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南宋至清末（1127－1911）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攻陷东京（开封）1127年4月，掳徽宗、钦宗二帝北归从军事上揭开元军复之，清军再复之，中国大陆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向东南偏移的序幕至1912年2月清帝退位，金、元、明、清，除去明朝276年，在50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均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长安不再，郑洛汴中部轴心区大势亦去中华民族更激烈的武装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华民族的经济融合和文化融合，在东部，尤其是东南地区的南京和东北地区的北京一带更加广泛、深入地展开，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民国时期郑州各区历史沿革，郑州简史上篇之十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民国时期郑州各区历史沿革，郑州简史上篇之十一
六、南宋至清末（1127－1911）
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攻陷东京（开封）。1127年4月，掳徽宗、钦宗二帝北归。从军事上揭开元军复之，清军再复之，中国大陆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向东南偏移的序幕。至1912年2月清帝退位，金、元、明、清，除去明朝276年，在50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均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长安不再，郑洛汴中部轴心区大势亦去。中华民族更激烈的武装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华民族的经济融合和文化融合，在东部，尤其是东南地区的南京和东北地区的北京一带更加广泛、深入地展开。
南宋至清末，在780余年的时间里，荥阳，乃至郑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开始全面的衰落。
南宋（1127－1279）
改弦易辙——无可奈何花落去，干戈寥落800年
前商后商，北宋南宋，国都一迁，郑州枯衰。郑州枯衰始于南宋时中国古代国都的东迁北移，人走茶凉，昔日的国都每况愈下。郑州、西安、洛阳、开封、安阳、邯郸等黄河中下游三代、秦至北宋持续约四千年的国都均沦为废都。
专制社会是个畸形的集权于帝王的社会，天下是帝王的天下，一切都围着帝王转。唯有帝王的一举一动值得记载，唯有帝王的建树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西周、秦、西汉、唐，国都在西安，郑洛汴古都的地位仅次于国都。南宋后，国都东迁北移，黄河中下游这些古都一落千丈，风光不再。非但落为废都，且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制高点逐渐地落为谷地。
犹如后商，宋朝国都的南迁是迫不得已的。为夺回国都，1127年9月，岳飞率部北上。1128年，岳家军北伐与金兵大战于汜水关，三战三捷。今汜水岳阵头，即当年岳飞屯兵之所。
1140年，岳家军攻克西京洛阳后东进，收复永安军。6月25日，经新郑攻克郑州。岳飞祭瞻宋陵，并加以修葺。是年，又大败金兵于朱仙镇。可是，唯恐岳飞获胜救回徽宗、钦宗二帝而失去皇位的宋高宗急诏岳飞班师回兵，致收复之地复失。1142年，被12道金牌召回的南宋最杰出的军事家——岳飞在杭州遇难。1163年，南宋北伐以失败告终。
辽、金（907－1234）
辽（耶律氏，907-1125），曾国号契丹，金（完颜氏，1115-1234），合计历时300余年，占据郑洛汴百余年。期间，战事连绵。在郑州，破坏以宋陵为甚，建设以重修中岳庙为大。1174－1182年，金世宗大定十四至二十二年，崇尚道教的金国不惜重金，重修中岳庙，计殿宇238间。
官盗不避嫌——刘豫父子大规模盗墓机构洗劫宋陵
1127年3月，金兵不仅对京城开封大肆劫掠，且采用小墓揭顶，大墓侧坡挖洞等方式，对宋陵地宫中的金银玉器、古玩字画进行盗挖。
1128年，宋建炎二年，宋叛臣刘豫杀宋骁将关胜后降金。1130年9月，刘豫被金人立为傀儡政权的“大齐”皇帝，建都河北大名，后迁汴京开封。一个偶然的机会，刘豫发现宋陵随葬宝物，遂让儿子刘麟组织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官方专职盗墓机构“淘沙队”。
《宋史.刘豫传》载：1132年，绍兴二年四月，河、淮、陕西、山东驻满北方的军队，刘豫的儿子刘麟征召“乡兵十余万为皇子府十三军。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两京冢墓发掘殆尽。”至此，庞大的宋陵被掏的仅余一个残破的空壳。
刘豫父子毁灭性的官盗，致民盗成风。传说，大盗朱漆脸盗宋太祖墓时取太祖的玉带，搬动尸体时被太祖喷了一脸的黑水，留下一张大黑脸。
发国难财的刘豫父子可恶，盗墓贼可恶。其实，将镇国之宝视为己有带入坟墓的帝王更可恶，难怪曹操是第一官方盗墓机构的始作俑者。以战养战，为国生财，官盗有理。可笑地是，曹操设“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组织专职队伍挖别人的坟，却煞费苦心地建造72座陵寝，预防别人挖自己的坟。
宋陵遭受的破坏并没有到此为止。150年后——1278年，南宋灭，元朝立。为阻止宋代遗民怀念先帝，元军烧毁宋陵建筑物及柏树，将宋陵残存的躯壳捣成废墟。至此，大宋皇陵建筑群唯有石雕以其坚固而笨重得幸存，孤零零地坚护着被盗墓贼抛尸揪头后的空陵。在中国历代皇陵中，宋陵被捣毁的最严重、最彻底。
歪打正着，一个皇陵就是一个博物馆。宋陵没了文物，毁了陵寝，几乎空无一物的宋陵剩下的就是这段发人深省的历史。中国帝王不惜重金修建陵墓和携国宝殉葬的做法，与美国历任总统卸任后自费建立个人图书馆实乃天壤之别。费尽心机建陵墓，终归被盗墓者掏的一空二净。自掏腰包建个人图书馆，却能世代相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帝之临死，作恶多端。人对死的态度是其素质的综合的本质的终极体现。子产简葬之可贵就在于此：留着墓洞，来者不拒，盗墓贼敬而远之，后人肃然起敬。人是靠思想站立的，求虚名者速朽，且必自置于历史的审判台，处于正义的绞刑架。
金元之争——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1214年，金宣宗贞祐二年，南宋嘉定七年，蒙军南侵，迫于压力，金宣宗由中都大兴府迁都于南京开封府，开封人口剧增至170万余。并迁东海侯，镐厉王家属于郑州。1216年，金宣宗贞祐四年，改管城县为故市县（至元朝复名管城）。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金兵攻占大宋都城汴京、荥阳、汜水、广武等地，掳走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灭亡。1153年，金海陵王贞元元年，改永安军为芝田县，郑州属南京路，下辖管城、荥阳、汜水、河阴、原武、密县、新郑、荥泽等8县。
1232年，金哀宗开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正月，蒙古窝阔台（追谥号元太宗）由牛口峪渡过黄河，进驻郑州。金郑州防御使马伯坚降。金国元帅完颜延寿驻守少室山太平寨（即御寨），被蒙古兵于元宵节之夜破袭。少室诸寨俱被蒙古军攻下。金国主帅完颜合达、恒山公武仙引大军十万来援。与蒙古军大战于三峰山。金军大溃，完颜合达逃往均州（今禹州），城破被杀。武仙率30余骑逃往密县。蒙古军遂占领中州大部州县。四月，窝阔台北返，括郑州一带百姓居民带往北方，以充劳力。以皇太弟拖雷为统帅，继续率兵攻金。金哀宗逃离汴京至归德，次年，又由归德逃往蔡州。1234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正月，蒙古军破蔡州（今汝南），金哀帝自缢，金亡。
在亡宋的过程中，金兵充当元军的急先锋。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前脚进狼，后脚进虎。
元（1206－1368）
13世纪中叶，宋辽金元的改朝换代有数十年的重合、过渡、格杀、动乱。元朝，野蛮对文明的硬征服旷日持久、登峰造极，堪称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浩劫。元朝，统治者对水利、天文等的重视无可厚非，以最少的文化落后地区的人口对诸多文明古国文化先进地区的人口的长期统治令人惊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巩固政权少不了笔杆子。文明对野蛮的软征服和反征服犹如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表现得更为彻底，结果是双方在全面的同化中延续至今。
1215年，成吉思汗部下攻克金中都汴梁。1216年，改管城县为故市县。
1232年，元军大败金兵后入郑。是年，元军两次围攻开封，第一次围攻后，汴京出现大疫，抬出城门的棺材达数十万，还不包括贫不能葬者。此时的郑州是唇亡齿寒。
