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一个天朝面临土崩瓦解的宿命，国弱民贫，外忧内患，列强环伺，改良与革命浪潮蜂拥而起。
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与动荡中，湖南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大批奇特的商人涌现了出来，这群商人赚了钱，就办慈善，搞教育，热心于公益，或者许多人赚钱根本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革命。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群体， 为何偏偏在湖南会出现？要了解这一历史真相，不妨锁定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人物——禹之谟，看他是怎样铭刻一段商人传奇的。
湖南师大附中创始人禹之谟烈士
巍巍麓山，是古城长沙的一道天然屏障，也是一处绝美的自然风景。这道风景中，更有诸多的典故与故事让人流连，千年岳麓书院，爱晚亭，抗战将士纪念碑等等。这其中，最为湘人自豪的，是这块灵秀之地凝聚的许多国魂与湘魄。
禹之谟就是这灵秀之地的一股豪侠之气。 禹之谟的墓地，在岳麓山的半山腰上。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根据陆军总长黄兴的提议，追赠禹之谟为“陆军左将军”，湖南军政府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以国葬的规模，将禹之谟安葬于岳麓山上。
具有戏剧性的是，六年前，1906年6月，戴着拿破仑帽，腰挎日本武士刀的禹之谟，曾带领长沙百姓，将陈天华、姚宏业两位民族英雄公葬于此。而六年后，1918年，曾经提议国葬禹之谟的黄兴，也被国葬于此。
辛亥革命志士姚宏业投江自戕
今天，很多游人观闻之后，只了解到禹之谟是一个很有名的民主革命斗士，少有人知道，禹之谟其实本来是一个商人，一个在当时很著名的商人。
禹之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商人呢，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国葬于此呢？
禹之谟
这是现在仅存的一张禹之谟的照片，从面相衣着上看，他既不像个正统商人，也不像个气质高雅的文人，倒是有三分类似那个时代的私塾先生。 无论如何，很难让人将他和清末时期的湘商领袖联系在一起。
禹坚白，禹之谟的孙子，如今还居住在长沙。年岁已高的禹坚白，心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利用晚年的时光，把祖父的生平事迹再次编辑出版。
在禹坚白心中，祖父不仅是一个商人，更是一个英雄商人。也许是家族血脉的传承，当年在考大学时，禹坚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系。不过在2007年，禹坚白的家族荣耀，被一次意外的事件给抹上了一层阴影，老人为此很愤怒。
原来，2009年，一家影视公司投拍了一部反映解放后广西剿匪的故事片，名叫《英雄虎胆》。为了使作品更真实，工作人员挑选了一些历史图片来解读剧中的特殊人物，这其中，有一张禹之谟的照片，居然被当作土匪角色来使用。
禹坚白知道，现在出现这样的无知行为绝非偶然。遥想那个年代，弹指已近百年，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祖父，如今已被人淡忘无痕。老人愤怒之外，的确有些感伤。
这一事件，最终经过双方协调，《英雄虎胆》的制作方承诺，删除剧中使用禹之谟照片的片段，给予禹之谟后人经济赔偿，并表示愿意在岳麓山上， 修筑一尊禹之谟的铜像。
禹之谟先生雕像
风云可以淡出，但历史真相不容玷污。
回到故事的主题，禹之谟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贡献？作为一个商人，他为何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国葬礼仪？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禹之谟的童年开始讲起。
禹之谟出生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镇一个破落的小商家庭。他自幼就不屑于八股文章，喜欢算术，对数字有着天生的敏感。他祖父早年经商，也算见过一些世面。
