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in Jones, The Fall of Robespierre: 24 Hour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021, 480pp
共和三年热月八日（1795年7月26日），负责调查罗伯斯庇尔一派阴谋的国民公会代表库尔图瓦（Edme-Bonaventure Courtois），向国民公会提交了长达两百六十六页的热月九日（1794年7月27日）报告，其扉页写道：“宣于共和三年热月八日，暴君倒台周年的前一天。”在报告中，库尔图瓦将前一年的热月九日定性为国民公会对抗暴政的胜利之日。此后，热月九日事件作为一场国民公会反抗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的政变，逐渐成为公众和大部分史家的共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热月九日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变？1793至1794年革命政府主政是一场恐怖统治吗？罗伯斯庇尔是恐怖统治的罪魁祸首还是民主事业的捍卫者？这些问题如同迷雾一般笼罩在罗伯斯庇尔和恐怖统治研究上，这不仅仅是因为研究本身困难，敏感之处还在于回答会牵涉到现实意识形态问题。左派史家与修正学派史家的史观便截然不同，前者如马迪厄、索布尔等人秉持环境论，认为恐怖统治是对国家紧急局势的应对，罗伯斯庇尔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后者如孚雷、诺曼·汉普森、帕特里克·葛尼斐等自由派史家，认为恐怖统治是大革命内在意识形态逻辑的产物，罗伯斯庇尔是这一意识形态逻辑“游戏”最高超的玩家。
这一罗伯斯庇尔谜题是如此棘手，以至于在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日（1989）论战激烈之时，竟丝毫无罗伯斯庇尔研究的身影。在1994年举行的罗伯斯庇尔研讨会上，威廉·多伊尔对此便评道：“在这些情况下，大多数职业史家的困境是可理解的。任何人试图关注罗伯斯庇尔或其革命生涯的任一阶段，都冒着宽恕屠杀者这一指责的风险。”尽管如此，中立地研究罗伯斯庇尔，对于理解异象般的大革命仍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多伊尔看来，这样的中间立场仍然鲜见。时至今日，多伊尔可以得到宽慰了。许多史家不顾艰辛而投身于此，他们考证和反思相关材料，从不同的视角打开问题思路，试图真正地理解罗伯斯庇尔和恐怖统治,方法多样，结果也风采各异。科林·琼斯出版于2021年11月的《罗伯斯庇尔的倒台：革命巴黎十二时辰》（The Fall of Robespierre: 24 Hours in Revolutionary Paris）便属其中之一。
科林·琼斯是著名的研究法国近代早期历史的英国史家，向来以长时段的历史研究见长，但新作《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全然不同。琼斯另辟蹊径，爬梳热月政变后巴拉斯（Paul Barras）下令收集的大量证言，“近焦”（up close）地跟踪热月政变这一天巴黎人的经历，谱写了一段精彩绝伦的热月九日微观史。
充满变数的热月九日
作为观察的视角，“近焦”是琼斯在书中开篇便强调的研究手法——近距离地观察革命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如此才能得到宏观视角下不能看到的异质。琼斯认为，要想穿透大革命千变万化、难以预料的事件迷宫，就必须近焦地深入革命进程中永无止尽的细枝末节（《罗伯斯庇尔的倒台》，23页）。琼斯采用这样的观察手法，并不意外。尽管他擅长研究长时段历史，但他也是《巴黎传》和《蓬巴杜夫人及其形象》的作者，对于地点和人物的细致描写是他的拿手之处。琼斯也受益于同是巴黎城专家的梅西耶，在观察革命事件上，二者心有灵犀。正因此，他引言开篇便引用了梅西耶的狱中思考。热月九日梅西耶正被囚禁在狱中，受着恐怖统治之苦。梅西耶将法国大革命总结为一种光学现象，意指大革命的任何事件从远处和近处进行观察将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不仅如此，琼斯放弃了传统的学术论述结构，采用了逐小时递进的叙事安排。该法既缘于琼斯在观看电视剧时受妻子建议的启发，也源出乌力波（Oulipo）文学工坊所实验的文学手法——“在限制中进行创作”。琼斯相信，这种按小时分章的叙事结构所带来的限制，能够激发想象力和增强表现力（第7页）。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近焦式的观察、时序递进的叙事，热月九日充满偶然性和变数的特点得以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是琼斯想要的。