1233年，元军攻占开封后与南宋军夹击金军。1234年，金国灭亡。1235年，故市县复为管城县。1265年，新郑、密县改属钧州，荥泽、原武划归开封府。郑州辖管城、荥阳、汜水、河阴4县。1279年，元军攻占广东台山，历时152年的南宋灭亡。元初，郑州属汴梁路，辖管城、荥阳、汜水、河阴、密、新郑、荥泽、原武8县。
元好问——金元诗坛领袖居登封9年应试汴梁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金元时最有成就的诗人、史学家。1190生于山西秀容（今忻州），祖先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出于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是唐诗人元结后裔。
7岁能诗，14岁从学。1205年，金章宗泰和五年，年仅16岁的元好问以殉情的大雁为背景，作《摸鱼儿•雁丘词》。词首，“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
1213年，家乡被屠城后，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今宜阳)。2016年，出游到登封，作《箕山》。1217年，元好问从福昌转徙登封，居嵩岳少室南原，潜心治学，结友拜师，开始应试汴梁。1221年，兴定五年进士及第，被诬“元氏党人”，拒任。1224 年，正大元年，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断断续续居登封约9年间，元好问与友人游山水名胜，诗酒酬唱，模山范水，对景抒情，创作颇丰。作有《郁郁》、《秋怀》、《西园》、《家山归梦图》、《杜诗学引》、《饮酒》、《后饮酒》、《南溪》、《颍亭留别》、《少室南原》、《颍亭》、《梁县道中》、《横波亭》、《对暮凉灯火怅然如失》等。
1226-1227年，元好问曾任河南镇平，南阳，内乡县令。1231年，正大八年秋，应诏入都，擢尚书省掾。1232年，天兴元年，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1233年，天兴二年，蒙古军占领开封，元好问随大批官员被俘，并被押往山东软禁。1238年，元太宗窝阔台十年，在蒙古国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帮助下获自由。
1239年秋，50岁的元好问再度弃仕返乡，专心以诗存史，名曰“野史”。著诗若干卷：《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文章《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禨》一卷，《诗文自警》十卷；并为金史的编纂收集、整理大量资料。1257年10月12日，卒于河北获鹿寓舍，归葬故乡韩岩村。
元好问怀经世治国济天下之志，经历迁徙，进士，被俘，获释，入仕，返乡，饱受天灾人祸之苦，萃诗文史学于一身，是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诗人，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观其一生，从蒙古军的阶下囚到忽必烈的座上客，元好问身上不乏对祖先鲜卑族的忠诚，不乏对蒙古国统治时中肯的认可，也不失对汉族文化的非凡造诣。作为金元之际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元好问是武力兼并中中华民族思想融合和文化同化中的一个非常典型和异常优秀的人物。
许衡——元初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学家
1209年，金卫绍王大安元年。此前，为避战乱，许衡之父许通由河内（今河南沁（Qin）阳，隶属焦作）携家迁居新郑城西阳缓里（今辛店镇许岗村）。是年九月二十九日生下许衡。
1232年，金哀宗天兴元年，蒙古军渡河攻金都汴京，在郑州一带大战，许衡举家返回河内故里。逃难途中，口渴难耐，路边有棵梨树，行人抢着摘梨，许衡不动。问他为何不摘？许衡说：“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
此后，许衡曾到鲁、魏游学，居大名三年，又在河洛与姚枢、窦默在苏门山（今辉县市百泉镇一带）研究宋儒周程之学达十年之久。
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忽必烈命王恂、郭守敬等人修定历法，“命(许衡)领改历事”，参与制定《授时历》。至元十七年，主持《授时历》。事毕，许衡积劳成疾，辞官回故乡河内县（元为怀庆路）。翌年病故，葬于河内县城东北之李封村。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又称鲁斋先生，元代初期的名臣。曾任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为元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天文学家。元代儒学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人。卒后谥号文正，追封为魏国公。后人收集其著作，辑为《鲁斋遗书》，又名《许文正公遗书》。
《授时历》——郭守敬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
1276年，由精通易学的许衡为主编，由王恂历数，与郭守敬、杨恭懿4人共同编撰新时历。1279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元军攻占广东台山，历时152年的南宋彻底灭亡，元统一中国。元于大都（今北京）设司天台，另在国内分设东西南北中五处天文台。三月，派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亲赴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经洛阳天地之中，直至南海，进行督造天文台设施，并测验晷（guǐ）影。今登封告成镇观星台，即元代郭守敬督造的中部天文台。明朝时后人在台上增建二小屋以观星，始被称为“观星台”。
1280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由许衡、王恂、郭守敬主持修订的新历法成，定名为“授时历”，本年颁布全国实行。该历法在我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年，王恂去世。1281年，许衡病卒。郭守敬挑起新历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用表等最后定稿的重担，成为编撰新历全程的功臣。是年，《授时历》颁行天下，取代使用700多年的《大明历》。《授时历》计算出一年为365.2425日，精度相当于300多年后采用的罗马公历。记述至此，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原始的工具，何以能计算的如此精确！
《元史•郭守敬传》载，在建天文台时，还在全国设有观测站27所，派监侯官14员，分头前往观察，属于较小的天文设施，均毁于战乱，今皆不存。元世祖年间，大科学家郭守敬革新天文仪器，把浑仪改装成“简仪”，创制“景符”，奏进10余件天文仪器，并向皇帝讲解时历。从上午讲到下午，忽必烈听得很仔细，毫无倦意。元世祖诏命郭守敬主持改治新历。
嵩山风景名胜区八大景区之一的观星台位于登封市告成镇，由郭守敬创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也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建筑物之一。观星台为青砖石结构建筑，台身上小下大，形似覆斗，是为“昼参日影，夜观极星，以正朝夕”。台高9.46米，带小屋高12.62米。台底宽16米有余。台身北有两个对称的出入口，筑砖石踏道和梯栏，盘旋簇拥台体。收缩的台顶各边砌为女墙，台顶两端小屋间，由台底到台顶，有凹槽的“高表”。凹槽正北是36块青石铺的石圭（俗称量天尺），长31.19米。整个建筑面积不大，但布局严谨、合理，庄严、美观、大方。观星台前后院落分照壁、山门、垂花门、周公测影台、大殿、观星台、螽斯殿七进。观星台南20米处，存有723年,唐开元十一年,由唐代天文学家南宫说刻立纪念石表一座，表南面刻“周公测景台”五字。表高196.5厘米，约为唐小尺8尺，表下石座上面北沿6.6-37厘米，切近唐小尺1.5尺，在规制上与《周礼》所载土圭测景说相近。
登封观星台是我国古代圭表测影的实物，是自周公土圭测影以来测影技术发展的里程碑，反映我国天文科学发展的卓越成就，对研究天文史和建筑史有重要价值。抗日战争中，观星台被日军飞机作为军事目标轰炸，所幸未能击中。1961年3月4日，登封观星台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郭守敬，字若思，1231年生于河北邢台，元代天文家、水利家、数学家。1316年，86岁去世。邢台郭守敬纪念馆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北京郭守敬纪念馆位于西城区德胜门西大街甲60号、什刹海西海北岸汇通祠。
性同化——战争迫使无数人成为“杂种”
北宋后的郑州生态环境，比江南不足，比西北草原有余。故此，历史上中国的人口迁徙有两方面，一是中原地区人口南下，二是西北草原人口入驻中原。此外，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席卷战败方的人口到本国领土补充缺失的劳力，成为人口迁徙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杂交的重要因素。
