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饶毓泰（左）与胡适
| 导语 |
1947年9月，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提出了中国走向“学术独立”的发展规划，掀起轩然大波。胡适这一“计划”的思想渊源除与他自身长期对中国学术发展的思考、战后世界学术发展趋势与中国学术发展态势等因素有关外，更与中国近代第一代物理学家、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首届中研院院士饶毓泰分不开。
本文通过释读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9个月时间内饶毓泰致胡适函件（可惜胡适回函无从查找），梳理饶毓泰建议胡适将北大建设成为学术中心特别是原子能研究中心的经过，并分析这些建议对胡适“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的影响，以窥见一代学人在争取中国学术独立道路上的艰辛与苦涩。
9月19日，写一长函给胡适，除将胡适出任北大校长与查尔斯.W.埃利奥特掌哈佛大学相提并论，称为中国大学“新纪元”外，还以执掌哈佛的科南特、麻省理工的康普顿、加州理工的密立根并未因行政职务妨碍学术研究为例，劝导胡适承担起领导北大向前的责任，并认为大学校长不仅仅是个行政职位，更应该作为学术研究的表率，领导学术的进步。信的主体内容是向胡适提出发展北大理科和工科的系统建议：
往尝与兄谈过北大事，第一是延揽人才，此是难事，得才而能使之继续滋长则更难。就理学说，各系都要充实，受经费与人才限制，物理系一向政策是先□在分光学方面做到独立研究地步。今自原子炸弹成功，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缓者，张文裕先生在此方面有独立研究经验，成绩甚佳，拟请其加入北大。彭桓武君曾从Max Born问学，现在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Dublin任理论物理副教授，与马仕俊、张宗燧三人为吾国研究原子核理论之最有希望者，仕俊将来Princeton继续研究，宗燧（中大）曾与我有了解，倘桓武亦肯来北大，则实验与理论方面都顾到矣。
算学系旧同事在泽涵领导下都蒸蒸向上，至为可喜。樊畿将自法来Princeton，将嘱他早日回国。我在此曾与一维也纳青年算学家Henry B. Man相过从，他日如有需要亦可罗致。
化学系事我不拟多说，倘能加聘马祖圣与李作浩两君则幸甚。
地质系务须请仲揆兄回来，请克强兄（钟健）加入。
生物学不容易找到有希望的人才，且历年来学生太少，发展尚须时日。但是缉斋兄若肯回来，则于生理学方面似可致力。
工学院势必要办，但最难办得好。拟请暂成立应用力学系与电学工程系，在C.I.T.有钱学森先生曾从Von Karman 游，现在该校任流体力学副教授。有郭永怀君（北大物理系毕业）亦从VonKarman 治流体力学。拟请钱先生为应用力学系主任，请郭永怀回北大。电学工程方面的人甚多，但是最有成绩的才三四人，若能请到朱兰诚（M.I.T）、C.C.Wang □□（我不知道他的中国名姓），又由清华调回马大猷，则电学方面有主要人物矣。
天文学系亦须成立，但今日在国内无人可当此任，似须等待黄昆（吴大猷学生，北大理学院研究生第一人毕业者）由英国回来才有办法。
关于设备方面，将来暂且不说，为维持现在工作效率计，请兄先筹两万美金存在美国，为北大迁回北平后诸同人得就已有设备加以补充，俾不致荒废时间。
有不有方法请美国图书机关捐助补充自1937年以来之杂志？
以上是我一时想到者。
得知胡适出长北大后，“精神早已销止”、仅存“躯壳”“消磨岁月”的饶毓泰，心里所起波澜与发展中国学术的雄心跃然纸上。对于战后复兴北大计划，饶毓泰与胡适曾有不少讨论，“往偿与兄谈过北大事”，因此饶毓泰信中的建议也非一时兴起，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作为北大理学院院长，饶毓泰对理学院下属物理、数学、化学、地质、生物各系的发展作了事无巨细的分析与建议，提出成立工学院、天文学系的计划。
