诗：“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
有人鄙视这种黄册子，认为这样只能培养一些应试型人才，并不能给国家太多的帮助，但人家用吕老师的黄册子就能够考上，就是管用，考生用了这个就是比不用要好！所以江湖人称，学生如果拥有了黄册子，那科考就能顺利过关。吕老师除了教材编的好，而且还很善于押题…据说有一次甚至还押中了科举的考题！如此牛逼连朱熹都不禁心动，赶忙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吕老师处学习。
实际上咱们古代的补习机构那是相当发达，到了北宋时期包括岳麓、白鹿洞、嵩阳等大大小小的书院都应运而生，光北宋时期书院就多达七百多所！这些书院除了对考生们进行辅导外还好专门编纂了针对科考的模板教材，由于北宋考试中涉及到策问（也就是时政题，如果国家遇到了什么情况该如何处理这种），所以书院也会准备好一些“年度的热点问题”，比如说灾害啦，粮食啦，外交啦等等供学生们背诵默写。
而且书院还精心邀请了名师前来传授考试技巧，比如说退休回乡的举人、进士和著名的学者，比如欧阳修、朱熹等大儒都曾经给书院的学生们上过课。到了明清时期科举书院更是呈现出爆炸的情况，各类书院达到了一千多所！这些书院高薪聘请名师精心编写标准的八股范文训练学生，总之就是一个目的：多考上一个是一个！所以作为一个封建时期的考生您完全不用担心科考材料的匮乏，学院会为你提供各色科考指南和考试心得。
也许书院们一开始的目的是好的，在培养考生们文学、知识、治国素养的同时保证应试，但很快功利成为了学院办学的主要目标，毕竟再怎么说考上了才是硬道理！所以书院、书店开始大规模的印刷科举的应试材料，读书，不再是养吾浩然之气，而是为了考上。而各种各样的龌龊事儿就发生了。
《儒林外史》里就辛辣的指出了卖科举材料的所谓“大师”的嘴脸，儒林外史中八股文选家一共有六七位非常有名的，马纯上先生虽然迂腐但也算是公认的江南大儒（马先生是读书读的脑子僵掉了，但学问和人品都没的说），他精编的《历科程墨持运》可是畅销大江南北的优秀选本，而这自然引起了其他同行的嫉妒和怨恨（毕竟马先生的选本买的好直接影响到了自家印刷选本的销量），于是同为选家的卫体善和隋岑庵就恶意攻击马纯上，说他把科举材料给搞坏了，言下之意就是我编的才是最好的，你们快来购买呀！但实际上这两人压根就没有什么才学，不过是在文艺界装装逼混口饭吃而已，可想而知他们选出来的文章自然也不咋地！
这两人虽然能力不行但起码肚子里还有二两墨水，另一个选家匡超人可就完全是个混子，匡超人因为和知县搭上了关系，并且认识马纯上先生所以也成为了八股文的选家，并且吹嘘说自己印刷了95本关于八股文的选本，人人抢着购买，而且那些读书人还感激自己，在书案上还给自己立了个牌位“先儒匡超人之神位”，实际上读书浅薄不学无术的匡超人哪里知道这先儒是死人的意思！他还洋洋得意的拿出来显摆！考生们用了这些无良卖家印刷的科考材料考出来如何呢？估计也是凶多吉少。
而科举末期也严重的僵化了国人的思想，读书人不再钻研学问而是一门心思的想着怎么把八股文写好，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结束后日本人高杉晋作曾经访问上海，结果看到上海的书店几乎卖的全部都是些科举辅导的教材，而关于其他国家、世界大势、军事农林等书籍一概全无，他不禁感慨中国人已经沦落如此！中国并不缺少开眼看世界的人，魏源所编著的《海国图志》就流传到了日本，高杉晋作曾经阅读并感慨万分，但在书店里却一本也看不到，可见这个时候的科举制度早已经腐朽不堪，而通过这样的科举机构培训出来的所谓“人才”又哪里能够救国呢！
作者：胡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