在这一研究思路的引领下，琼斯将热月九日分成五个部分进行叙述。第一部分“阴谋因素”（从午夜时分到清晨五时），聚焦于巴黎的时况与两委员会内的骚动。由于前夜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威胁性的演讲，救国委员会其他成员感到不安。翌日初始，救国委员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圣鞠斯特屡受攻击，但仍试图寻求和解。第二部分“一场戏的背景”（从清晨五时到正午时分），关注的是两委员会内部达成的协议，该协议商定圣鞠斯特该日将先在救国委员会内、后在国民公会中发表和解演说。与此同时，曾为特派代表的塔利安试图拉拢、串联国民公会的温和派代表，以反对罗伯斯庇尔。第三部分“一场议会政变”（从正午时分到下午五时），热月政变正式爆发。该日正午，国民公会内部发生的激烈冲突，罗伯斯庇尔一派受到猛烈的指责并遭逮捕。遭到解职的巴黎国民卫队司令安里诺（François Hanriot）不甘屈服，他下令敲响战鼓（générale），召集巴黎各区的国民卫队。随后，安里诺先发制人，率队前往国民公会所在的杜伊勒里宫剧场大厅（salle des spectacles），试图解救罗伯斯庇尔一派代表，但遭失败并被囚禁。第四部分“巴黎革命日”（从下午五时到午夜时分），政变进入高潮。十六个巴黎分区的国民卫队集结在巴黎公社广场，巴黎公社也召开了市政大会并组建执行委员会（comité d'exécution），对巴黎各区进行起义动员。巴黎公社一方的科芬阿尔率队解救了安里诺，但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并未攻击国民公会，而是回到了公社广场。罗伯斯庇尔一派代表也陆续被解救到巴黎公社。处于懈怠之中的国民公会意识到了自己刚刚逃过一劫，开始采取主动措施，任命巴拉斯为巴黎督军（généralat）组织武装力量，继续印刷、派发国民公会的告示。国民公会宣布罗伯斯庇尔一派代表不再受法律保护（hors-la-loi），一经抓捕，不经审讯即可处死，帮助他们也意味着是在对抗国家、法律和国民公会。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巴黎民众和各区议会选择了站在国民公会这一方。入夜渐深，巴黎公社广场的国民卫队陆续散去，胜利的天平倒向了国民公会。第五部分“午夜、午夜前后及午夜之后”，热月政变已接近尾声。巴拉斯率领的国民卫队攻入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议员四散奔逃，罗伯斯庇尔一派代表——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库东、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勒帕，或是奔逃，或是自刎。随后的热月十日便是大规模的搜捕和处决。
在琼斯笔下，热月九日是偶然性的产物。尽管罗伯斯庇尔一派与两委员会其他成员——巴雷尔、俾约·瓦莱纳、科洛等人的矛盾早已有之，但尚未到须兵戎相见的地步。热月九日皆不在两派的预料之中，计划更是谈不上。热月八日深夜，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完讲话后便坦然睡去，对第二天并无任何策划。早晨时分，救国委员会内部本来就商定和解，圣鞠斯特也起草好了白天要发表的和解讲话，试图借此缓和昨日罗伯斯庇尔讲话带来的紧张气氛。琼斯分析了圣鞠斯特的话稿，发现圣鞠斯特甚至想“自立门户”，与罗伯斯庇尔保持距离，脱离后者的影子，不再对其亦步亦趋。这些都暗示热月九日会是一个派系和解、分化的日子，而不是火山爆发的时刻。变数在于圣鞠斯特的失策，他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在两委员会中先行讲话，而是直接在国民公会发表讲话，并派库东前去两委员会进行辩解。圣鞠斯特可能想避免两委员会的“扯皮”和争执。但此举让救国委员会同僚顿感恐慌，他们认为圣鞠斯特没有按计划行事是在藐视他们，意在先发制人，争取国民公会的支持，图谋发动清洗，而库东是一个障眼法，旨在让他们放松警惕（216页）。救国委员会等人怒火中烧。国民公会开议没多久，塔利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攻击正在讲话的圣鞠斯特，可谓正中他们的下怀。一场反对罗伯斯庇尔一派的大火便就此燃起，裹挟了绝大多数对罗伯斯庇尔心存不满的代表。