1232年，金哀宗开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正月，金郑州防御使马伯坚降，蒙古窝阔台进驻郑州，括郑州一带居民百姓带往北方充劳力。1236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 蒙古军再征南宋。六月北返，复括郑州一带居民一百十余万人北迁，分赐诸王、贵族、斡脱商人等，以为奉养。
110余万！《元史•卷三》中的这是数字很惊人，这相当于甚至超过当时蒙古族总人口的一半，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可能活着回来。到了蒙古，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在被歧视和被虐待中，即便同化或被同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很难长期生存下去。
在一切同化中，性同化最直接最有效最长久最密不可分且有助于人种的改良。战争使中原地区，尤其是郑州成多民族聚居地。中牟县东漳东村、校庄、大洪等30余村，居住着约5000名户籍为汉族的校姓居民，经中国社科院、中国元史学会、河南省社科院、内蒙古大学4家机构专家鉴定，系元太祖成吉思汗裔孙。果此，这又是一个奇迹，很难想象那么多年，他们怎样躲过异常残酷的民族复仇。在中国，有些奇名怪姓源于躲避家族或民族复仇。
时间会抚平一切创伤。如今，蒙汉统一后的中华民族不计前嫌，亲如一家。但是，倘若蒙古像日本一样是个独立的国家，真不知这个国之恨，民族仇该怎么算。
宋末元初，劫难后的郑州地区每县人口不足6000人，而人口成分却更加多元化，纯正的汉族人和少数民族人越来越少。回族从无到有，人口剧增，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管城这个古老的驿站成为河南省最早设立的回族自治区。
小黄河——郑洛汴运河水网中贾鲁河的兴衰
贾鲁河，古称小黄河，是流经郑州地区的仅次于黄河的主要河流。郑州金水河、索须河、熊儿河、七里河等约三分之二的河流都是贾鲁河的支流。今贾鲁河顺东南流至周口并入颍河，再随淮河入海。
中华国都位于黄河中游时，隋唐大运河是中国最主要的运河通道。但是，北宋时起，北方植被被破坏的更加严重，水土流失更加突出，在洪水和泥沙的侵蚀下，郑洛汴水网生命线水利工程难以为继。南宋后，黄河水越来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洪涝灾害防不胜防，以贾鲁河为主，支撑昔日京都命脉的郑洛汴运河水网逐渐枯衰。黄河水利工程的性质发生变化，基本内容除了防涝，主在淤土造田。元代，郑汴运河水网的治理以“保漕”为最高原则。大运河再次得以疏浚、延伸。1293年，新的大运河不仅贯通江淮、湖广，且贯通四川、海外诸番，毕达京师。除官私运粮外，食盐、茶叶、各地土产、手工业品、贡物都经过运河运输。
元代后期，黄河中下游的水利运输更加困难。1351年，贾鲁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呕心沥血整治郑州运河水网。此后，人们将郑州至朱仙镇段疏浚的原汴河上游支流段的河流改名为贾鲁河。
贾鲁对贾鲁河的治理尽职尽责、敢作敢为。古时治水，命悬一线，一旦失败，会像大禹的父亲一样被砍头。既便不死，也难免削职为民。此时，重点修整后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大陆第一运河。如今，面对上游源地大部干枯的河床、浅缓的水流、污浊的水质，看不到货运船只，人们无法想象曾为中国大陆第一运河——贾鲁河昔日的风采。
郑洛汴运河水网的建立、形成持续约千年，隋、唐、北宋（581-1127）500余年处于一个发达的时期。南宋至清末，逐渐枯衰有数百年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在郑州还能看到从洛阳由伊洛河经黄河过往的三三两两的机动船只。郑洛汴运输水网的彻底消失不只是由于旱涝，而是由于20世纪中期新兴的公路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使入不敷出的水运成为多余。时至今日，直通天津的东风渠还在，贾鲁河宽阔的河床依旧，倘若都市生态的恢复、造景或旅游业迫切需要，效益可嘉，让邙山鸿沟一带的沟壑复为河流和湖泊，让贾鲁河重现小型运输船只是可能的。倘若没有公路和铁路，郑洛汴运河水网不会彻底消失。
郑洛汴运河水网在郑州地区主要涉及鸿沟水系和贾鲁河水系。鸿沟水系和贾鲁河水系在郑州地区是否汇合，存疑待考。可以肯定的：一是古代黄河水势浩淼，两岸湖泊上千。二是从青海龙羊峡起，尤其是在甘肃便有航运，河西走廊曾水草丰美。三是黄河中游的水利运输古时相当发达，不次于今日江南。四是树减人增，沙进水退，筑堤悬河，大体始于汉代。五是黄河易性，国都东迁北移，发生在北宋末年。六是无休止地掠夺性开发，一次次易水带兵，天灾人祸，废都趋衰。七是公路，尤其是后起之秀——铁路运输的兴起，窒息黄河中下游的水利运输，几乎扼杀整个中原的运输水网。
明（1368－1644）
金、元、明、清合计近800年，唯明朝276年，中国大陆回归汉族政治统治之下。明朝，国都南迁，天高皇帝远，与少数民族的统治相比，郑州经济社会似无太大起色，一如南宋、金、元，仍处于落日余晖的寥落惆怅中。偶尔几个突出的人物和事件，激起点涟漪，无阻大河东流，无奈花开花落。比较扎眼的，是江河日下中更趋悬殊的贫富差距。
生态依旧恶化——昔日富庶之地灾害频仍
明朝初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北伐中原。沿途看到山东、河北、河南“多是无人之处”。四月，明军从虎牢关进入郑州，在“塔儿湾大战”中大败昔日不可一世、此时却不堪一击的元军。随后，为支援对元战争，明军派人疏浚运河，运粮到陕西，但由于黄河洪峰的干扰，漕运时通时塞。1370年，元朝专门设立农司掌管河南农业，不管开垦多少荒地，皆免税三年。并寓兵于民，实行军屯，且耕且战。1395年，令山东、河南农民栽种桑树和果树。
明朝，郑州隶属开封府。明代，大运河总称漕河。141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前，修复元代开凿的会通河，沟通江南至北京的生命线。嘉靖年间，为保护明朝皇帝在凤阳的皇陵不受水淹，黄河等治河工程增加“护陵”的圣旨，“保漕”不是唯一重要的治理目标，郑洛汴漕运更趋枯衰。1426年，黄河发大水，淹没荥泽等个10州县。1430年，于谦任河南巡抚。1431年，黄河决溢中牟，淹没八县农田5200余公顷。1445年，山东、陕西流民20余万逃荒到河南，于谦发粮赈济，并分给田地耕牛和种子，安排生产，深得人心。1448年，于谦回京。
1484年，荥阳发生特大旱灾，人大饥，饿殍遍野。1528年，特大旱灾，连续3年，蝗蝻孳生。荥阳、汜水、河阴人死过半。
1552年，嘉靖壬子三十一年，徐恕修修、王继洛纂《郑州志》。这是现存最早的郑州志书。孤本存上海图书馆，1985年，张万钧查得此书后于1987年完成校注，1988年7月，《嘉靖郑州志校释》由郑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印出版。从明嘉靖《郑州志》看，三国、隋唐至明朝时的郑州，不含今巩义和登封地区。洪武年间，约1368年，郑州人口为3706户，23455人，到嘉靖年间，约1540年时，约160年里，增至6522户，59658人。
1555年12月12日——公历1556年1月23日，嘉靖三十四年，陕西再次爆发大地震，8级地震以华州为震中，烈度11度。“山多崩断，潼关道壅”，山体滑坡，黄河水倒灌渭河，渭河河道北移5公里。方圆2000平方公里的房屋基本倒塌。郑人最早的国都——华州死亡十分之六，建筑物倾塌殆尽。郑州定有震感。“嘉靖大地震”致83余万人死亡，恐怖阴霾笼罩中原。
高拱——凡事皆有经，遇事应权衡
1578年，万历六年，嘉靖、隆庆时曾任内阁首辅的政治家高拱卒于新郑家中。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1512年生于新郑，“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相貌瑰奇，为人豪爽有才略，又颇自许。张居正指责其专恣，高拱遭罢官回归新郑故里。高拱好读书，为文深重有力。其著述《问辨录》、《春秋正旨》、《本语》、《边略》、《纶扉外稿》、《掌铨题稿》、《南宫奏牍》、《政府书答》、《纶扉集》、《程士集》、《外制卷》、《日进直讲》、《献忱集》等，均被辑入《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囿于先儒成说，痛斥“君子不言利” 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的迂腐观点。重视理财，重视国计民生，主张务实。他把“权”与“经”比作秤的“锤”和“衡”的对立统一。强调凡事皆有经，遇事应权衡利弊。认为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不是不好。
徐霞客——嵩山六日游入国学名篇
1623年，明代天启三年，二月十九日，明代地理学家、旅游家、探险家、散文家徐霞客36岁时来到登封，游览其幼年时仰慕的嵩山。
从启母石、嵩阳书院，大柏树，峻极峰之巅，经“陆海”，手足并用攀越“危崖万仞”上山，踏着雪地虎迹下山，夜宿少林，策骑轩辕岭，大侠在6天时间里，走马观花，细数中岳自然与人文，据其所见所得对嵩山“文物之乡”作真实、简单、即时、触景生情的记述，留下模山范水的国学名篇——《游嵩山日记》。
在区区不足3800字的字里行间，但见仲春的嵩山，乍暖还寒，熬过严冬的苍松劲柏中坐落着昔日第一名山的古刹（chà）。山里山外，有三山五岳的雄险、秀丽和清幽，有儒释道之寺庙经院，有固化的汉阙、唐碑、宋题，有世间最古老仍不失葱茏的原始柏。是谓距今500年前的中岳，在国都南迁后仍为水丰林茂的虎啸之地。