信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面临原子弹爆炸后世界原子科学的发展，指出北大物理系不能再停留于由他开创、吴大猷等接续的光谱学方面的研究，“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缓者”，建议北大聘请张文裕、彭桓武、马仕俊与张宗燧等加盟，专门从事原子物理研究。师从卢瑟福研究原子核并获博士学位，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的张文裕，已有“独立研究经验，成绩甚佳”；师从马克斯·玻恩的彭桓武与马仕俊、张宗燧三人更是“吾国研究原子核理论之最有希望者”。如果北大能聘请到这些才俊，原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人才兼备，自然就能成为中国原子物理研究中心，有了这些紧跟世界物理学发展前沿的青年人才，中国在世界原子物理研究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指日可待”。
第二，他强烈建议创设工学院，先设立应用力学系和电学工程系。聘请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的钱学森任应用力学系主任，北大毕业生同样师从冯·卡门的郭永怀也聘请回系。电学工程系聘请麻省理工的朱兰诚、王兆振，从清华调回马大猷，也就“兵强马壮”了。作为理学院院长，饶毓泰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理学院各学科，而是从科学发展的全局和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力主北大创设工学院。
此后两人书信往还是主要集中于上述两点。另外，他接到北大数学系主任江泽涵及他的学生吴大猷等人信函，对胡适出任北大校长都异常兴奋，希望胡适担负起领导中国学术发展的重任，对北大的发展要有长远规划。因此，他再次提出向美国图书机关申请捐助科学杂志、筹措美金两万元为同人返北平后从事研究的临时费，这两件“都足以鼓励同人精神”，希望胡适立马进行。
10月8日，饶毓泰连致胡适两函，一函指出工学院电学工程系创设势在必行，马大猷为主任，王兆振、袁家骝聘为教授。“原子核物理研究北大势必开办，且须另筹巨款。惟现在即须进行接洽人选，清华、中大、浙大、厦大等近都在向各方面觅人，倘我们错过机会，后将更感困难。”另一函提出聘请钱学森为工学院院长，钱已草拟了工程科学系“组织大纲”：
钱学森先生寄来所拟“工程科学系之目的及组织大纲”草案，此文是他应我之请而作的，我觉得他的意见有许多是和我的相契合的，但和一般工程学者之传统目的与组织是大不相同……如果北大工程学系能这样办，理学院与工学院分界就不致太严了。
钱学森所拟草案内容到底怎样，不得而知。但可从钱学森当时在工程力学上的成就及其对工程科学的看法探知一二。钱学森师从工程力学大师冯•卡门，1939年获博士学位，在高亚声速、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及喷气推进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领会到科学与技术结合的真谛。战后，随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赴欧考察战时航空、导弹等技术，日渐形成了他的工程科学思想。他认为工程科学的本质就是“将基础科学中的真理转化为人类福利的实际方法的技能”。工程科学家是为了满足“纯科学家与从事实用工作的工程师间密切合作的需要”，他们形成“纯科学与工程之间的桥梁”，将“基础科学知识应用于工程问题”。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他的“草案”自然关注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办理工学院也必注重理学院的发展。因此，饶毓泰认为他与钱学森的想法大体契合。饶毓泰从当时世界科学发展态势及钱学森在工程力学上的卓越贡献出发，对邀请钱学森回国在北大创设工学院一事之热切可想而知。按照钱学森的纲要草案，北大理学院与工学院学科可相互交叉，这也是科学发展日渐交叉与交融的趋势，工学院的创办也可直接促进北大理学院的发展。