千钧一发之际，手握绝对优势却未敢直捣黄龙，亦是变数。科芬阿尔率领的营救队伍在救出安里诺后，人数占优，且有大炮加持，攻下附近仅有护卫队防守的国民公会剧场大厅绰绰有余。但是，或是慑于国民公会的威望，或是在未收到攻击命令情况下不敢轻举妄动，科芬阿尔的队伍调转方向，返回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亦是举措失当。在有先发优势的情况下，巴黎公社大会宣布了禁出令，防止议员离场，希望以此增加出席率和防止大会信息外露，但此举使其失去了争夺事件解释权和争取巴黎民心的先机。早已集结在公社广场的国民卫队士兵也是群龙无首，始终得不到公社明确的解释和命令，致其逐渐丧失耐心，离散回家。部分队伍最终加入了国民公会一方。巴黎民众和各区议会，在没有得到清晰命令和权威的解释前，犹豫不定，未敢先行支持某一方。正因此，拥有独立印刷所的国民公会从始至终都在坚持编辑、印刷、派发当天的告示，逐渐树立了自己权威、合法的形象，赢得了巴黎民众。
这便是科林·琼斯笔下的热月九日，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各自布局，但缺乏全局视野，危险和机遇同在；巴黎谣言遍布，民众陷于信息迷雾之中。面对传来的互相对立的信息，核心街区的民众游移不定，莫敢贸然站队，与此同时，偏远街区的民众则全然不知巴黎中心正在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波。琼斯借此表明，不同于标志着大革命爆发的7月14日和君主制倒台的8月10日，热月九日是一场“即兴演出”，它的意义不够明确，仍有待构建（468页）。由此我们回到了行文初始所引用的库尔图瓦报告，它将热月九日刻画为一场议会战胜暴政的政变，这一说法成了之后督政府的官方解释。琼斯的认识与之截然相反，他试图还原真实的热月九日，赋予该事件以本真意义。
一幅表现热月政变的绘画。此图片中罗伯斯庇尔被一支手枪击中。
作为民众运动的热月九日
在恐怖统治中，革命政府热衷打压巴黎民众运动。1793年末到1794年初革命政府清除了激进的埃贝尔派和忿激派。此后，革命政府也未放松过对巴黎民众运动的压制，包括拒绝巴黎各区要求举办“人民之友”节和“最高主宰”节的动议，以及取缔为了庆祝弗勒里大捷的联谊宴。1794年春天对民众社团的打压便被称作“芽月惨剧”（drame de germinal）。甚至在热月九日前夕，巴黎警察局（l'administration de police de Paris）已在密切监管最高工资法将要引起的工人示威，并命令马尔斯军事学校（l'école de Mars）的青年士兵驻守热月十日的巴拉和维亚拉烈士纪念节，以防工人骚乱。布吕奈尔在其篇幅短小但洞见迭出的著作《罗伯斯庇尔的败亡》中便说道：恐怖统治逐渐形塑了体制主宰的政治文化，革命政府对挑战政府权威的自发群众运动抱有深刻的不信任（Françoise Brunel, 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Bruxelles: Editions Complexe, 1989, p. 29）。
虽然左右派史家对于“恐怖”的理解截然不同，但在这一恐怖统治实践观上，双方怀有共识。罗伯斯庇尔主政的革命政府剪除了群众运动，但同时也破坏了自身的执政基础，最终遭到了反噬。这一最终的节点便是热月九日，它被看作是恐怖统治的结束、革命政治的“右转”，或是罗伯斯庇尔革命逻辑的终结、大革命对1789年原则的回归。总之，大革命被认为完成了“去恐怖化”或“去民众化”（depopularization）。对于这些解释，琼斯深感不满，并对传统的历史事件遭到忽视而感到失望。