十七世纪，密县还在防虎患。在郑州，虎狼的绝迹在于快枪的使用和普及。
荥阳大会——起义军13家72营首领的战略决策
1634年，明思宗崇祯七年，高迎祥、李自成义军由陕西进入河南，连克荥阳、汜水等地，闻明左良玉军将至，遂移营到郑州西南梅山一带坚持。
1635年，崇祯八年，正月，为粉碎明王朝“围剿”，农民起义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曹操）、马守应（老回回）、贺一龙（革里眼）、贺锦（左金王）、许可变、李万庆、横天王、惠登相、马进忠（混十万）、九条龙、顺天王等13家义军72营，达20余万人，在荥阳聚会，商讨作战方略，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略”的作战方略，受到各路义军肯定。史称“荥阳大会”。十一月，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攻洛阳，不克。此后张献忠向嵩山、汝州进军；高迎祥、李自成向偃师、巩县进军。
1641-1642，李自成率部三打开封。易水带兵，开封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清（1616－1911）
明清的更替有约30年的过渡与重合。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立后金，至1912年2月12日6岁的儿皇帝溥仪退位，清朝历经12帝，统治全国268年，与明朝的统治期间相近。占据统治地位的清朝分全国为26个省，200余府，70余个直隶州。郑州隶属开封府。
人肉磨盘——李自成入京前后在郑洛汴的兵戈
李自成入京前后，其部在郑洛汴一带与明清官军有过多次较量，拉锯之战异常残酷，又是一轮杀人如麻。
1636年，崇祯九年，三月，高迎祥、李自成率部与明将王进忠、周维墉战于告成。八月，再与左良玉部战于唐庄，不利。由巩县退回陕西。不久，高迎祥战死，李自成继为闯王。1638年， 明思宗崇祯十一年，李际遇因“殴打役吏，率众闹堂”被枷锁拴在登封县衙门前石狮子腿上示众。李砸断狮子，上尖山树义旗，聚军约5万人，活动于荥阳、汜水、登封、密县等地。
1639年，崇祯十二年，兵部尚书杨嗣昌调用少林寺武僧70人随军征讨李自成、张献忠。是年，地震、旱灾，蝗灾，人相食。外号“一斗谷（梁宋间）、”一条龙“（袁老三）等农民起义，聚众30万，驻嵩山、常出没于巩县等地。
1640年，崇祯十三年，连续两年特大旱，黄河水枯。“斗米千钱，岁大饥馑，骨肉相食，民死过半，路少行人。蝗过蝻生，荒野断青”。饿殍盈野，甚至父子相食。是年，登封李际遇与申靖邦、张鼎、任辰三义军联合，驻扎御寨一带。经常活动在黄河南岸，在巩县杀官绅姚若时。巩县东部王升聚5000人响应李际遇起义，威逼巩县城。六月十五日，乡绅张泰定率乡勇与王升激战于口头村北。之后，王升被内奸陷害。
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率义军攻克洛阳，“福禄(鹿)宴”烹煮福王朱常洵，杀戮坚守城池者无数。二月，率部第一次攻打开封，围城强攻7昼夜后主动撤退。遂联合李际遇攻克登封县城，杀知县鄢廷诲和典史王大璧。三月，中岳庙失火，大殿、两廊、峻极门被烧毁。春，饥、疫双至，死者相枕藉。十一月，登封李际春带农民起义军攻打新郑县城未克。十二月至翌年元月，李自成率部第二次攻打开封，用大炮火铳昼夜攻打20天后再次撤退。是年，天灾人祸，大饥，人相食。
1642年，崇祯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攻打3天后，李自成部攻入新郑县城，杀知县刘孔晖。二月二十九日，李自成部再次攻克登封县城，杀知县刘禋（yīn）。四至九月。李自成率部第三次攻打开封，巡抚高名衡决定扒黄河灌义军，使城外一片汪洋，城内水深数丈，浮尸如鱼。洪水过后，37万余人仅存3万余人。期间，五月四日，郑州守城百姓开东门迎李自成军入城，知州鲁仕任弃城逃走。
1643年，崇祯十六年，七月，李际遇、申靖邦率起义军攻打登封县城，围20日未克。八月，李自成军攻克巩县，杀知县阎世选。八月八日，李自成率部攻登封，破城后西走，杀申靖邦于登封金店寨，围少室山御寨，围攻归降后又叛变的李际遇。后闻明军将至，遂退往宝丰。李际遇率部进驻登封。李自成拨转马头，挥师北上，剑指京都。
闯王兵败——清军一箭双雕，史可法、李际遇遇害
1644年，崇祯十七年，因上年大旱，春，人相食。起义军两次攻占汜水。三月，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占北京，明亡。四月，起义军立足未稳，被降清后的吴三桂和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劲旅打败，清兵入关（一说起义军溃败与进京后遭遇鼠疫有关）。一路逃窜的闯王从此下落不明，落个千古败鉴。五月，明大臣史可法、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嵩为帝，年号弘光，史称南明。十月，李际遇接受南明弘光帝委任为河南总兵官，率众抗清。
史可法（1602-1645），中牟县狼城岗史家村人（原属开封祥符县，1965年划归中牟县），崇祯元年进士，南明时任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被马士英排挤出朝，赴扬州督师，清兵破扬州，不屈被杀。遗著被后人编为《史忠正公集》。
同是1644年，黄河两次决口，淹没郑州中牟等地乡村，漂没万余户。是年，清军入关，十二月攻入郑州。此后20年，清朝灭掉大顺、大西等政权，统治全国。连年争战，加之大旱，又是人相食、尸盈野。
1645年，清顺治二年正月，清豫亲王多铎从孟州渡过黄河追击李自成。是月，河南总兵官李际遇与住睢州总兵官许定国降清，河南沿河十五堡寨俱归于清。三月七日，清兵多铎部出虎牢关，继续东进。1647年，顺治四年，李际遇因与王道士同谋反清，事泄被杀。兄弟及妻子连坐。
康乾盛世——修复寺庙，著书立说，人口剧增
康熙、雍正、乾隆时的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约130余年的重要的发展和平时期。期间，1671年，清康熙十年,登封邑人王贡等募捐重修中岳庙。1674年，康熙十三年，登封知县叶封于嵩阳书院废址重建二程祠。1677年，康熙十六年，登封邑绅耿介开始扩建嵩阳书院。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为中岳庙题“嵩高峻极”匾，差官赍（jī）匾悬于峻极殿。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御书“少林寺”和“宝树莲芳”匾额，颁发少林寺天王殿和大雄宝殿悬挂。1724年，清雍正二年，郑州升为直隶州，下辖荥阳、荥泽、汜水、河阴4县。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郑州改为普通州，归开封府辖。仍辖荥阳、荥泽、汜水、河阴4县。1735年，雍正十三年，雍正帝下诏大规模整修少林寺。寺东南有柏坂，明僧人无言道公植柏千万株，布满崖谷。因修寺取材，被斩伐一空。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郑州署任知州何源洙重建“子产祠”。
清代，康熙、雍正、光绪逐步实施“摊丁入亩”税赋，地赋与丁役合而为一，城镇工商业者免除丁银，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得以发展，商业资本及货币资本渗透到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中国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清朝时，南方水稻的亩产量约是北方水稻亩产量的一倍，也是北方小麦亩产量的一倍、两倍、甚至三倍。清代，民谚“湖广熟，天下足。”清朝国家所需漕粮，仰仗于江南。水稻生产为北方移民南迁提供物质基础。在大统一的和平环境中，清朝经济、思想、文化均有发展，“康乾盛世”时中国总人口首次破亿。期间，国家经济重心向东北与东南转移后，偏离国都的郑洛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在水旱等灾害的肆虐中，郑州经济继续向两极分化。
清代名儒——耿介、冉觐祖、景日昣、张钺
耿介， 1621年生于登封城西南街，书香门第。1652年，顺治九年进士。翌年入京，曾任直隶大名道等职。1664年安葬母亲时弃官回乡，以修复嵩阳书院办学为志。捐家产和200亩地做经费，并开荒130亩地于书院，学生达500余人，登封知县也常来听课和讲课，培养出景日昣、姚尔申等高足，名重一时。著有《孝经易知录》、《理学要旨》、《嵩阳书院志》、《敬恕堂文集纪年》等。1693卒。
冉觐祖，1638年生于中牟，字永光，号蟫庵，清藏书家、经学家。冉17岁中秀才。1691年，康熙三十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康熙四十三年，68岁时辞官还乡，建纶翰堂，专心著述，兼教授子弟。1719年，康熙五十七年病故，终年81岁。临终之时，嘱咐孩子刊行他的遗稿，建藏书楼，不谈一件私事。冉觐祖潜心理学，曾主讲于蒿阳书院，作《为学大指》、《天理主敬图》为教材。主编《中州通志》，著有《五经四书详说》、《性理纂要》、《阳明疑案》、《正蒙补训》、《尚书详说》、《四书玩注》及诗文杂著20余种。被誉为一代巨儒。
景日昣，登封大冶人，生年有1658和1661二说，1733年，雍正十一年卒，葬于登封唐庄陈村。1691年，康熙三十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景日昣青少年时即读于嵩阳书院，受耿介亲自指导。生平著述极丰。有《说嵩》一书，所收嵩山资料，为历代有关嵩山著述中最为详尽的一部。其医学著作《嵩崖尊生》一书则最为知名，流传全国，由清经民国至现代，翻刻、重印版本众多。