有一次，禹之谟在祖父当年跑生意的皮箱里，发现了一本英译版的《数学研究》，他如获至宝，之后几天闭门不出，钻研这本书。最后，他钻研出了个什么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岁看老，禹之谟很早就表现出了他从商的天分。
1864年，也就是禹之谟出生前两年，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攻破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湘军集团敛聚的巨大财富，大都用于在家乡买田置地，由此加快了这个地域的土地兼并。
禹之谟出生时，他家已经从中小地主被兼并成为普通佃户。
年少时的禹之谟，特立独行，好打抱不平。出生于普通农家的他，对于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然而与许多人的麻木相比，他更容易被激怒，更愿意反抗。
有一年，天旱，地主就把粮食囤积在那里抬价。禹之谟的舅舅，也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他对他的这位地主舅舅非常不满，就骂他豺猪。财主和豺猪是一个音，实际上就是骂他是猪，豺猪。
禹之谟组织了很多农民去围住他舅舅家粮仓，地主怕农民哄抢，就只好把粮食挑出来，分发给大家。从此之后，他的这个地主舅舅恨死了他，两家再不通来往。
因为好打抱不平，禹之谟经常得罪乡间的权贵。为了不让他在家里惹出祸端，15岁的禹之谟被母亲送到了邵阳的一家布店当学徒。
在这里，禹之谟初次接触商业，但是这一次接触，却没有让他跟商业擦出什么火花来。相反，他对商人留下了极差的印象。
禹之谟所在店子里面的店主，已经成交的好布匹，送货的时候，就换成了廉价的布匹。禹之谟认为从商的人都是尔虞我诈，他很是看不惯，所以对这个行业就不感兴趣。还不到一年，店主就把他辞退了。
这一次的经历并不愉快，但禹之谟并未因此与从商划清界限。
曾国藩
很快机会又来了，只是这次与以前的小本买卖相比，规模要大得多，他做的是当时曾国藩湘军的军火运输生意。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熟人介绍禹之谟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下属部门，去搞军械运输。刘坤一给了他一个县候补主簿这样的一个官。
禹之谟在刘坤一军中，负责由山东经河北，出山海关到辽宁战区的军火转运工作。一次在德州装载军械时，有一箱炮弹不慎落入水中。禹之谟见状，赶紧派人跳入水中，捞起沉入水底的炮箱。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禹之谟大惊失色，当他撬开落水的货箱时，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一箱泥土。此时在前线，大清水军和日本水军正打得火热，而后方运去的炮弹竟是一箱箱的黄泥巴，这仗怎么打得赢？
果然不出禹之谟所料，接下来的战事，大清水军节节败退。清政府经营了几十年，号称亚洲第一水师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法国、美国这些欧美发达国家打败了中国。甲午战争就不同了，日本原本是个弹丸小国，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被中国人看得起的小国，竟然也打败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这对当时国人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很多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感到万分痛心，民族危机感从来没有这么紧迫过。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当时的中国人意识到，再不救亡图存，再不发展民族工业，我们将会亡国灭种！
甲午惨败，禹之谟作为军需补给官，也受到了牵连，清政府摘掉了他的五品顶戴。而此时的北京城里，一个名叫康有为的举人，正联合上千名上京赶考的考生，向当时的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改良变法。在康有为的提议中，有一点非常吸引禹之谟，那就是兴办民族工业。
甲午战争
在担任军需补给官期间，禹之谟认识到工业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他开始尝试着和一些改良派接触。
