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春节假期档影片《你好，李焕英！》，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拔得头筹。许多观众反应，喜欢贾玲的这部处女片，除了它的亲情、母爱的主题感人外，剧中人物东北话对白让人亲切。影片的故事本来发生在湖北襄阳，怎么讲起了东北话？这就得从东北支援内地和援建“三线”说开去。
在全国好多“三线”工厂里，东北话成为了“厂话”。《你好，李焕英！》在全国三线企业中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
我们知道，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辽宁老工业基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国家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的构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种历史性贡献，除了向全国提供大批量原材料和装备工业产品、高数额财政上缴外，也输送了大量人才支援其他地区建设。这些人才，包括技术干部，也包括大量的技术工人。辽宁乡音传遍天下，形象地描述了辽宁向全国提供大批量原材料和装备工业产品，输送了大量人才支援其他地区建设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30年间，特别是从“一五”到三线建设时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作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东北三省倾其所有，全力支援内地和援助中西部的三线建设。这些内容，辽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辽宁工业经济史》有所记载。辽宁社会科学院的黄巍同志是研究“三线”问题的专家，在她的笔下，对辽宁支援“三线”的过程有过特别详细的描述。
1949年之前，我国的工业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国防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这种不平衡的工业布局不利于应对战争危险。为加强战略准备和调整工业布局，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初做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即调整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由东部向西部纵深发展。辽宁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重化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其在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最重要角色，发挥着最重要作用。
1964年5月，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和东北局的具体部署，辽宁省成立了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各地区、各企业、各部门也委派了干部，专门负责三线建设工作。1965年辽宁省编制的《辽宁省地方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就把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作为指导思想。在“大三线”建设中，辽宁支援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广，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处于名列前茅地位。
支援“大三线”建设进程中，根据国家倡导的“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辽宁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的工业实力雄厚企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迁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具体做法一是建，二是迁，即到内地建立新厂或把辽宁一些企业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到内地，援建的行业广泛，涉及辽宁的军工、钢铁、机械、化工、电力、医药等多个重要行业，对内地经济建设和工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从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年初，辽宁将沈阳轮船厂、沈阳油漆厂、沈阳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大连化工厂、锦西化机厂的力车胎、特种油漆、二甲苯胺、浓硝酸、中压阀门等产品和生产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等西南、西北地区建厂和扩建车间。仅1964年至1970年，辽宁省陆续迁往大三线的职工多达99800人，随迁家属156600人。
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企业基本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企业，设备基本都是最新技术成果，如沈阳低压开关厂抽调了五百余人和130台优质设备去甘肃省天水市，建成了长城控制电器厂。1970年，该厂调79台设备和50名职工支援河南开关厂。此后，沈阳低压开关厂又先后派出大量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支援河南鹤壁、四川德阳以及西安、新疆等地的开关厂建设。当时支援三线建设的沈阳企业还有沈阳电动工具厂、沈阳微电机厂、沈阳机器厂、沈阳化工研究院、沈阳第四橡胶厂等。其中，沈阳电动工具厂、沈阳微电机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青海西宁；沈阳化工研究院的部分生产项目和沈阳机器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四川；沈阳第四橡胶厂生产特种橡胶制品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陕西咸阳，并入西北橡胶厂。