张钺，字有虔，号毅亭，直隶保定府清苑县人。（1738—1741）乾隆三年至六年，（1743—1747） 乾隆八年至十二年，两任郑州知州。乾隆三年正月莅任，当年重修郑州城南门外熊儿河桥，后被水冲垮，至乾隆九年再修，改建为石桥，并增加一桥孔，遂成为郑州州城历史上最重要的桥梁工程。乾隆十年建成，之后历时二百余年，仍坚固如初。乾隆五年，修复建于明代的郑州城隍庙。乾隆四年至九年，先后挑浚郑州梁家湖旧渠和二郎庙渠水利设施。乾隆十年春，修缮郑州天中书院。曾主持《郑州志》的编修，为“郑州八景”——凤台荷香、古塔晴云、梅峰远眺、卦台仙境、龙岗雪霁、圃田春草、海寺晨钟、汴河新柳留有系列名作，并创作《子产祠》、《夕阳楼久废追次玉谿生原韵二绝》、《过裴晋公墓》等诗。
修志——面向未来，透析现实，总结历史
考证历史有局限性。越古老的国都，留下的遗存越少越难以被发掘和定性。历史越悠久的留下的史料越少，越容易被误判。明清之前，传三代时，中国已有专职记事的史官，可后商才有系统的文字。此前若有史官，缺文字，语言亦有限，或以符号或结绳记事。《左传》提到“郑志”，无从考究。北魏卢元明著的《嵩高山记》，唐卢鸿一著的《嵩山记》，宋张景俭著的《嵩岳志》，南宋尤袤著录中提及的约北宋时的《郑州图经》，仅存书目。史官不记当朝事，原本为实话实说。但当朝否定前朝事，痛扁前朝标榜今朝却是通病。就现存史料而言，志书以明清居多。建书院和修志，是明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
明时郑州地区编纂的主要志书有：明景泰（1450-1457）《郑州志》，佚。明成化十六年（1480）《登封县志》。明成化二十年（1484）《密县志》，佚。明弘治元年（1488）《汜志》，佚。明弘治十一年（1499）《汜水县志》，佚。明弘治（1488-1505）时的《巩县志略》，佚。明弘治-正德（1488-1521）《新郑县志》，佚。明正德七年（1512）《登封县志》。明正德九年（1514）《中牟县志》。明嘉靖五年（1526）《登封新志》。明嘉靖庚戌至隆庆四年（1550-1570）《嵩岳志》。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郑州志》。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汜水县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巩县志》。明嘉靖《荥阳县志》，手抄本。明隆庆三年（1569）《登封县志》。明万历三年（1575）《新郑县志》，佚。明万历四年（1576）《荥阳县志》，佚。明万历十二年（1582）《中牟县志》，佚。明万历十四年（1586）《登封县志》，佚。明万历二十三年（1594）《中牟县志》。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嵩书》。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荥阳县志》，佚。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汜乘》。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新郑县志》，佚。明万历时的《郑州志》，《荥泽县志》，《河阴县志》，《密县志》，均佚。明天启（1623）《中牟县志》。明崇祯七年（1634）《密县志》，佚。
清时郑州地区编纂的主要志书有：顺治五年（1648）《登封县志》。顺治八年（1661）《嵩高志》。顺治十年（1653）《密县志》。顺治十六年（1659）《密县志》。顺治十六年（1659）《新郑县志》、《嵩山志》、《荥泽县志》、《中牟县志》、《汜志》，还有已佚的《巩县志》、《郑州志》、《荥阳县志》，佚。康熙九年（1670）《中牟县志》。康熙十二年（1673）《嵩阳石刻集记》。康熙十七年（1678）《荥阳县志》。康熙十八年（1679）《登封县志》，佚。康熙二十二年（1683）《嵩阳书院志》。康熙三十年《巩县志》，佚。康熙三十年（1691）《河阴县志》。康熙三十二年（1693）《郑州志》。康熙三十三年（1694）《新郑县志》。康熙三十四年（1695）《密县志》和《荥泽县志》。康熙三十五年（1693）编纂的《登封县志》和《嵩阳庙史》。康熙五十一年（1712）《巩县志》，佚。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说嵩》。康熙三十五年至雍正十年（1696-1733）间编纂的《会善寺志》。乾隆三年（1738）《郑州直隶州志》。乾隆九年（1744）《汜水县志》。乾隆九年（1744）《登封县志》。乾隆十年（1745）《巩县志》。乾隆十一年（1746）《荥阳县志》。乾隆十三年（1748）《中牟县志》、《荥泽县志》和《少林寺志》。清乾隆十五年（1750）《密县志》。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新郑县志》。清乾隆五十二年（1786）《登封县志》。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巩县志》。清嘉庆十六年至二十年（1811-1815）《密县志》。清同治八年（1869）《中牟县志》。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阴志稿》。
修志，为什么要修志？为修志而修志有何意义？不总结历史，不吸取经验教训以利发展，修志干什么？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历史，谁调查的最深最透彻？当然是历史学家。可帝王引用孔子“述而不作”的话说，历史学家只有记述权，没有发言权。于是，没有历史定论，更没有对未来的推演，更不要说数字化时代的定量分析。于是，没有更高的目标和要求，信与不信的弹性太大。为记述而记述，成诸多华而不实、沽名钓誉的伪学者的托辞，志书的质量越来越差，且打肿脸充胖子，自病不觉。
帝王借孔子的话封堵历史学家的嘴，如此荒诞的修志原则却被历代大儒和御用文人奉为至理名言，成为修志的基本原则。难怪范文澜、郭沫若都要违背原则，有含沙射影的杰作和嫌疑。说孔子、司马迁皆“述而不作。”笔者感觉像是个睁眼瞎。不足20岁时像诗一样背诵的“太公史曰”，40年后记忆犹新。至于孔子，更不消说，看看他对子产和邓析那一语中的评述就不难明白，这是个多么述而善作的大师。孔子和司马迁“作”得画龙点睛，惜墨如金。孔子讲述而不作，只怕是力戒阿谀逢迎的曲解和媚俗。
去掉形容词，照搬条目体，将报来的分志合成一个大拼盘，高薪聘用责任编辑，抠出错别字，加上大字体，古香古色地印制一大摞，再加一个精致的包装箱，便大言不惭，言之凿凿，谓之精品，谓之信使。获诸多大奖，窃喜青史留名，名利双收，洋洋自得，非但没有跳出媚俗的窠臼，且集旧志之大弊。说一千，道一万，实质不是作与不作，也不在于当代人能否记述当代事，而在于怎样民主、科学、实事求是地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记述历史，揭示历史赋予现实和未来的真谛。这或许正是范文澜、郭沫若等史学家不由自主地“明知故犯”的原因。
看破红尘者满腹经纶、老成持重地念叨“难得糊涂”，可曾晓得的“疑是民间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竹？可曾晓得那才是真正的板桥风骨。司马迁率先写当朝，触皇帝之“逆鳞”，正是要实事求是。正因为如此，司马迁的下落成千古谜团。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德才兼备、忍辱负重、置生死于度外的历史学家，迄今为止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序、述、论、议。述，多义字。记述，陈述，阐述，论述。阐述即论述深奥的问题。《汉语大字典》中，“作＂的含义近20个。《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这里说的“作”应指矫揉造作，胡编乱造。先秦古籍中“作”有多处指虚假的话或论述。《说文解字》说，“作”从人从乍，而“诈”从言从乍，胡乱造作为“诈”。
修志先修身，修志先立志，修志先修德。“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嫉贤妒能，以偏概全，照猫画虎，不求甚解，不懂装懂，如此之忠“述”，是借“述而不作”做欺世盗名、沽名钓誉之作。改革开放至今，诸多志书编纂对“述而不作”的实施是把封建糟粕当古训当精华。述也好，作也罢，咬文嚼字亦可。老子、孔子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百分之百地正确。作品如人品，言与行之间的差别，志书质量因人而异。归根结底，史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是：量力而行，唯是是求。是，史实，理义，包括实至名归的誉利。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照本宣科，食古不化，与创新无缘，不符合改革开放时代的本意。
书院兴废——嵩山文化圈后继乏力
宋元明清，继嵩阳书院之后，在郑州还建有其它书院。嵩阳书院名气大，得益于名人，名山，汉柏。新建、复建、扩建书院，以清代为盛。郑州地区书院的兴废，衍射嵩山文化圈的兴衰。
颍谷书院，位于登封颍阳镇（宋颍阳县，金废县为镇，归属登封），宋时有县学，废于兵。大观元年(1107)朝廷颁布学制，刻碑。宋元年间（1271-1279）建学舍。元皇庆二年(1313)在宣圣庙故址发现宋学制碑，里人因建先师殿和讲堂。(后)至元五年(1339)秋，工部郎中温格非见其狭小垢浊，率里人捐建为书院，堂殿宏敞，“栖有庐，斋有室”，礼聘“学完行修之士为师”，一时“岩才里秀履接户外，弦诵之声相继”。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知县具其始末闻于朝廷，赐名“颍谷书院“，礼部尚书王沂撰有碑记。清康熙十三年(1674)知县叶封重修。乾隆八年(1743)颍阳绅士宋祺、王琢等改建于颖阳南街。清末废。