关于革命政治，他相信热月九日仍有许多需要解释（Katlyn Carter, Interview: “24 Hour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An Interview with Colin Jones”, Age of Revolution, March 7, 2022）。在琼斯看来，热月九日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运动。早在2014年，琼斯便在一篇论文中阐明了自己这一史观。他认为热月九日的巴黎民众并非漠不关心政治动向，而是虎视眈眈地观望政治局势，随时做出行动。“‘民众的漠然’是一个神话。”（Colin Jones, “The Overthrow of Maximilien Robespierre and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Peopl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9, No. 3 [June 2014], pp. 697; 706）此外，琼斯认为，热月九日也不是一次政治右转，因为发起政变的两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公会代表几乎都是山岳派，并且，巴拉斯、瓦迪耶、俾约、科洛都是恐怖政策的主政者，塔利安更是臭名昭著的外省恐怖缔造者之一。琼斯这种对热月九日事件的理解在很多地方都受益于马丁·莱昂斯（琼斯在就读研究生期间曾听过莱昂斯的课程），在后者看来，热月九日是左派内部的一场政变（Martyn Lyons, “The 9 Thermidor: Motives and Effects”,European Studies Review, Vol. 5, Issue 2, 1975, p. 125）。但有一点除外，当莱昂斯认为“要想解释热月九日事件，不能不考虑到巴黎各区的消极被动”时，琼斯则指出，巴黎各区及其民众是主动热情地参与到这一事件之中的。
于是我们能看到，琼斯在此书中花大量篇幅刻画了一幅巴黎民众的政治图景。虽对恐怖修辞和恐怖政策已显疲态，但巴黎民众仍热衷观看大革命广场断头台的行刑场景；热月八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也得到大多数会众的积极反响；因不满最高工资法，工人骚乱一触即发，以至于热月政变当天行人看到巴黎公社广场集结了许多国民卫队士兵，还以为是工人在集会示威；标志着大革命战争转守为攻的弗勒里大捷更是让巴黎民众欣喜若狂，使其爱国热情高涨，由此催生了联谊宴运动（la campagne des banquets fraternels），并促进了热月九日各区之间的友善运动（The fraternization movement）。友善运动的形成源自重新恢复活力的巴黎区议会。得益于该运动，热月九日晚上的政治消息才能迅速传播，并使得之后国民公会的胜利得到了全面而彻底的宣传（487页）。因此，1794年夏天巴黎民众的政治热情依然高涨，群众运动远远谈不上因为革命政府的镇压而偃旗息鼓。
国民卫队也不容忽视，他们也是巴黎民众的一部分。国民卫队士兵之前只能由出身中产阶层的积极公民担任，如今全体男性公民皆能担任，他们轮值时是民兵，平时则是平民百姓。在热月九日中，这些国民卫队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巴黎公社才能在初期占据着先发优势。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国民公会才能最终占得胜势。琼斯对此颇具洞见，他认为，比起已遭政府削弱的巴黎区议会，国民卫队士兵更能代表巴黎舆论。相比之下，无套裤汉只是巴黎民众的一小部分（486页）。
琼斯非常清楚，虽然热月九日的巴黎民众并未像7月14日、8月10日和5月31至6月2日那样，依据某一具体的诉求而主动发起反叛行动，但这事出有因。热月政变事出突然，民众没有太多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并且，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两方的民众动员来得很晚，民众没有充足的反应时间（24页）。事件高潮时段更是正值深夜，此时忙活了一天的民众亟需休息，无暇他顾。此外，在有限的获知信息的手段下，巴黎民众面临着内容互相冲突的消息，他们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方，更不知道哪一方能获得最终的胜利，残酷的恐怖统治举措至少让他们学会了谨慎行事以尽量站对边（487页）。