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正在中国蔓延的“蓝鲸”自杀游戏，和北大教授戴锦华谈“20世纪与新乌托邦”的最新专访。
在“蓝鲸”自杀游戏里，玩家经历的50天，堪比一部黑暗的反乌托邦电影。进入游戏的那一刻，他们就要交出手持身份证件的裸照作为“抵押”，一旦自私中途退出，就面临着泄露隐私和人身威胁的风险，在这50天内，他们要依次完成一系列自残任务，直到最终结束自己的生命。
与其说“蓝鲸”是一款游戏，不如说是一种精神控制。它的可怕之处在于以极端的个例，暗示了我们所处世界迅速且悄无声息的“游戏化”，从购物积分卡到英语学习APP，商家借助游戏式的“打怪晋级”模式和“及时反馈”效应，让我们乐此不疲，PokemonGo盛行之时，谷歌就曾被指责利用游戏让用户制造可以为公司盈利的地理信息数据。在缓解现代生活意义破碎、反馈滞后困境的同时，游戏和“游戏化”背后的精神控制和资本图谋，也同样值得警惕。
同在上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接受了《单读》专访，在专访中，戴锦华从去年离世的重量级左翼人物卡斯特罗、陈映真、约翰·伯格和齐格蒙特·鲍曼谈起，谈到革命时代的落幕以及“短20世纪”的终结。戴锦华将20世纪后半叶分为“冷战”、“后冷战”、“后冷战之后”三个阶段，后冷战之后，全球化在金融资本和新技术的助推下成为现实，资本主义既丧失了外部，也丧失了内部的差异性。接着是去政治化、阶级固化、新媒体被资本收编，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反抗、变革动力的丧失，想象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替代方案和另类梦想变得更加困难。而对于未来，戴锦华呼吁一种新的乌托邦构想，而不是从地域性的替代方案中间寻找出路。
“蓝鲸”自杀游戏背后：“游戏化”会成为新的社会控制手段吗？
2017年5月8日，一款名为“蓝鲸”（Blue Whale）的俄罗斯“死亡游戏”悄然潜入中国，在这款游戏中，玩家必须根据指令完成一系列诡异甚至自虐的任务，比如每天凌晨4:20起床、看恐怖片、在手臂上用刀刻出蓝鲸的图案等等，玩家在50天内依次完成这些任务后，要通过自杀来完成游戏的“通关”。
“蓝鲸”游戏的玩家年龄一般在10至14岁之间，一旦开始游戏就不能中途退出，因为在加入游戏群组时，玩家就要提供包括手持身份证件的裸照、家庭成员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一旦中途私自退出，或者没有完成任务，就会面临个人信息泄露，甚至人身威胁等后果。游戏的设计者、21岁的俄罗斯人Philipp Budeikin目前已经被捕，据媒体透露，他智商极高、性格孤僻，有严重的反社会倾向，就好像是《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他声称，设计“蓝鲸”游戏，就是为了清洗“生物垃圾”（biological waste）。
“蓝鲸”在俄罗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间，俄罗斯有130名青少年自杀，其中至少有80名被证实与“蓝鲸”有关。目前，腾讯已经封禁了带有“蓝鲸”、“4:20起床”等关键词的QQ群组，在百度上搜索“蓝鲸”，页面最上方也会跳出“友情提示：请远离伤害自己与他人的活动”的警示。
微信公众号“日刻”发表的评论称，蓝鲸并不是一款纯粹的游戏，它更多是一种有步骤的精神控制，只是这种精神控制呈现为一种”游戏化“（gamification）的形式。未来学家简·麦戈尼格尔在《游戏改变世界》将”游戏化“总结为一下几个要素：首先是即时的反馈，在游戏中，完全做出的任何操作都会得到视觉或数据上的即时反馈；其次是系统多样化与目标渐进，游戏将大目标分解为很多小目标，玩家需要通过不同的系统去完成这些目标；第三是内在激励，游戏设置恰到好处的困难，让玩家去克服，玩家获得了能力上的认可，就会产生成就感并想要一再重复；最后是协作与献身，但玩家与他人合作完成一项任务时，他可以获得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稀缺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一种“意义”和“神圣感”。
尽管直到近几年，“游戏化”才在教育、管理等领域被广泛讨论，但“游戏化”本身早已不是一个新概念或新事物。人们购物时使用的会员卡和积分制度、支付宝中的蚂蚁森林、获得虚拟勋章和等级的健身APP和英语学习软件……都是“游戏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消费、理财，都可以通过“游戏化”来鼓励人们参与，并巩固用户粘性。
“日刻”上的另一篇评论则开门见山指出，死亡游戏并不是一种游戏，而是带有游戏伪装的邪教。在最广泛的游戏定义中，人类一切具有规则的活动都可以成为游戏，比如宗教仪式、甚至社会制度，都是游戏的分支，死亡游戏表面的游戏性正来自这种所谓的”元游戏”，英文中被称为“play”，而我们今天日常语境下的游戏，是“game”，也就是在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媒介化、商品化的游戏，二者并不能混为一谈。