大连、抚顺在机械、钢铁、矿业、石油、医药等方面援建了大量设备和人员到四川、青海、贵州、宁夏、甘肃、陕西等地，解决了当地短缺的工业产品，提升了当地的工业水平，特别是对当地日后的工业布局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大连机车车辆厂的制造柴油机配件车间和生产罐车车间员工3000人分别迁往四川广元解家沟和青海西宁，建成了广元柴油机配件厂，使青海西宁能年产罐车2000台；大连钢厂两座5吨电炉和员工50 人迁往贵阳钢铁厂，建成了一个优质钢厂；大连起重机厂的部分设备和员工300人迁往宁夏银川机械修配厂，年产减速机1500台至2000台。铲车是军工和工矿建设的必需品，大连起重运输机厂的部分设备和员工350人迁往陕西宝鸡新秦机器厂，年产铲车90台，解决了当地铲车的短缺问题。还有如抚顺铝厂的3台矽铁电炉以及员工 500 人和纯硅车间的员工80人分别迁往甘肃兰州和贵州都匀，建成了兰州河口铁合金厂和贵州纯硅厂；抚顺石油二厂的合成润滑油车间79 台设备和员工100 人迁往四川隆昌，年产14号航空润滑油等特种油料100 吨。抚顺挖掘机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四川泸州；抚顺安全机器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四川德都；抚顺矿灯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贵州贵阳；抚顺火药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云南宣威天生桥。辽宁将大连医学院的1200名学生、400名教职工和教学设备以及附属医院的部分人员、医疗设备迁往贵州。沈阳东北制药六厂的麻醉药品车间迁往宁夏中卫县，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利用当地一个废弃的铁厂作为厂址进行药品生产。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在支援三线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遵照中央“既出钢材，又出人才”的指示，鞍钢不仅为自身发展造就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还先后为国家有关部门、大中型企业及科研设计部门输送了大批科技人才。1965年4月，鞍钢建设公司组成了第三冶金建设公司，4096人援建了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同年，鞍钢还调出技术骨干14349人，支援了包头钢铁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武汉钢铁公司的生产建设。1966年初，中央决定由辽宁省和鞍钢包建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钢铁厂，鞍钢累计调往攀钢领导干部及技术骨干6799人，调往贵州水城钢铁厂2522人。此外，鞍钢还将第二中板厂全部设备和员工460人迁到四川重庆，并入重庆钢铁公司，建成了一个生产靶板、不锈钢板、防弹板等钢板的基地。后来，鞍钢将 36 孔焦炉和焦化产品回收设备迁往贵州贵阳。1965年将第二薄板厂和鞍钢冷轧厂部分镀锡机组的1160余人迁到遵义，建设遵义薄板厂。鞍钢还将钢丝绳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1238人迁往宁夏石嘴山，建成了石嘴山金属制品厂，解决了西北地区的短缺产品。此外，本溪钢铁公司也在三线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69年6月1日，冶金部决定本钢钢厂向西宁钢厂搬迁，至7月15日止，共搬迁设备1164台(套)，支援职工1331人，建设成了一个特殊钢厂，生产各种特殊钢材。
在大三线建设中，辽宁还和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合作，共同支持了内地。当时辽宁、上海的工业实力在全国是最强的，特别是“一五”计划以后，辽宁、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国各地区中始终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且援建企业的设备和技术基本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如为发展四川仪表仪器工业，沈阳冶炼厂的高纯金属车间与上海901厂金属粉末车间共200人迁往四川綦江103厂；为生产甘肃需要的铜、铅加工材料，沈阳苏家屯加工厂的铅材加工车间与上海901厂的钢管、棒车间以及上海慎昌钢管厂共200人迁到甘肃白银厂；大连汽轮机厂与上海先锋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的部分设备以及压缩机研究所共1050人一并迁往贵州惠水地区，生产核物理试验设备及中频电机。辽宁锦西化工公司机械厂的中压阀门车间与北京化工试验厂的高压阀门车间以及天津化工机械厂生产压缩机配件车间共 1129 人一并迁往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大连钢厂的一、二钢丝车间、精密合金车间的部分设备与北京钢铁研究院的精密合金研究室的部分设备和人员950人一并迁往陕西，建设成一个特殊金属制品厂。
除了辽宁外，黑龙江和吉林都大量参与了支援“三线”建设。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一重”），支援德阳建设第二重型机器厂（“二重”）。哈尔滨的“三大动力”哈尔滨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分别对口援建德阳东方电机厂、东方锅炉厂和东方汽轮机厂。黑龙江的兵工制造企业支援了贵州、江西、湖北、四川、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甘肃等210多个单位，共支援设备3389台以及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熟练技工16096人。吉林省仅吉林化学公司就为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54个企业输送了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达1.8万余人，为19个省、市、自治区的142个企业、86所大专院校和一些国家代培了超过3.83万名专业人才。丰满发电厂向三门峡、龚嘴、碧口、葛洲坝等水电站，输送干部和技术人员达800多人。吉林铁合金厂先后支援湖南、贵州遵义、四川峨眉、西北铁合金厂等51个大、中、小铁合金企业的建设、培训、输送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达2900多人。在援建三线项目中，最著名的要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援建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了。当时二汽建厂确定一汽包建11个分厂。因此，当年的十堰山沟里到处都能听见东北方言，东北话成了二汽厂的官话。甚至有人说，到现在东风公司还是以东北话为主。