存古书院，位于登封。明万历间（1573- 1620）知县傅梅建。有堂室、厢房、学舍若干间。傅梅好古玩、诗词，每出游，凡见残碑断碣，经反复审视，见有字迹者，即携归书院，嵌于墙上，以保存文物，并供生徒鉴赏以长知识。故名存古。不久即废，古物亦不复存。
东里书院，位于郑州，前身是天中书院，明崇祯十年（1637）由知府倡导修建。清乾隆十九年(1754)天中书院改为东里书院。知州安尔恭建于原州治东门内。乾隆五十三年(1788)知州王如金重修，集诸生训以勤学。咸丰四年(1854)知州黄见三倡捐增修，延州学正宋晓崖为主讲，训导王子余充监院，录取生员27名，课试居优者赏以花红，暇则与诸生敦《诗》说《礼》；又定规条章程，令诸生遵行。清光绪八年（1882），知州王成德会同绅士阎坛、李启元、孟沦、荆克俭、李建三、赵畏三、陈荣绶、李训等捐资移建至南公馆，回迁中天书院旧址，阎坛撰记勒石。花园门街因名书院街。光绪三十年(1904)改为中学堂。
兴学书院，位于新郑。清康熙十二年(1673)知县李永庚倡捐建于旧城北门外。李自撰碑记，又与乡贤议定岁约、月会之规，刊朱熹《白鹿洞学规》和杨东明讲学八则，名之《兴学大义》，令诸生朝夕传习。乾隆十一年(1746)知县陆烈捐俸重修，延师教授，士子俱来学。十三年知县孙映璧将官田12余顷拨入书院，收岁租以充膏火费。定年修膳金130两。肄业生额以20名为限，论文考取，遇缺即补，年膏火银6两，有告假者接日扣除。于肄业生中择学行优异者2人充斋长，掌告假、簿籍。附课生人数不限，但无膏火。另设厨役、守门役及经营书院各事册籍礼房各一名，工食银有差。后废。
成皋书院，位于汜水县城西门外汜河对岸（今荥阳汜水镇）。清康熙十五年(1676)知县郑瑞国建于汜水虎牢关楚汉成皋之战故地。置田80余亩为师生膏火费用。乾隆六年(1741)知县许勉燉重修，增添学舍，以广多士，一时称盛。邑士禹殿鳌赋诗赞曰：“讲武当年畜虎牢，于今文教振成皋。松关一去秋风静，尚有梧桐引凤毛。”后废。
三山书院，位于汜水县城西门内（今荥阳）。清乾隆七年(1742)监生何宪古捐资建于汜水镇。置田100亩以供师生膏火。知县许勉燉拨滩地800多亩佐其成，并亲为记详明原委。延洛阳刘生子主讲席，选邑中才俊之士肄业其中，告诫诸生：“宣圣开宗明义，首揭学而时习为训，夫取今日所未知未能者而学之，此学之始也；取前日所已知已能者而习之，此学之继也；又取平日所习知习能者而时时寻绎之，此学之无间断、无穷尽也。”后废。
桧阳书院，初名瑞春书院，郑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新密古城后街，坐北朝南。清乾隆四十年（1755）创建，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中轴线现存大门、斋舍、讲堂等，分三进院，大门、前院、中院、后院均为硬山灰瓦顶建筑。书院现存石碑2通，一为清乾隆40年（1775）“重建卓君庙新建瑞春书院合记”，一为道光三年（1823）“桧阳书院神龛记”。
除此，据传还有少室书院，南城书院等，郑州这些古书院大多毁于战火，或人去室空后挪为它用。据考，今颍阳小学源于颍谷书院，郑州一中源于东里书院。如今的登封，俨然是一个武术之乡。可古时的登封，书院居多，厚重的是文化。
君临中岳——乾隆登封射虎、信马由缰
1750年，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清高宗（即乾隆）由孟津渡过黄河，先至中岳庙致祭，御制《谒岳庙》诗二首。
九月三十日至嵩山少林寺，夜宿少林寺方丈室作诗：“明日瞻中岳，今宵宿少林，心有六禅静，寺据万山深，树古风留籁，地灵夕作阴，应教半岩雨，发我夜窗吟。”翌日，游会善寺、嵩阳书院、中岳庙、峻极峰。将越南贡奉的9只玉如意赐中岳庙道士作祭祀用。并为恩师景日昣题“正人君子”、“国无双品”和“景氏祠”三方匾额。初四至密县，乾隆与皇太后途经密县，在牛儿店镇歇脚，膳毕，易骑围猎，射虎于城西北隅裴家洼，日西驻跸于城东大营。百姓顶香，跪道旁迎送。初五，乾隆至郑州，初六，经中牟至开封。
丁戊奇荒——200年一遇的大旱灾，人口锐减
1876－1878年，洋务运动“求强”“求富”之际，约200年一遇的特大灾荒浩劫华北，大旱持续4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5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死亡人数上千万。在震撼世界的“丁戊（wù）奇荒”中，官方赈灾的速度赶不上灾民的增速，“桀骜者沿街抢夺，舍命而不悔”，甚至有灾民“饥则掠人食”。1877年底，苏州灾民超过2万人，大量的灾民继续南下，杭州城内人满为患，“吃大户”骚乱不断，清政府不惜血本全力赈灾，设“粥厂”，严惩腐败官吏，安抚灾民，整治暴乱。1876年，特大旱灾，至此已有一年半没有降大中雨雪，赤地千里，民以榆树皮、树叶、蒺藜充饥，到处发生人相食的惨状，饿殍盈野，村落成墟。1877年，大旱、大饥，饿死者甚众，人相食，十室九空。
其时，1876年，荥阳、汜水秋麦无收。1877年，郑州市区、中牟、登封、荥阳、荥泽、新郑遇特大旱，一春无雨，赤地千里，粮食歉收，民以榆皮、树叶为食，蒺藜为食，渐及六畜。饿死者甚众，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村落为墟，人相食。巩县设男女粥厂各一，十里之内者每天舍稀粥一顿；十里之外者，每天发米4两（125克）。知县李抡元以工代赈，使饥民修筑县城至年底。是年，黄河在郑州石桥决口，宽300余丈，水深1.7米，淹没中牟等40余县。夺溜贾鲁河入淮。1878年，光绪四年二月，粮价腾贵，巩县小米每石（95公斤）制钱6300文（合银子4.2两）；高粱每石（90公斤），制钱4400文。是年春，疫病流行，死人甚多。清廷赈款及各处捐款赠银两共约25万两。全省灾民每人得银5分，可买米1.2升。同年夏，登封王村发生霍乱，患者过半，其中死者过半，有的全家死绝。
“丁戊（wù）奇荒”中，郑州地区饿死多少人，是个未知数。然，人相食，从古至今，郑州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这种非人的社会现象从原始社会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贫富悬殊——康百万富甲三省、船行六河
国家贫穷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合理。制度越不合理，国家越贫困落后。国家越贫困落后，社会贫富差别越大。清末的中国社会，贫富极其悬殊。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离北京。翌年至巩义时，康应魁捐银两百万，得慈禧太后封赐名扬天下。“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康氏家族的总称。清代中期的康应魁，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靠“贡献”得官。多次得到皇帝赏赐，最高时官至三品，且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土地达18万亩，财富无以数计。民称：“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明、清时期，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被称为三大“活财神”；文化革命中，康百万庄园与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庄园，并称中国三大庄园。
康百万庄园占地240余亩，33个庭院、53座楼房、97间平房、73孔窑洞，共571间，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庞大的建筑群只有一个入口，外观看似简朴，内部装饰华丽，是跨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大型地主庄园，是华北地区封建堡垒式建筑的杰作。
庭院依旧，江山已改。“船行六河”对如今的巩义犹如天方夜谭。
黄河在咆哮——水患约四年一遇的母亲河
宋、元、明、清历时930年。至宋朝起，母亲河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黄河决溢约240次，比西汉至唐朝时这1100年的63次高出约3倍。郑洛汴运河水网捉襟见肘。
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每次大改道，都沿着新的河道修筑堤防。黄河下游邙山以东两岸大堤，多为明清时代的老堤,约有500年的历史。元明清，尤其是清朝时，对封丘以东黄河大堤的修筑、堵口，是耗资越来越大，水患越来越频繁，洪涝越来越严重。
明末清初，约40年战乱，黄河堤防失修，有地段常年决口，漕运受损。旱是水，涝是水；成也水，败也水。基于地势，相比之下，洛阳少涝多旱，开封多涝少旱，郑州居中，旱涝均沾。
明清时期，豫中黄河水利建设以防洪为主，兼顾农田水利灌溉。京都南粮北调依赖安徽、山东、河北的运河干渠。清时，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三。为保统治中心北京的供应，帝王不能不重视漕运。康熙、乾隆多次到运河咽喉清口巡视，治河、堵口、固堤、分洪、导淮、济运。