而更狭义的游戏，恐怕就是电子游戏了。自其诞生之日起，电子游戏就牢牢掌控了“游戏”的定义权。中国游戏社会研究协会会长刘梦霏这样解释电子游戏的吸引力：在工业社会破碎的意义链下，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是完整的人。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每个人本质上都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学生学期初开始学习，期末才获得成绩；上班族月初开始工作，月末才领取工资，我们行为的影响被严重滞后了，因此行为的意义也变得破碎模糊。相比之下，游戏中的反馈及时又视觉化，这种“强反馈”使我们能够获得完整的意义链条。
刘梦霏还将网游魔兽世界和狩猎-采集社会进行对比研究，发现魔兽世界就是在模仿狩猎-采集社会中原始人类的生活。而玩家之所以对这种原始生活方式着迷，是因为虽然人类的社会形态一直在演变，但生物基础并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但“基因还在怀念原始社会”。因此我们渴望较小的社交群体，渴望即时影响周围环境，这在理性、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几乎是一种奢望，但在游戏中却可以轻易实现。
微信公众号“X博士”则在《蓝鲸自杀游戏背后的黑洞》一文中指出，“蓝鲸”游戏的本质是一个大型网络心理暗示实验，并比较历史上最著名的几个心理实验，来分析“蓝鲸”的成功原因。
首先，“蓝鲸”游戏的管理框架是带有强权色彩的，所有强制的规定和惩戒，营造了一个虚拟的权威，让所有玩家丧失自己的道德判断，无条件地服从，这与1961年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异曲同工。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找来1000名志愿者，让他们担任教师给学生做口头单词测验。老师和学生之间互相看不见，只能听到声音，如果学生答错，老师就要对学生进行电击，第一次是15V，每答错一次增加15V，直至达到最高电压450V，实验全程都有米尔格拉姆的同事们穿着白大褂假扮专家监督老师。
实验开始后，学生便开始犯错，老师一次次提高电压，学生也开始惊叫哀求，老师这时也出现了紧张、焦虑和恼怒等情绪，但只要专家冷静地回答“实验继续”，老师就会继续提问和施加惩罚，直到电压超过人体所能承受的极值，学生尖叫后不再有任何动静。当然学生并没有真的接受电击，他们的反应是演员的表演，但实验结果依然耸人听闻：1000个志愿者中没有一个人在300V之前拒绝服从，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按下了450V的按钮，米尔格拉姆在他的著作《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实验》中将这种效应总结为：当一个人进入权威系统之后，会经历一次心理重组的过程，从此不再是能够按照自由意志行动的个体，而变成了权威的奴仆。
在“蓝鲸”游戏中，还有一条十分险恶的设定，那就是游戏群组里的管理员并不是指定的。玩家只需缴纳60欧元，就能当上管理员，管理员监督玩家完成任务，他本身并不需要自杀。这一设定的灵感，恐怕来自臭名昭著的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年，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招募了24名志愿者，将他们随机分为“囚犯”和“警卫”，随着志愿者入戏越来越深，警卫们变得愈发残暴，而囚犯们也仿佛真的被定罪一般，情绪低落脆弱，心理受到了严重创伤。“蓝鲸”游戏中的管理员和玩家，类似斯坦福实验中的警卫和囚犯，在预设的身份和权力关系中越陷越深。
心理学上普遍认为，人类的自杀行为主要分为四个步骤：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准备和自杀结果（死亡或未遂），参与“蓝鲸”游戏的人，大多是心智发育不健全，有抑郁倾向的人，他们本身可能已经具备自杀意念，而“蓝鲸”为他们提供的是自杀计划和自杀准备，比如“爬起重机”、“站在屋顶边缘”等任务，就是在帮助玩家克服自杀恐惧。而“每天4:20起床”、“看恐怖片”等任务，则是在增加玩家的自杀概率，一方面，恐怖片会给玩家传达大量的负面信息和消极暗示；另一方面，自杀倾向与主观睡眠紊乱关系十分密切，恐怖片会严重影响玩家的睡眠质量，加上每天都要4:20起床，无疑是在为最后的自杀行动推波助澜。因此可以说，“蓝鲸”游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巧而险恶的自杀算法。
戴锦华谈20世纪：资本的轮盘高速旋转，被抛出的人们寂寂无声
上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接受了《单读》的专访，在专访中，她回顾了已经落幕的20世纪，并对未来做了并不乐观的展望。
戴锦华谈到，20世纪是一个“短世纪”，因为19世纪绵延不休，侵占了20世纪最初的十年，而1989年冷战的终结，已经宣告了20世纪的落幕。从1973年美军从越南撤退、围绕反战的全球社会运动退潮起，对20世纪的宣判已经在酝酿，到1980年，里根和撒切尔开启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一宣判就已经开始，至今仍在继续。