他认为要救国，要避免空谈，非办实业不可。到了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提出来，要办学校、办报社、开矿、兴办工厂，禹之谟对此很感兴趣。所以他积极投身到戊戌维新运动当中去。
但是戊戌维新，很快以六君子遇害而告结束。这件事情使禹之谟认识到，依靠清政府来改革，来发展实业，那等于是与虎谋皮。
1900年，由湖南浏阳人唐才常等维新派领导的庚子自立军起义爆发。禹之谟也卷入了这场以拥护光绪帝，建立君主立宪政权的武装起义，他担负的仍然是军需运输工作。
然而这次起义，很快失败。
这年的8月，唐才常等二十多人在武昌遇难。当时，禹之谟正运输军械到武汉，看到唐才常的房子里面，翻得一塌糊涂，他就赶快逃走了。
这一年的夏天，他就流亡到了日本。他一方面学习资产阶级的一些民主革命著作，另外一方面，他开始学习一些有关纺织技术方面的书籍。他还曾经到过东京的千代田，学习纺织技术，和机械维修技术，到大阪学习应用化学和美术设计。
自立军领袖唐才常被斩首，从此中国开始闹革命！
从商厌商，混乱时局卷入革命洪流东渡日本，实业救国禹之谟能否愿望得成那个时代的中国，除了盛产不平等条约，也盛产改良家和革命家。
改良派提倡与清政府合作，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管他们的手段如何，目的都是为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旦失败，都喜欢往日本跑。
道理很简单，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走向了资本主义之路，值得我们去学习。而且它离我们比较近，从上海坐船就可以到东京、横滨，路近省钱。再一个，中日同文同种，都是黄种人，文字类似，所以学起来也比较方便。
1900年，禹之谟避难日本，在那里他获得了学习近代工业文明的宝贵机会。也就是这个时期，禹之谟确立了自己的一个人生抱负：实业救国。
1902年，禹之谟回到中国。此时国内的民族工业逐渐发展了起来，江浙一带以张謇为首的民族资本家，倡导实业救国，发展轻工业，开办学堂，使江浙地区逐渐成为了中国轻工业的中心。而此时在他的家乡湖南，轻工业还是一片空白。
在甲午战争以前，是官督商办的企业比较多，民办的企业比较少，民族资本比较少。民族资本企业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好像沙漠中间的小绿洲，大海中的小岛，很少。
但是甲午战争以后不同了，甲午战争一战，订立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开办工厂。既然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开办工厂，那么中国人开办工厂也不好再加以限制，所以，民间办厂才逐渐多了起来。
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
在日本避难期间，禹之谟学习的是印染和纺织技术。归国时，他从日本带回四套铁木混合织机，在安庆开设了一家纺织厂，取名“湘阜”。但很快。朋友就劝他，把这个纺织厂搬到湖南去。
湖南当时的经济，民族资本主义主要是重工业比较多，因为湖南的特点就是有色金属多，金矿、锡矿、锑矿，这些东西比较多，所以路、矿、航运也比较发达，粤汉铁路横跨湖南的中心，所以湖南的工业是以路、矿为主的重工业比较多，反而应用于民生的轻工业不是没什么发展。
1903年夏天，禹之谟在湘潭租用江西会馆，办起了一家名为“湘利黔织布局”的纺织厂。“黔”即黔首，意指一般平民，取有利于湖南人民大众之意。这是近代湖南第一个具备启蒙意义的织布厂。
此时的禹之谟并无太多的资金，招收的艺徒不过10人。禹之谟对这个刚刚萌芽的小厂，倾注了大量精力。
他和职工“同寝食、同起坐、同工作、同商量、同谈笑，恍若一家父子兄弟之亲密，毫无劳资长属的区别。”每月收支公开，量入为出。他和职工支给同样的薪资，毫无自私多取。
小小的“湘利黔织布局”用铁木混合织布机织麻布线包，兰条子布，提花被面，用手扯机织毛巾。制造毛巾所须的漂白，印花，熨烫，包装等每一个流程，禹之谟都亲历亲为。在这个小作坊式的工厂管理上，禹之谟也是处处以身作责，虽然工厂是自己的，但禹之谟从不轻易拿取其中一针一线。
借鉴禹之谟从日本学来的新工艺，“湘利黔织布局”制造出的新产品，很快就打开了销路。小小的“湘利黔织布局”，结束了湖南人洗脸不用毛巾，或者只能用进口毛巾的历史，也结束了湖南人除了土布之外，只能使用东洋布的历史。
湘潭雨湖公园