三线建设效果明显。在大三线建设中，辽宁援建的省份主要是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地区陆续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钢铁企业、化工企业、煤矿企业等，同时也建成了一批配套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如四川攀枝花原来就是一个只有几户居民的偏僻小村庄，发展成为我国西部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和品种结构最齐全的无缝钢管生产基地，攀枝花也由原来的小山村变成了著名的钢都。还有如贵州的六枝、盘县、水城被列为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从1966年开始包建贵州水城钢铁厂，1998年贵州水城钢铁公司达到了“年产100万吨铁、60万吨钢、55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并成为我国19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一，从而使六盘水这块封闭的偏远地区发展成为一个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经济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辽宁援建西部地区的基本都是先进设备和技术骨干，增强了西部的科技力量，为西部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国西部地区一批企业和新兴城市在荒山野岭中拔地而起，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对调整我国东西部工业布局和改革开放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保障。
在“大三线”建设中，辽宁广大援建职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援建企业在设备搬走、人员调离后，要及时调整企业内部结构和人员，克服困难，不能耽误企业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把大量先进设备、技术人才迁到内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辽宁自身的发展。辽宁援建的三线企业基本都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广大援建职工克服了很多困难。由于援建三线的企业大部分是以嫁接方式迁入内地的，这些企业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保密度高的特点，且对工人的技术要求较高，很难从当地吸纳人员进入三线企业，加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森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三线企业职工和当地人的交往。辽宁援建三线的企业基本都是军工、重工业企业，男性职工较多，援建初期，已婚职工家属难以随迁，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日益严重。同时，未婚男职工的婚姻问题也日益凸显，因为工作地点偏僻，周围人烟稀少；加之地域差异，导致文化交流困难。同时企业自身的独立性和保密性限制了与当地人的交往，这一系列因素制约了未婚男性的婚姻选择。已婚职工家属不能随迁，未婚职工又很难解决婚姻问题，职工们逐渐出现消极情绪，影响了生产建设。后来援建政策有所调整，逐渐允许职工家属和子女随迁。但家属的安置、孩子的就学都成了问题。援建企业职工工资待遇以当地工资标准为准，有的援建职工退休后返回辽宁，所以工资比在辽宁的低。这些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政策调整后才有所解决。
这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中期，持续20多年的“三线”建设，在国家层面上是工业布局的大调整，在个人层面上那是牵动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大变动。随着“大三线”建设的不断演进，实际上工厂的搬建过程，也是工人家属随迁的过程。笔者的几个长辈亲戚，就是在“三线”建设中，从抚顺举家搬迁到贵阳、茂名等地。结果，就把浓浓的东北话、辽宁腔带到了当地。笔者曾到西宁，在西宁钢厂参观。当地人告诉笔者，那里有个“鞍山村”，都是鞍钢工人带过去的家属子弟，说话都是鞍山话，“你吃chi（发二声）吗”，辽南味特别浓。到那里辽宁人倍感亲切。
辽宁对全国的原材料和装备工业产品、技术人才的支援，是在整个改革开放前30年，不单单是“三线”建设时期。总的来说，包括支援“大三线”建设，辽宁支援全国各地的人员众多。有统计，1949—1980年间东北三省仅输出高素质技术及管理人才和熟练工人总计有173万人达。这个数据笔者一直有异议，觉得不止这个数，因为仅辽宁一省就输出百万人之多。仅沈阳一市，光输出的技术人员就达10.9万人，鞍山输出了技术人员达5.1万。在全国众多大中型钢铁企业几乎都有鞍钢支援的技术人员，在众多的装备工业和军工（飞机制造）企业中大多都有来自沈阳、大连支援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说，在全国绝大多数大型工业企业中都很容易地听到辽宁各地的乡音。
“三线建设”“随迁家属”“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些对对现代年轻人很陌生的词汇，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些“火红的年代”真实发生的伟大故事，深刻改变了数百万人的命运轨迹，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格局。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工人阶级为新中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出了无私奉献。共和国的工业发展史上，记载着这光辉的一页。共和国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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