戴锦华将20世纪后半叶分为“冷战”、“后冷战”、“后冷战之后”三个时期。“冷战”与“后冷战”的分界点并不在1989、1990年。对中国而言，后冷战时代从1973年便已然开启，在戴锦华看来，文革终结于1973年，伴随《中美联合公报》而来的是事实上的“改革开放”，整个中国社会的秩序开始重建。而1990年全球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处于“全球后冷战的冷战情境”中。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文化特征是意识形态对抗，而后冷战并非意识形态对抗的消解，而是通过审判失败者，令胜利者的意识形态获得普世价值，这是所谓“宣判20世纪”的高潮。
而“后冷战”之后，整个冷战的地缘政治格局完全改观，世界在金融资本的秩序之下重组，这其中最重要的变数就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之后，中美开始形成某种新的制衡关系，而金融海啸，又使得刚刚弥合的欧洲重新呈现破裂的趋势。“后冷战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全球化”不再是一个修辞，世界被金融资本和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因此，资本主义不再有外部。而在资本主义内部，也不再有值得关注的差异，这种局面是五百年的现代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它改变了思考世界和思考中国的基本坐标。
后冷战之后，全球的去政治化过程同时伴随着两件事：一是快速发生并完成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固化，全社会的上升空间整体封闭，而全球性的流动重合含混了阶级与种族议题；二是社会整体性地丧失了反抗、变革的动力。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内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也日益壮大。但今天，资本主义陷入低迷，抗衡资本主义的力量也大幅丧失活力。换言之，冷战结束，失败的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全球的抗衡力量或另类梦想，没有了阻力，资本的轮盘才旋转得如此高速，而被抛出轮盘的人们寂寂无声。
戴锦华认为，新媒体是后冷战之后的另一重要发明，它现在已经完全为资本养育、掌控，“天然”亲资本。于是，资本的无国界／跨国界流通，同时携带了它形构并不断变幻的生活方式、态度和内容，这也封闭了抵抗或反思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下，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才得以在“未经讨论、全无抵抗”的情况下迅速地重塑世界。
而对于能否找到资本主义之外真正的替代性选项，戴锦华较为悲观。她坦承，在主奴逻辑、革命逻辑之外，获取别样的逻辑或可能非常困难。虽然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替代性方案的实践，但是这些方案都太过地域性，难于相互联结、彼此沟通，成功的经验难以复制。而近些年，情形持续恶化，这些方案正在一个个遭碾碎、被抹除、收编。“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曾迫使世界再度瞩目被遗忘和妖魔化的阿拉伯世界，然而政治或经济上的民主化进程并未获得推进，反而导致了战火的蔓延和穆兄会的上台。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种种以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面目出现的政治保守力量，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困局的另一张脸。
而在我们身处的后意识形态时代，全球近乎唯一有效的新意识形态，便是反恐意识形态。但其双刃性表现在，它一边以反恐之名，将所有的反抗扼杀在摇篮之中，另一边向我们展示了：在世界性的苦难面前，绝望的人群必然铤而走险，或者为右翼民粹动员裹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或者变成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以袭击平民、杀害无辜者作为自我彰显的唯一可能。在类似的全球意识形态之下，我们曾瞩目、认同的，散布在各地的“星星之火”也迅速遭到扑灭。
对于这一现实，戴锦华的回应是，所谓反抗资本主义的另类出路“们”（alternatives）也许不足以面对资本主义的“宏大叙事”，但寻找、命名、召唤新的历史主体，寻找并实践“不加复数”形式的资本主义另类方案，或者称之为“新的乌托邦构想”，已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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