今天的湘潭雨湖公园，也就是当年江西会馆的后花园，就在这里，诞生了湖南轻工业近代意义上的第一家工厂，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小作坊。
在湘潭经营期间，“湘利黔织布局”不仅以价廉物实享有盛誉，更因为其利民宗旨以及实际行动获得乡邻好评。为了帮助改变人们的生活，禹之谟还经常派出自己工厂里的技师，到附近乡村教人们学习新的纺织技术，这种做法，即使在今天，也是相当难能可贵。
尽管当时湘潭的商业氛围日渐浓厚，禹之谟的织布局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但当时的禹之谟并不满足于在湘潭的发展。因为这个时期，他还暗中和黄兴等革命党人频繁来往，为了更方便地和革命人士联系，禹之谟很快做了一个决定，迁往长沙。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说它好，是因为民族工业抬头萌芽；说它坏，是因为时局动乱，外患内忧，使得刚刚萌生的民族资本家们要么被扼杀，要么不得不铤而走险，最终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暴力革命。
像禹之谟这样的第一批民族资本家，几乎都喝过一些洋墨水，而且大多喝的是东洋墨水。受国外新思想的影响，他们敢于尝试新的事物，敢于打破一些封建的桎梏。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新兴的民族工业，即便是生在夹缝之中，也仍然展现出了惊人的活力。
1904年，湘利黔织布局迁移到长沙。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禹之谟决定扩大生产规模。 1904年8月的一个早晨，湘利黔织布局的大门上贴出了一张招工告示，上面赫然写着五个大字，“招收女织工”。 这则广告在长沙城内的天心阁等处也贴出来了。
天心阁
禹之谟的这一举动，很快成了当时街谈巷议的话题。在那个时代，妇女要走出家庭，进入工厂，还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
女工进入禹之谟的工厂后，他惊奇地发现，女工的生产效率比男工还要高得多。于是乎，大家都开始纷纷效仿湘利黔织布局，招用女工。毕竟，女工比男工细心一些，纺织业还是更适合女工。
禹之谟使用女工，不但提高了工厂的产量，也提高了这些女工在家庭中的地位。只不过那个年代里，妇女刚刚尝试走出家庭，对工厂的管理体制有些不太适应。为了使这些新入厂的工人早日进入状态，禹之谟在织布局里，办起了培训班，自己担任老师，手把手的教工人。
禹之谟开办工人培训班的尝试，很快取得了成效。到了1905年，湘利黔织布局已能年产各色花布8万米，毛巾2500打。之后禹之谟又高薪聘用留学归国的技术人员，使湘利黔生产的花布，比进口花布更加鲜艳耐用，一时间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在长沙城里，新娘出嫁时，嫁妆里若有一匹湘利黔的花布，娘家会故意把它的标签露出来。因为有湘利黔的花布陪嫁，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体面的事情。
在湘利黔织布局诞生之前，湖南每年单布匹的进口量，大概就有1500万米左右，轻工业落后，造成了湖南民间的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影响了湖南经济的稳定。而湘利黔织布局每年8万米花布的产量，还远远不能填补湖南市场对外布的需求。
晚晴长沙城
禹之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试图去说服一些省内有资本的进步士绅，联合他们一起投资轻工业。
然而要说动那些资本雄厚的士绅投入到轻工产业，又谈何容易呢？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买地置业是最安全可靠的投资方式。把钱用于投资办厂，在那个时代风险的确是太大了。
更现实的问题是，办厂需要有技术人员，而当时湖南极其缺乏这样的人才，请洋技师的成本又太高。禹之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发展湖南轻工业，就只能是空谈。
1905年3月，湘利黔织布局迎来了第一批考察团，考察团由湖南各地的士绅组成。他们仔细地打量着这家工厂，禹之谟跟在他们身后，回答着这些人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禹之谟承诺，如果有谁愿意投资办厂，他可以在工厂内免费为其培训工人，禹之谟甚至承诺，如有急需，湘利黔织布局的成熟艺徒可随便索请。
