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郝铭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不同作者又有不同的艺术追求、表达习惯和文字风格。因此，文学稿件在编辑加工时，除了按照一般稿件的要求处理外，还应考虑文学稿件的特殊要求。它具体表现在结构加工、情节加工、细节加工和语言加工等几个方面：
一、结构加工
结构是文学作品形式的构成因素之一。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作者总要对自己选取的题材做精心的剪裁和组织，这样，人物、事件、环境、心理等等，才能构成栩栩如生的生活画面。在建筑中，如果没有设计，砖瓦木石不能成为高楼大厦；同样，在文学创作中，如果没有结构，生活素材也不可能成为完整的文学作品。
编辑对结构的加工，首先要看它能否服从主题需要。一个合理的作品结构，应该是能有效地揭示主题的。凡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甚至影响主题表达的结构形式，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其次，应该从审美角度，对作品的结构做出判断，要重视结构的完整性、协调性和创造性。结构要有利于塑造人物、展开情节和营造独特的阅读效果。除此之外，编辑在结构加工时，还应考虑不同体裁、不同题材的特点。比如，同为叙事作品，小说结构可以一气呵成，戏剧则必须分场分幕，让矛盾冲突既有段落感，又有连续性；同为小说作品，爱情题材可以在结构上以抒情见长，侦探题材则要求悬念迭起、扣人心弦。
某部反映当代留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原采用的是“复线结构”：一三五章写“土插队”，二四六章写“洋插队”，两条线齐头并进。编辑在审稿时，发觉这样的结构形式虽然有助于丰富作品的生活内涵，但实际造成的效果是：一部作品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况且，“土插队”部分在写法上又比较陈旧，两部分等量齐观，反而使整部作品显得拖沓、松散。于是，编辑在结构上做了重要改动，以“洋插队”统率全书，“土插队”仅仅作为背景出现，这样改动之后，全书主题鲜明、结构紧凑，成了留学生文学中的一部代表性作品。
二、情节加工
在叙事性作品中，结构主要是通过情节来体现的；在非叙事性作品中，往往也包含着情节因素。而所谓情节，其实就是蕴藏着作者思想倾向和情感倾向的一些具体事件，是作品中人物的活动过程，按照高尔基的说法，“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它是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通过作者的艺术想象构成的。
编辑对情节的加工，同样要从作品的主题出发，从人物的塑造出发，看情节的开展能否让作品的倾向自然地流露出来，让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应该符合生活的真实，即使是充满瑰丽想象的浪漫主义作品，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信口胡编的。凡是不合理的情节，都应该是编辑加工的对象。另外，情节还要体现出艺术的创造力和感染力，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重复自己。
上个世纪30年代，茅盾在编《文学》杂志时，经常凭着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力，对青年作者的作品，做重要的情节加工。不少作者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当时都曾从这种加工中得到启发。比如《文学》创刊号刊登的艾芜的小说《咆哮的许家屯》，便是由茅盾编辑加工的，其中一个重大改动，是砍掉了这篇作品的“尾巴”。这篇作品最后部分原来写的是许家屯的“暴动”民众往山里逃去，日本大部队在后面追赶，突然山里“喊声大起，杀出一彪人马来”，“暴动”民众开始时乱作一团，后来发现是义勇军，于是两支队伍会合，重新杀奔许家屯。茅盾认为，这段情节不仅公式化、概念化，而且有着“绝处逢生”的旧小说的痕迹和非常“罗曼蒂克”的色彩，把抗日暴动视同儿戏，无形中抹煞了斗争的残酷性，削弱了作品的主题。茅盾通过对这条“尾巴”的处理，让我们看到了情节加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细节加工
细节是附属于情节的。作者通过情节，推动作品的开展，而细节则可以保证情节的可信性。在文学创作中，情节可以虚构，细节却必须真实。文学被称为“庄严的谎话”，细节真实便是“庄严”的表现之一。作者对生活是否熟悉，创作态度是否严谨，往往会在细节处理上表现出来。有时，一个细节露出破绽，整部作品的艺术表现都会受到影响。在文稿加工过程中，帮助作者推敲细节、弥补漏洞，是编辑应尽的责任。
细节加工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的是从表达的精确性角度考虑的，比如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在写到吴荪甫坐的轿车时，作者原来写的是“福特”牌。瞿秋白看稿时，提出“福特”牌轿车当时是普通轿车，像吴荪甫这样实力雄厚的资本家，应该坐“雪铁龙”。这看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关系到作品能否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特点。
有的是从前后统一的角度考虑的。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和现实生活一样，头绪纷繁复杂，作者稍一不慎，便可能导致情节或细节前后脱节甚至相互矛盾，在这方面连世界名著也不能幸免。比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鲁滨逊到了孤岛上，衣服全湿透了，他就把衣服脱下，挂在树上晾起来……”接着写他穿过森林，走向荒岛腹地，走着走着肚子饿了，终于发现了一株树，“树上有甜甜的果子，他就把果子摘下许多许多，放在衣兜里，再回头向沙滩走……”前面说衣服挂在树上晾着，后面又说把果子放在衣兜里，前后的细节显然是矛盾的。遇到这种情况，编辑就应“瞻前顾后”，帮作者弥补漏洞。
更多的细节加工，是从改正错讹的角度考虑的。钱锺书先生在演员陈道明来访时，就曾一口气举过很多例子。比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探春住处挂着唐人撰写的对联。可唐朝哪里有对联呢？俞万春的《荡寇志》中，写梁山泊英雄用大炮攻城，大炮是宋朝末年由马可·波罗从西洋带来的。蒙古人正是用大炮，才打下了襄阳城。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写武则天居室里的自鸣钟“当当”地响，同样是闹了笑话，唐朝不可能有自鸣钟。类似这种细节失误，在文学书稿中可谓屡见不鲜。
四、语言加工
在文学创作中，作者要讲究炼字炼句，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推敲”因此成了文坛佳话，同样，在编辑加工中，也要重视炼字炼句，努力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五四”运动之前，周作人曾翻译过日本作家江马修的一篇小说，译文的标题是“小的一个人”。这篇作品投寄到《新青年》杂志社以后，当班编辑陶孟和对标题反复斟酌，最后加上了一个字，变成了“小小的一个人”，原来的别扭顿时变得通顺。周作人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称编辑是他的“一字师”。
语言加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正错别字，而实际上是一个在作者原稿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创造过程，因此，一定要把握作者的文字风格和文体特点，认真揣摩作者的良苦用心。而不是自以为是，滥施刀斧。比如鲁迅在《社戏》中，说“我”为了等“叫天”出场，“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如此不厌其烦，正是为了渲染“我”的急不可耐、焦躁不安的情绪。如果编辑改为“从九点多到十二点”，似乎言简意赅，其实破坏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些问题都是在语言加工中应该引以为戒的。
原名《编家应有笔如刀——文学稿件加工漫谈》
选自《撞进编辑这扇门》
作者：郝铭鉴
出版方：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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