史载，1662年，清康熙元年，六月，黄河决口黄练集，中牟城西、南、北三关均被水淹。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修筑黄河堤，西起荥泽县（今邙山游览区以东），东接原武县界，高4丈，趾宽10丈。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暴雨三日，发生洪灾，冲坏田地，沙压石堆，人畜多有淹毙。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黄河河道南侵，荥泽县城再次南迁至古荥阳郡旧址（今郑州古荥镇）。明洪武八年至此，荥泽县被河患逼迁3次。旧址皆圮（pī倒塌，毁坏）于河。康熙21-38年，修成黄河堤。上起荥泽，即今古荥镇单东村附近，下至中牟杨桥，长57里。 1723年，清雍正元年，六月、九月，黄河在十里店、杨桥两次决口，淹没郑州、中牟乡村数百，漂没9万户。
乾隆时，黄河水患更加严重。1757年，乾隆十六年，重浚惠济河。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黄河发生特大洪水。1813年，黄河多处决口，河督黎世序一筹莫展，欲畏罪投河。民谚：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黄河决了口，县官活不成。
1834年，发大水，郑州水系泛滥成灾，贾鲁河边的村庄人畜漂没，毁房无数。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大水灾，荥阳、荥泽山洪暴涨，索须河、京水、贾鲁河水泛滥，沿河村庄人畜漂没，毁房无数。小京水村一室无存。郑州窦府砦被淹，水深丈余。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黄河暴涨，决堤百余丈，特大洪峰流量直冲中牟下汛八堡新堤坝。二十三日，黄河于中牟九堡决口，河堤塌宽百余丈。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历1845年2月2日），中牟九堡河工合龙，全黄悉归故道。堵口工程历时一年半，共耗白银1200万两。经此次水患，中牟县北肥沃农田变为沙卤之地。1845年，河决荥泽，大溜经郑州夹城而过，中牟40余里尽成泽国。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春夏，郑州各县连续大旱，两季无收，人们多以树皮草根为生。秋季，巩县等地又遇淫雨，乡民出逃四方，卖妻卖子者无数。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秋，郑州、中牟、荥阳、密县等地先后受旱或受涝，遭雹而歉收。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经山东入海，贾鲁河至颍河一段不再通航，贾鲁河不再成为水陆要道。1870年，清同治九年，黄河在荥泽决口，淹没郑州157村。1871年，清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三日，荥阳、汜水一带突下暴雨，山洪暴涨，汜河溢，二县城房屋倒塌、人畜淹死无数。荥阳东城及东门尽毁。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六月，贾鲁河泥沙淤塞，不能行舟。是年，巡抚钱鼎铭到任，设水利总局管理河务。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四日，连续10日大雨，是日午夜黄河在郑州下汛十堡（即石桥）决口，决口处宽300余丈水深1．7丈，淹没郑州以下中牟等40余县。九月，清廷命礼部尚书李鸿藻赴河南察看河工，十二月又被任命为郑州黄河垮口工程督办。
郑洛汴水路的废止，使郑州从南宋起逐渐失去古代社会都市经济发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经济支柱。清，昔日黄河中游都市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先行官——水利交通运输非但不再，且成为肆虐黄河下游的“害河”。
黄河中游四大废都 ——千年国都全方位的枯衰
黄河中游四大国都，最先沦为废都的是前商时的郑州，其次是唐代的长安，尔后是五代时的洛阳，最后是北宋时的开封。南宋，国都开始东迁北移，继西安之后，郑洛汴均偏离国都。
清，黄河中游经济发展较东南有差距，郑州较洛阳和开封也有差距。总的趋势是，历史越悠久，经济越凋零。清末，作为一个普通的县城，与七朝古都洛阳和九朝古都开封相比，历史更悠久的郑州相形见绌。而且，这种差距不是就某一方面而言，而是全方位的，是郑州整体实力的渐趋削弱，是从头到脚伤筋动骨的一场沉疴大病——
生态上，沙进水退，昔日历时千年的国都坐落的天堂终于退化为旱涝频仍不堪重负的地区；政治上，从统治中心到接近统治中心和远离统治中心，环境恶化的郑州逐渐被京都离弃，走下坡路；建筑上，曾为国内一流的都城沦为废都；经济上，原始农业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使郑州从农业革命中心地区的主产地变为一般农产区，郑州主要粮食作物亩产量长期徘徊在百十斤，增长缓慢；军事上，火炮的使用使位于丘陵的虎牢关不再成为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荥阳乃至整个郑州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开始下降；思想上，反复无常的征战严重销蚀人民的意志，长期的封锁使民众心理趋于落后和保守；心理上，在苦难和逆境中长期煎熬的民众越来越缺乏自信，显得脆弱、甚至虚伪，激流勇进、正直者的中流砥柱之生存和进取倍加艰难；文化上，仁人志士远走他乡，郑州从文化高地转入文化丘陵，再转入文化平地乃至文化低谷；交通运输上，水运缺失，使郑州丧失大都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根本制约；在人口素质上，开始严重下降。
南宋起，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西向东迁移，黄河中游古都的消失一如水运的溃败。优势尽失的郑州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蹶不振。
以偏概全——对郑州历史总人口的估算
元明清时期的北京，犹如夏商周、秦汉隋唐时的郑州、洛阳和西安。区别在于，以前是坐西朝东，后来是坐北朝南，帝王的锋芒所向，视线所及，影响到诸多城市的兴衰枯荣。南宋后至清末，郑洛汴各自为战，失去很多特别值得记述的史实。郑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洛阳和开封大同小异，更多的时候不及洛阳和开封。管城区位于市区中心，其历史资料对认识郑州具参考价值。
元、明、清是社会大统一的三个历史朝代，中国人口大幅增长。以人口资料较完整建置较小变动的新郑为例。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新郑全县人口27928人，4659丁。1936年，新郑人口233021人。1943年，新郑人口206000人。1948年，新郑人口254919人。330年里新郑人口增长8倍。这个数字与同期中国总人口增长的情况吻合。1620年，全国人口5166万。1935年，全国人口4.62亿。1947年，全国人口4.61亿。1949年，全国人口5.41亿，是约330年前的10倍。同年，郑州人口209.87万，以此推算，330年前明朝末期郑州人口约21万；若不包括驻军，秦代郑州人口约8万。
周朝至今约3050年，在中原人口数次大迁徙中，郑州人口机械变动或迁徙情况从郑氏家族中表现的最明显。郑姓的先祖是黄帝，受姓始祖是郑桓公。公元前375年，郑国灭亡后，郑氏散迁到河南东部、洛阳和山东、安徽、陕西等地的邻国。“永嘉之乱”造成郑姓大举南迁。清朝，郑氏开始迁至海外。20世纪末，郑姓是中国姓氏排行第23位的大姓，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郑姓在南方是一个典型的姓氏。郑姓在台湾是第12大姓，郑成功是台湾郑姓的始祖。春秋晚期吴越时的巾帼人物郑旦，明末名将郑成功，唐朝诗词、书法、画家郑虔，“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当代作家、文学史家郑振铎等是郑氏家族的名人。回族中的郑姓源于1399年，是皇帝鉴于郑和在北京郑村坝“靖难之役”中的战绩予其的赐姓。
公权私用——经济发展长期徘徊的政治顽疾
古代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中国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只有皇帝的私有，只有贪官污吏的特权，鲜有农民货真价实的私有。皇帝的私有就是“国有”。农民只有土地的经营权没有自主权，经营权缺乏保障。田亩制、井田制、均田制，说到底都好是帝王所有制，官僚地主所有制。丁役是束缚农民、强化人身依附的手段。为人作嫁衣的广大农民缺乏拥有土地的自豪感，缺乏精耕细作的内在动力，缺乏连创高产的积极性，缺乏大规模投资改良农具的前提和基础。犹如商业，每个朝代均有貌似强大、实则匮乏的官办商业。所以，在五帝至清末长达约5000年的时间和社会里，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没有跳出农业革命的樊篱，未能实现向工业革命的转变。
家天下，一言堂。国为帝有，帝王拥有国家的一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光明正大的公权私用。这种假国有，大私有，是帝制的特征。帝王信马由缰、为所欲为、祸国殃民，是中国、中华民族持续数千年的致命的顽症。正是在这种原始的低级的统治下，盐铁等的生产与销售长期被垄断，商人长期受压抑，卖官鬻（yù）爵的七品芝麻官犹如土皇帝。尽管占有暖温带和亚热带天时地利的优势，大陆经济却长期原地踏步，辗转徘徊，至20世纪中叶一直未能长驱直入，更谈不上大踏步地前进，郑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概莫能外。
