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烂陀寺的创建时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争议颇多。《大唐西域记》中玄奘明确写道：“佛涅槃后未久，国王铄迦罗阿迭多敬重一乘，尊崇三宝，式占福地，建此伽蓝。”诚然，玄奘一定是在那烂陀寺听闻或者看到过相关的记载。然而奇怪的是早于玄奘于5世纪初到达印度求学的东晋高僧法显也曾在王舍城一带巡礼佛教胜迹，并未提到过那烂陀寺，在他的传记中确曾提到过“那罗聚落”的地名，代表法显本人是到过巴达加欧村附近，如果当时那烂陀寺确实存在，哪怕是遭毁坏过后的遗迹，法显不可能不予提及，法显文章中的空白不像是选择性省略，更可能是那时根本就没有“那烂陀”这个词汇。
7世纪 观音菩萨站像 铜鎏金 高42.5厘米 那烂陀遗址出土 印度国家博物馆藏
再者，如果那烂陀寺建于佛祖涅槃后不久，以阿育王礼敬佛法的传统，他不可能不有所建树，但是至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并未在那烂陀周边发现典型的阿育王风格的石柱以及类似菩提伽耶、桑奇大塔建筑风格的巽伽时期石雕围栏。
3号遗址附属佛塔上的陶土塑像
那烂陀现场挖掘出的带有纪年铭文的题刻或石碑比较丰富，笈多时期的封印就有26枚之多，其中最早的一枚可以追溯到公元476～495年在位的佛陀笈多时期，因此，那烂陀应该是创建于5世纪中叶鸠摩罗笈多一世（415～455)时期。这个结论已经被广大的中外史学家及各种官方研究机构所认同。玄奘笔下的错录可能是在口耳相传中一个美丽的失误和夸张。
那烂陀3号主体大寺的功用那烂陀遗址中位于西南角编号3号的建筑遗存占地面积最大也最为雄伟壮观，毫无疑问应该是这个寺庙建筑群遗址中最重要的核心建筑。自其被考古发现以来对于其功用也有不同的认识，至今未有定论。
8世纪 观音菩萨站像 灰色砂岩 高约250厘米 那烂陀3号遗址出土 印度那烂陀博物馆藏
第一种说法是它是舍利弗的灵塔，更有传说其为阿育王所建造。
舍利弗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被佛祖称作“智慧第一”。舍利弗在得知佛陀将要寂灭的消息后向释尊请求先于佛祖涅槃，得到允许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迦罗臂拿迦邑村，安然寂灭。在巴利文的记载中，舍利弗的寂灭之地为Nalaka，后期的学者把其推认为Nalanda，于是那烂陀就被认为是舍利弗的涅槃之地。而建筑遗址中只有相对比较完整的3号遗址外型高耸，形似佛塔，由此它被大家认定为是舍利弗的舍利塔。这个结论被广泛接受并被写入印度考古调查局对3号建筑遗址的描述中。
9世纪 准提菩萨坐像 合金铜 嵌银 高33.5厘米 那烂陀遗址出土 印度国家博物馆藏
笔者对于上述结论不能苟同，原因如下：
第一，古代印度佛教的舍利塔以释迦舍利灵塔为例皆为覆钵型，其塔基大多数或为圆形或为正方形。3号建筑遗址的塔基为接近长条的不规则多边形，显然不符合舍利塔的建筑特征。
第二，如果此建筑为舍利弗的舍利塔，无论是义净还是玄奘在自己的传记中不可能不予提及。而法显笔下的“那罗聚落”以及玄奘记述的“迦罗臂拿迦邑”更可能是距离那烂陀遗址不远的一个小村落，现在叫做萨尔恰克，那里仍保留有一座现代的纪念遗存并号称是舍利弗的降生之地。
10世纪 释迦牟尼坐像 合金铜 嵌银 高约25厘米 那烂陀遗址出土 印度那烂陀博物馆藏
第三，按照对玄奘那烂陀建筑群描述的推导，3号遗址应为其笔下铄迦罗阿迭多王所造大伽蓝，“帝日王大伽蓝者，今置佛像，众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为报施主之恩。”而考古的证据表明在3号遗址的顶层的确有用于安放巨大佛像的基座。显然，如此之大的佛像不会被安放于作为舍利供奉的佛塔之上。
第四，已经发掘出土的印度佛教寺庙遗迹的中心重点位置皆为大型的纪念塔，这种建筑模仿了曼陀罗的造型如菩提伽耶建筑群的菩提大塔，帕哈普尔的遗址，以及位于比哈尔东部的安蒂恰克遗址（推认为维克拉玛希拉的遗址）。
10世纪 宝藏神坐像 合金铜 高26.5厘米 那烂陀遗址出土 印度国家博物馆藏
由以上分析可见，3号遗址应该不是舍利弗的舍利塔，它应该是这片佛教遗迹最重要的核心纪念大塔。近些年来新的考古发现那烂陀的建筑遗迹并非限于目前已经出土的部分，它以3号遗址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各方都有很大延伸。这更加证明了3号遗址确实应该是整座庙宇遗迹的中心纪念塔。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908期《那烂陀——佛教艺术的盛大华章》
作者：刘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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