等他们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已是翌日罗伯斯庇尔一行人坐在囚车行往大革命广场的时候了。尽管如此，在琼斯看来，巴黎民众的的确确积极热情地参与到了热月九日中：深夜被惊醒的民众竭力打听发生了什么；国民卫队士兵在看到“宣布非法”的告示后，纷纷响应了国民公会的号召；翌日囚车路旁的民众更是欢庆暴君的倒台。琼斯总结道，“热月九日是最为典型的巴黎革命日（the most Parisian of Revolutionary journée）”（28页）。科林·琼斯这一史观不乏先例，布吕奈尔在《罗伯斯庇尔的败亡》里便已表明：“事实上，人们不能忽略巴黎民众在热月九日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对热月10日早晨发布的声明视而不见：‘巴黎各区配享祖国，当之无愧。’”（Françoise Brunel, 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p. 74）但琼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通过对热月九日这一天的细致描绘，让巴黎民众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展露无遗，从而为这一史观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阐释，几乎让人无可辩驳。
琼斯这种“复民众化”的热月九日研究，矛头直指“热月神话”所塑造的官方热月九日。上述布吕奈尔所引用的声明是巴拉斯在政变翌日作出的，他将热月九日定性为：在人民的支持下，国民公会对抗暴君的一场胜利。但没过多久，国民公会丹东派代表劳伦·勒克维特尔（Laurent Lecointre）修改了这一说法，指责将丹东送上断头台的恐怖统治主政者，认为不仅仅是罗伯斯庇尔，还有他在革命政府中的同僚都应当为恐怖统治负责（471页）。在热月九日到督政府上台这一年多的“后热月”时段里，伴随着舆论自由的再生，指责革命政府恐怖血债的请愿、书信和狱中回忆录纷至沓来，革命舆论已悄然发生了转变。随后，国民公会中的温和派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主导外省恐怖的山岳派特派代表纷纷受到指控，如犯下南特屠杀的特派代表让-巴普蒂斯特·卡里耶就在1794年秋天遭到了审判。1795年春天，曾将无数人送上断头台的革命法庭公共检察官富基耶·坦维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发起热月政变的山岳派也不免于外，1795年3月22日，巴雷尔、俾约·瓦莱纳、科洛遭到逮捕并被流放至圭亚那。1795年4月1日的芽月起义和5月20至23日的牧月起义，巴黎民众呼吁充足供应面包和实现1793年宪法，但遭到巴拉斯的残酷镇压，热月政府再也不能容忍又一个革命日的发生，已决心铲除群众运动。于是一个多月后，我们便看到了库尔图瓦的报告，其中对热月九日的描述已无巴黎民众的身影，被妖魔化的罗伯斯庇尔与民众被捆绑到了一起，该报告完成了对热月九日的“去民众化”（472-473页，科林·琼斯对此还有专门的研究，参见Colin Jones, “9 Thermidor: Cinderella among Revolutionary Journé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5, pp. 9-31）。
自大革命史修正学派崭露头角以来，学界关于热月神话的研究可谓不知凡几，科林·琼斯的研究是其中的佼佼者。恐怖统治一词是热月政府时期才发明使用的，1793至1794年的革命政府在热月时期遭到污名化，“人民”一词再次回到了旧制度下那种群氓的负面含义，学界对这些事实几无异议。但有一个历史人物仍引起许多争议，对他的研究学界尚无定论。此人也是理解热月九日的关键，是琼斯此书关注的重中之重。他便是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与大革命