不可思议——粮食亩产量上千年一贯制
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重大灾难、进步、变革，通常与农业的不可分割，而农业的质变和飞跃最终要落脚到农产品的亩产量和产业结构。
有关历史学家推断：战国时，中国北方粟的亩产量约40公斤，西汉时提高到约46公斤，高产田约为60公斤。这个看似不高的粟的亩产量实际上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高于抗战前和建国时郑州地区粟的平均亩产量。据统计，1938年，免受日寇入侵的陕西省，全省粟的平均亩产量还不足58公斤，1949年才达到65公斤。换句话说，这个有关专家根据多方史料测算出的约25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意味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郑州主要农作物之一粟的亩产量没有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同时意味着在过去约2500年时间里，郑州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主要靠的一是增加粮食的种植面积，二是增加小麦、水稻、玉米、红薯等高产农作物的种植，三是变单季为双季的生产播种。而其主要农作物粟的亩产量长期在原地踏步，亩产量增长甚小，为和平时期人口的急剧增长造成压力。难怪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曾被视为“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的“饥荒大国”。
关于郑州的粮食亩产量，在《郑州简史》下篇，“农业增收”一节里接着记述，另见书后附表。
时代先锋——电子通信应运而生优化百业
从五帝到清末，郑州走出由国都到次国都及普通的州县之三部曲，由盛极一时到干戈寥落、紫气全无。但是，在郑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默默栖息着对未来不乏美好向往和期许的人民。20世纪初，看似不经意的一步棋，激发郑州独特的个性，让这个沉睡千年的古都枯木逢春，返老还童。
20世纪初，搭上洋务运动的末班车，改变郑州历史命运、给中国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古都带来更多光明的不是帝王、不是政治，而是在北宋灭亡、水陆不济约720年后，足以取代水利运输，更符合郑州地理优势、应运而生的近现代工业革命的领航业、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铁路运输业。
20世纪初，先于铁路运输业登陆郑州的恰恰是贯穿20世纪，直至21世纪更加方兴未艾的电子通信业。
1901年8月，汴洛军政专用电报线路开通，河南省官府在郑州钱塘里设立电报房。12月，在郑州西大街磨盘街口设邮政支局。此为郑州电信邮政业之始。有趣的是，最具时代标志性的产业——电信、邮政信息业不是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在郑州产生，而是服务慈禧、光绪乘銮舆（luányú，皇帝的车驾）返京应运而生。是年11月，慈禧和光绪从西安返京路经河南，为此，西安至郑州沿线的城市，都增设电话。汜水始架电话线，荥阳始建车马局。客观上为京汉、陇海铁路的正式通车创造有利条件，标志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开始。电子通讯、电力是现代国民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开路先锋和基础产业。
回头看，20世纪初，电子通信业像个体态娇小、人见人爱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姗姗来迟的她嫁给身材魁梧、血气方刚的铁路汉子。没人撮合，这对萍水相逢的夫妻情投意合、天造地设、珠联璧合，他们在郑州安家落户，建设自己幸福的家园。此后，他们让更多具有极其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在郑州从无到有，从小大大，从大到强。大到让一个被舍弃千年的古都返老还童，大到开辟一个崭新的势如破竹的来日方长的数字化时代，大到成为其他百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这沧桑巨变是20世纪之初，当其处于萌芽状态时任何人都想象不到，如今我们却实实在在享受着的。
21世纪初，这对恩爱夫妻时至壮年，来日方长，数字化时代与立体交通的前景未可限量。实际上，闭关锁国，对新生事物理解的迟钝，使我们对这一偶然性中寓意的必然性只是在百年后的今天才一目了然。这就是国民经济先行官——领航业独具的魅力。但是此间，我们津津有味地嚼得的却是西方发达国家吃过的东西。善于借鉴，确实是捷径。没这个捷径，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长驱直入。
黄河铁路大桥——20世纪初中国标志性建筑之一
1900年，光绪二十五年，邮船大臣盛宣怀主持，由比利时一家工程公司修建的黄河第一座单线铁路桥，原名平汉铁路郑州黄河桥选定桥址，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工程师进行查勘，1902年完成设计。1903年9月，黄河大桥开工建设。同年，郑州升为直隶州，辖河阴、荥泽、荥阳、汜水。1904年3月，建成卢汉铁路。
1905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十九日），京汉铁路郑州黄河铁桥正式完工，李鸿章属下头号洋务人物盛宣怀主持落成典礼。该桥是我国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桥梁。黄河首座铁路大桥竣工落脚邙山尽头小顶山下。桥共有102孔，其中26孔位于北端，24孔位于南端，中间浅滩部分有跨长21.5米的上承钢板梁52孔。桥梁基础用内径30厘米、外径35厘米、下端带有直径120厘米螺旋翼的铸钢管桩，全长3015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最长的桥。
1906年2月，汴洛铁路汴郑段通车。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
1987年，黄河首座铁路大桥被拆除，留5孔桥墩为文物保存在原址上。郑州黄河铁路新桥位于旧桥下游，为双线铁路桥，与旧桥相距375－500米。1958年5月14日动工，1960年4月20日竣工。新桥71跨，每跨长40米，全长2889.8米。
黄河铁路大桥博物馆固化了这段很有意义历史。不言而喻，倘若郑州不是处于祖国腹地丘陵与平原的结合部，黄河铁路大桥不会建于郑州邙山尽头的小顶山下；倘若铁路大桥没有建在邙山脚下，就不会有后来的铁路枢纽；倘若京汉、陇海铁路的枢纽不在郑州，河南省省会不会由汴迁郑；倘若郑州不是河南省省会，郑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未必在洛汴之上。
铁路枢纽——沉寂千年后复苏郑州的点睛之笔
1908年，慈禧太后死的那一年，历时4年的建设，汉郑、汴洛、道清铁路相继通车，京汉、陇海十字交叉的铁路向四面伸展、辐射，构成贯通祖国国民经济的大枢纽、大动脉。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现代工业的先行官，南来北往的车流、人流、物流，为商城注入巨大动力。1909年汴洛铁路郑州站货运发送量达5.2万吨，居全线首位。沉睡千年的古都顿时活跃起来，郑州区域经济开始全面发展。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此迅速聚集出铁路工人队伍，成为郑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力军。
此后，郑州的地理位置及潜在的优势，郑州身为数千年东西南北中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由铁路枢纽击活、凸显——邮电通讯、钱庄，陆运、电力、管运、航空，兵工厂、纱厂、铝厂、煤矿机械厂、汽车厂、食品厂、服装厂，商埠、设市、二七大罢工、蒋阎冯大会战、决花园口易水带兵、省会由汴迁郑，商战，均由铁路枢纽的落成纷至沓来，祸福双至，有些令人猝不及防。复苏，摧毁，再复苏，再摧毁，再崛起……
20世纪，铁路是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铁路领航业的崛起，奠基20世纪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郑州由铁路枢纽形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铁路不仅孕育当代郑州经济，也孕育当代郑州政治、经济、思想、文化。21世纪初，这一势头虽已趋缓，但仍在发掘，并向新的更高层面转化。
从古至今，郑州不只长期是全国重要的政治枢纽，军事枢纽，经济枢纽，并一直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水利枢纽，这是洛阳、西安、开封三大古都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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