之后不久，湖南衡山，宁乡，常宁，湘乡各地纷纷办起了纺织厂。其中许多工厂，就由湘利黔织布局输出的艺徒协助设立。
禹之谟不仅对职工进行技术、文化教育，亲自讲授多项技术、文化知识，以提高职工素质，还在自己的工厂附设工艺传习所，培养技术力量，艺徒遍及省内各地。
此时的湘利黔织布局，虽然规模并不巨大，但禹之谟已经是湖南闻名的义道实业家，于省内实业及商界，已经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就连当时的清政府也被禹之谟的义举感动，当时湖南巡抚赵尔撰（无提手旁）还专门拨借官银千两，以鼓励和倡导禹之谟兴工之举。
就在这一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件震撼千古的大事。借此时机，事业初见成效的禹之谟决定创办学堂。为此，他专门回了一趟家乡双峰青树坪。
几天之后， 涟水上出现了一支帆船队，乘坐帆船的一行50多人，就是禹之谟从双峰老家带到长沙的队伍。这当中，除了家人，还有禹之谟动员而来的学生或工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女工的陈美青。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其前身是惟一学堂，1905年由禹之谟创办。后更名为广益中学。如今在师大附中的图书馆下，矗立的这座雕像，正是她的创立者禹之谟。
为了发动乡村青年到长沙进学堂，学科学文化，学工艺，禹之谟经常独自到各地游说。即使不能念书的，他也鼓励不要坐着吃饭，要出去做事，为社会生利。禹之谟的这个理念也贯彻到他自己的家人当中。
1905年，是禹之谟异常忙碌的一年，此时的他，忙碌的范围已经开始超出一个实业家的使命——夏天组织反对英人要索，秋天组织抵制美货，冬天联名通电阻止割闽换辽。到年底时，他的身份已经成为长沙商会，湖南教育学会，学生自治会的会董、会长、干事长。
黄兴
这一年八月，禹之谟忽然收到一份来自日本东京的密函。这份密函，发自禹之谟的密友黄兴。
按常理揣度，此时已经衣食无忧的禹之谟应该不愁生计，应该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家业家产，应该不会轻易卷入革命。
然而，接下来禹之谟做的一些事情，让他的家人和清朝政府目瞪口呆。
1906年6月晚，禹之谟带领着惟一学堂的十几个学生，乔装成嫖客、赌徒，秘密潜入了当时长沙的烟花之地碧湘街。
当时长沙的学监俞诰庆，也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他是打着学监处的灯笼，公然去嫖妓女。
清朝末年，帝国的腐败已经根深蒂固，官员嫖娼并不鲜见。禹之谟为何偏偏跟俞诰庆过不去呢。故事要从十几天前另一件大事说起。
1906年5月23日，民族英雄陈天华的灵柩运回家乡湖南。29日，湖南工商学界，倡议为陈天华举行公葬，以慰英灵，但湖南当局为压制革命而禁止公葬。
这一天，禹之谟头戴拿破仑帽，腰挎东洋武士刀，身着白衣白裤，带领湘利黔织布局的工人和惟一学堂的学生冲在了示威队伍的最前面。
民族英雄陈天华
当时都是白衣白裤，声势浩大。后来有几个学生，留在后面打扫墓碑，他们晚一些才下山。俞诰庆就带领着学监处的人，把他们狠狠地打了一顿，有些学生还被抓了起来。
为了解救被捕学生，禹之谟策划了这一次针对俞诰庆的秘密行动。就在碧湘街的湘妃馆，他们发现了这位学监的灯笼。
禹之谟抓了俞诰庆后，把他绑到照相馆，又把那个妓女绑来了。然后在俞诰庆的额头上，写了一个好大的嫖字，让那个妓女坐在他的身上，给他们照了一张相。
第二天，学监俞诰庆嫖妓的照片，被刊登在湖南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学监处因此颜面扫地。
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听闻此事后，写下批文“俞诰庆可耻，但禹之谟也太胆大妄为”。
正是这件事情，给禹之谟埋藏了致命的祸根。但惟一学堂的学生，总算是被解救了出来。
风起云涌的湖南，其时已经是人心沸腾。
在公葬陈天华和抓嫖学监事件之后不久，1906年6月，湘乡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一己私利，公然多征食盐附加税。
听闻此事后，禹之谟立即会同驻省湘乡中学堂的一些教职员学生六七十人赶到湘乡，严词责问县长陶福曾，说，你这个钱与其私贪，不如投入教育，充入湘乡中学堂经费。
县长陶福曾就向省巡抚告状，说禹之谟“哄堂塞署”。
清朝末年的湘春门
1906年八月十日，上百名清兵，在紧闭长沙城门之后，突然包围了刚刚迁移到长沙北正湘街的湘利黔织布厂。