热月九日正午，在准备打断圣鞠斯特的讲话时，塔利安与顽固的山岳派代表蒙泰居（Goupilleau de Montaigu）说道：“这正是攻击罗伯斯庇尔及其党羽的时刻。”（217页）在开始攻击后，罗伯斯庇尔一直没有上台讲话的机会，当时国民公会的轮值主席科洛也在刻意阻止罗伯斯庇尔发言，之后罗伯斯庇尔便遭到逮捕。但在被解救后，躲在市政厅的罗伯斯庇尔显然有机会发表意见，但他仍沉默不语，他是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所震慑住了吗？还是觉得自己已处于非法的地位而多说无益？去到巴黎公社后，罗伯斯庇尔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依然默不作声，唯一的声响便是自杀时的枪声。他并没有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斗争那样振臂一呼而发动叛乱，他不是街头政治家，更非如巴拉斯那样的雷厉风行的武装首领，他无意领导这场公社叛乱。琼斯非常肯定这一点，他指出，罗伯斯庇尔更多的是一个通过雄辩将政治真理告知民众的爱国者，而非民粹领袖。让·马丁对这点看得也非常透彻，他分析了十月游行事件、8月10日和5月31至6月2日事件中的罗伯斯庇尔，指出，罗伯斯庇尔实际上并未策划并参与到这些民众行动中。民众暴动之时，罗伯斯庇尔往往躲了起来，他并不适应混乱无序的状况。但在事件发生后，罗伯斯庇尔便会利用他的雄辩，为民众行动构建合法性。就这点而言，罗伯斯庇尔是一个高超的意识形态政论家（参见Jean-Clément Martin, 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aris: Perrin, 2016; Colin Jones,The Fall of Robespierre, p. 27）。
显然，热月九日不在罗伯斯庇尔的预想之内，即使是巴黎公社获胜，那也不是罗伯斯庇尔想要的，因为在1793至1794年山岳派主政的这段时间里，维护国民公会的权威一直是他的目标。但这不表明罗伯斯庇尔与热月政变的爆发无关，政变的矛头始终对准的是他。琼斯在此书中竭力论证这一点。热月八日晚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的演说，无疑是在宣扬敌人阴谋论、鼓动清洗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当晚科洛和俾约便被逐出了雅各宾俱乐部，由此在其对手中造成了恐慌。但琼斯指出，罗伯斯庇尔并没有策划阴谋行动，或许他有意清洗政府中的腐败者，但这离一场阴谋反叛相去甚远，更不可能在第二天便有计划行事，因为八日晚罗伯斯庇尔在俱乐部的讲话结束后，便回到杜普莱的家就寝了。更何况，当晚两委员会的会议主题是和解，公安委员会成员明显有意与罗伯斯庇尔合作。因此，热月九日，既无罗伯斯庇尔阴谋，亦无反对罗伯斯庇尔的阴谋。这正是琼斯通篇都在强调热月九日是一场即兴演出，且很少使用“政变”一词来形容这一事件的原因。在琼斯看来，国民公会粉碎了罗伯斯庇尔图谋登基、实行专制统治的意图这一说法纯粹是热月神话的产物。
但罗伯斯庇尔确确实实与其山岳派同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更多的是双方在施政理念上的分歧，而不是个人冲突。琼斯对此谈到了不少，但限于主题，并未给予足够的笔墨，而许多恐怖统治研究则已经对此给出了详尽的解释。瓦迪耶一手炮制了卡瑟琳·蒂奥（Catherine théot）丑闻案，指控帝奥以女预言家的角色在写给罗伯斯庇尔的一封信中，暗自将罗伯斯庇尔支持最高主宰崇拜节与以西结预言新耶路撒冷等同起来。该案体现了两委员会中的去基督教化支持者对罗伯斯庇尔自然神崇拜的不满。瓦迪耶也借此暗讽罗伯斯庇尔（关于这一事例，莱昂斯已做出了详尽的研究，参见Martyn Lyons, “M. -G. -A. Vadier [1736-1828]: The Formation of the Jacobin Mentalit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0, No. 1 [Spring, 1977], pp. 74-100）。卡尔诺（Lazare Carnot）与圣鞠斯特在军事策略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卡尔诺支持征服战争，试图将由公民士兵组成的北方军转变成职业军队，圣鞠斯特则反对征服、主张严格的共和国防卫战，卡尔诺也与罗伯斯庇尔的和平主义相抵牾。