禹之谟已经意识到了不妙，就把机密文件交给他母亲，就转交给了女工陈美青。陈美青就藏到自己的衣箱里，到深夜时把那些文件烧毁了。
那天清晨，一位教会牧师曾劝他，让他赶紧跑。他就是不跑，他说，我们这辈人做事，死就是义，哪个国家改革不流血？最后，还从容安排了工厂里的一些事务。
禹之谟被捕后，长沙工商以及各界设法营救，甚至有人专门为其制作了一份宣传册——《禹之谟历史及被逮原因》。
迫于各界压力，政府连夜把禹之谟从长沙转运出城，辗转常德，最后到了湘西靖州，交给了当时著名的酷吏，靖州知府金蓉镜。
禹之谟遭受了很多的酷刑。跪烧红的铁链，用烧燃的线香来烧灼他的胸背，用辣椒烟熏禹之谟的口鼻，用麻绳将他手的大拇指和脚的大拇指绑在一起悬吊，无所不用其极。
禹之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
当地的老百姓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敬佩他的硬气，就做了鸡汤，放了毒药，送来要禹之谟吃，好早点儿摆脱这种生不如死的折磨。
可禹之谟说，我们革命党人堂堂正正，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
困于狱中的禹之谟，已做了必死之准备。但此时的他，依然牵挂亲人，牵挂他苦心经营起来的湘利黔织布局。
在给母亲和六个弟弟的信中，禹之谟请求母亲主持厂务，并提出次年再开一个专门的女工工厂，告诫家人男女皆生利之人，非分利之人。
就在这个时期，禹之谟在狱中听说，湘乡人朱惠棠办的敬修纸厂获得试验成功，他兴奋地请敬修纸厂带一些样品纸张到靖州狱中，以一睹为快。
因为他在日本学过这个，又因为民族工业萌生不易，所以他很关注。他还提出了一个造纸的方法，甚至他还委托人买来材料，在监狱中试验造纸。
1906年，萍浏醴起义发生。
禹之谟受刑期间，1906年12月10日，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一带，同盟会动员民众三万多人，发动了萍浏醴起义。
这是中国南部自太平天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清政府调动了湘鄂赣闽四个省的兵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这之后，心惊胆战，草木皆兵的湖南地方官员，把屠刀指向了禹之谟。
禹之谟质问金荣镜，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也。
金荣镜阴险地说，你们革命党人最喜欢讲流血革命，今天偏不让你流血，你能奈何？
禹之谟大笑道，好好好好！免得我的赤血污坏。
1907，禹之谟被绞杀于靖州城西门外，湘利黔织布局改名湘利乾，厂址迁至贡院东街。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追赠禹之谟为“陆军左将军”，公葬岳麓山。
1921年，湘利乾再次被出让，改名湘利元。
1924年，湘利元因经营不善而歇业。
禹之谟墓
作为一个刚刚兴起的民族资本家，禹之谟兑现了他的诺言，他是为民求利，甚至是为民请死。
史书之中，都将禹之谟定性为革命党人，旧民主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启蒙者。
但在此，@风华绝代憨小二首先还其商人之身。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天生的革命者。
尽管禹之谟年轻时就轻狂不羁，甚至放言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湘人，错在不善读书，但这种个性还并不是革命性，只有在他选择了实业救国，并深刻认识到不革命则实业不成的道理后，他才那么彻底地放弃一切并从容赴难。
在审讯的过程中，金荣镜曾质问禹之谟，你们革命党人做的是什么事情。
禹之谟回答，救国保种。
金荣镜问，如何救法。
禹之谟答，杀人放火。
金荣镜问禹之谟，你们到底要杀哪一个。
禹之谟答，该杀的都要杀。
禹之谟于1907年2月6日，被金蓉镜残酷杀害在靖州西门外时，年仅41岁。
在禹之谟牺牲的那一年，湖南各类纺织工厂达到了50余家，年产布匹600万米，湖南自己的民族轻纺产品，占据了本地三分之一的市场。
@风华绝代憨小二正努力读书和写作中，如图片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我联系以作删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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