在热月九日前夕，正是卡尔诺将巴黎的国民卫队炮队调往了前线，借此削弱了巴黎公社的力量（琼斯、布吕奈尔、莱昂斯都谈到了这点，详见Colin Jones,The Fall of Robespierre, p. 326; Françoise Brunel,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pp. 85-86）。牧月二十二日法令（或称大恐怖法）也分化了两派，该法规定治安案件可以绕过公安委员会，简化审判程序，这令公安委员会成员感到不满（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p. 83）。总之，罗伯斯庇尔与两委员会另一派的矛盾，主要是治安、宗教和军事等方面的政见分歧。因此，热月九日并不是罗伯斯庇尔怪异恐怖的言论导致的，也不是热月党所称的一场终结恐怖统治的政变，热月九日根植于山岳派内部两派的观念和政见分歧。
罗伯斯庇尔也不该被认为是“恐怖”的始作俑者。实际上，1793年山岳派主政后，相比于已经进入救国委员会的丹东，罗伯斯庇尔仍远离政治事务，此时恐怖统治已然开启。罗伯斯庇尔那句著名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致命的，没有美德的恐怖则是孱弱的”广为传颂，往往被视作罗伯斯庇尔鼓动恐怖的证言，但罗伯斯庇尔意在向无套裤汉表明正义的优先性，而非鼓动杀戮（这一观点参见Jean-Clément Martin, 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 240）。还需注意的是，热月九日塔利安之所以率先攻击罗伯斯庇尔，正是因为罗伯斯庇尔收到了塔利安在波尔多的不洁行径的线报，他将塔利安的情妇卡巴吕投入监狱，并试图惩戒塔利安。琼斯在全书开篇便仔细检视了该案。此外，罗伯斯庇尔也召回了残酷镇压里昂叛乱的富歇（Joseph Fouché），欲指控其反革命。就此而言，罗伯斯庇尔虽然呼吁以“恐怖”来打击共和国的敌人，但他并未直接参与到恐怖实践之中。比亚尔的恐怖研究对这点有所呼应，他认为恐怖行径更多是由当地的紧张局势和当事人行为导致的，巴黎的中央政府并未组织实施，因而也不负直接的责任（Michael Biard, Pascal Dupuy,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ynamique et ruptures, 1787-1904, Paris: Armand Colin, 2008, p. 135）。至少罗伯斯庇尔没有直接的责任，他不应该背负恐怖统治沉重的血债。为此，琼斯在此书中坚决拒绝使用时代错置的“恐怖”一词（469页）。此外，热月九日之后，恐怖远未结束。更甚者，此后暴力成了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日常手段，再也不需要罗伯斯庇尔那样的辩护（Jean-Clément Martin,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 314）。
罗伯斯庇尔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走到热月九日那个地步的？近年来，许多史家都对他做出了新的解读。大卫·安德列斯依托情感史理论，认为罗伯斯庇尔代表了十八世纪末一种新兴的、独特的自我建构，他将自己代入为情节剧（melodrama）的受害者，最终将自己构想为“护民官”的角色，以致酿成一种走向毁灭的恶性逻辑（David Andress, “Living the Revolutionary Melodrama: Robespierre's Sensib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s, Vol. 114, No. 1 [Spring 2011], p. 124）。玛丽萨·林敦认为罗伯斯庇尔以政治美德为政治信条，成了大革命“本真”政治竞争的胜者，但最终亦遭怀疑，为之反噬（Marisa Linton, “Robespierre et l'authenticité révolutionnaire”,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 371, 2013, pp.153-173）。奥利维耶·贡当苏认为随着革命的发展，罗伯斯庇尔逐渐扮演了一个负责在民主原则与革命现实间搭建桥梁的角色，它是由大革命机制造就的（Olivier Contensou, “Robespierre: La cause du peuple”,Cahiers Verbatim, Vol. VII [Automne 2019], pp. 15-37）。马塞尔·戈肖区分了“政治原则”（le politique）和政治实践（la politique），认为罗伯斯庇尔混淆了这两者，造成了“原则的专制”（Marcel Gauchet,Robespierre: The Man Who Divides Us the Most, translated by Malcolm DeBevoi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238）。马丁的研究则与众不同，他对罗伯斯庇尔进行了“祛魅化”，认为罗伯斯庇尔并无异常之处，他的独特性是建构出来的，马丁最后对热月九日进行了一种“去罗伯斯庇尔化”的解读（Jean-Clément Martin,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p. 321-324）。相比于这些研究，琼斯对罗伯斯庇尔的解读并无太大创新。他认为，罗伯斯庇尔不是一个野心家，至少不是他的“热月敌人”所说的那种带有旧制度政治烙印的宫廷野心家，反之，他称得上是正直如一的民主乌托邦主义者。
但是，琼斯的解读也有独到之处，他结合了“名望”研究，读出了热月九日的另一面。名望是十八世纪新兴的文化现象，十八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缩短了人们相识的距离，民众对于他们素未谋面的人物会产生喜好情绪，由此赋予一个人物以巨大声望，使其成为名人。1793至1794年，罗伯斯庇尔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仿佛革命之初的米拉波那样。但罗伯斯庇尔从未缔造过个人政治崇拜，其声望远未达到后来拿破仑的卡里斯玛的程度，而大革命也有坚固的反崇拜文化（Antoine Lilti, Figures publiques: l'invention de la célébrité 1750-1850, Paris: Fayard, 2014, pp. 238; 247）。因此，巴黎民众才会在一夜之间抛弃了罗伯斯庇尔。琼斯借此指出，热月九日亦是一场民众维护大革命体制、反对威权独裁的政变事件。在这一天，巴黎民众选择了共和体制，保护他们自1789年以来获得的、极为珍贵的民主，而非追随政治偶像（489页）。
小结
自共和二年热月九日到现在，已过去了两百多年。材料稀少、个人喜好和政治偏见，都为这段历史铺上了层层迷雾，我们投身或观望于此，是否注定会陷入无尽的历史迷宫？即使我们相信存在历史真相，也难以企及其本来面目。在巴黎公社内自杀失败后，罗伯斯庇尔因下颚严重损毁，无法说话。他被带到巴黎公社厅区的民事委员会进行审讯，后被转到公安委员会，其间不被允许写字。整个热月九日，罗伯斯庇尔唯一留下的文字材料是午夜时分起义宣言中的签字，其中只有两个字母“Ro”。无从确证其中的含义，只知罗伯斯庇尔的犹豫。如若他能留下更多材料，这层层迷雾或许就能散开几许。但迷宫依旧。热月政府塑造的罗伯斯庇尔专制、残暴、嗜血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纵使许多史家努力剔除政治偏见，中立地进行研究，以探寻更为真实的罗伯斯庇尔，也难改这一根深蒂固的窠臼。
科林·琼斯的热月九日剑指这一窠臼。琼斯该书的文学创作手法，既旨在更贴近事实原貌，也意在吸引更多的读者，试图将一个更为本真的罗伯斯庇尔和热月九日传递给公众。在他的热月九日，罗伯斯庇尔没有登基称王的野心，更无主动发起政治清洗的计划，恐怖血债亦与其没有直接的关联。热月政变，纯粹是民众忠诚于民主机制，抛弃了罗伯斯庇尔。就连罗伯斯庇尔自己也无法走到国民公会的对立面，在为巴黎公社起义号召书签名时的犹豫，或许表明了他拒绝充当僭主。以罗伯斯庇尔为例，以自然权利之名追寻民主，必然会导致恐怖吗？必然会导向戈肖所说的“原则的专制”吗？这是每一个了解过大革命的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对此，科林·琼斯该书的价值之一，便是告诉我们：“乌托邦之路”并没有走向极权，热月九日的巴黎民众和罗伯斯庇尔都依旧选择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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