9月19日至10月8日，饶毓泰为北大的发展连致4函，胡适却没有回音。10月13日，饶毓泰再次致函胡适，说因所商量的问题关系“北大前途甚大”，请胡适回函“指示以便分别进行”。并再次指出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势不容缓，须尽快延揽人才。次日，胡适复饶毓泰长信，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仅知决聘钱学森为工学院院长，也请饶毓泰约定物理系及工学院人才。
战后随着原子科学的发展，各机构和高校之间人才竞争可谓激烈。10月23日，饶毓泰致函胡适谈及彭桓武来电，说清华、中大都有电请他，他尚未决定。饶毓泰说：“彭君成绩极好，治学问态度亦好，我极盼望他能来北大与马仕俊合作。”钱学森没有消息，“大概他在慎重考虑中”。两个月之后的12月31日饶毓泰致函胡适，谈及碰到冯·卡门：
曾和他叙说北大开办工学院之目的与计划，他极感兴趣，并允向钱学森先生详谈，请他开始规划，虽则一年内不能回国。
鉴于钱学森没有回音，饶毓泰欲通过钱的老师冯·卡门做工作。另外，还谈及促使北大毕业生赵广增回北大一事，赵在密西根大学得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教中央大学，“近见他在《美国物理学报》所发表的论文颇有价值”。
饶毓泰、胡适自9月开始商谈聘请人才建设北大，到年底似毫无成效。期间除信函外，他们似还曾有过面谈。饶毓泰接10月14日胡适复函后，15日致函胡适称：“若能购到车票，我明日晚车来纽约看你。”同年12月11日，也有类似面谈校事的信函。是否成行不得而知，胡适日记中也无相关记载。无论如何，饶毓泰、胡适往还商谈虽频繁，但人才的聘请似并不顺利，发展北大学术的蓝图似也就仅仅停留于商讨中。
1946年1月14日，饶毓泰致函胡适谈及因钱学森一两年内不归国，北大工学院的创设成了问题，因为郭永怀、林家翘唯钱学森马首是瞻。因此饶毓泰除冯·卡门这一条线外，还让北大毕业生郭永怀转告钱学森，胡适掌北大后北大学术发展面临的大好形势，而且北大开办工学院，“无传统的负累，有布新的勇气，凡关心中国工程科学前途者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还是希望钱学森到北大，即使推迟到1947年秋也虚位以待，但需要他“立即答应负责规划”。对聘请钱学森可谓“意诚”，但钱最终未选择北大，自然也就影响到在力学上造诣很深的郭永怀、林家翘的去向。另外，信中还谈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泡利对马仕俊的赞赏，言及美国物理学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年会时他会与张文裕、马仕俊见面，将一同拜访胡适。
对于战后北大的复员与发展，1945年10月17日，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曾致函胡适谈及他的规划。理学院各系，数学系“充实，可惜多在国外”；物理系很好，“也可添人”；化学系曾昭抡极热心，“目下人太少”；地质系“空空如也”，但可请北大毕业生回来；生物系“甚好”。对于新设农学院、医学院、工学院，“以好办否为标准”，农第一、医第二、工第三。添聘人才两个标准：科学需要；特殊人才不以需要为限，“尽量网罗”。可见，傅斯年与饶毓泰在北大理学院的认知上“英雄所见略同”，在人才聘请上也有共识。饶毓泰在美国与胡适商量为北大聘请人才也为国内同仁所认同，而且还引起了国内北大同仁的共鸣。
1945年11月5日，江泽涵致函胡适，谈及北大数学系人才的聘请，想将北大数学系办理成数学中心的雄心壮志也显而易见。1946年1月14日，江泽涵致函胡适说北大复员，文、理、法三院教授“缺少，还待努力”；增设工学院，“树人师来信说过，正和你商谈院长人选。院长似宜速定，然后才来得及物色教授，否则新增的学院无从着手”；算学系希望赴美访学的许宝騄、程毓淮等人归国，更希望饶毓泰能早点回国，聘任的教授也早日到校。
对于有人主张北大物理系专作分光学研究，新兴的原子核物理与雷达科学由其他学校负责，饶毓泰很不以为然。1946年3月3日，他致函胡适说：
弟意科学研究本无固定题目，更不能由他人指定。北大对于分光学方面虽曾作些研究，然并不以此自限……得其人，附以工作之环境与设备，任何题目都可研究，不限于分光学，更不限于原子能。
信中对国内局势发展似也很不安，“国内整个局势至是，吾人计划不知能否实现到何种程度”。并督促胡适接洽朱兰成，函张文裕“重申北大对于原子能方面之研究愿尽其最大之努力”。
到5月，饶毓泰已准备启程回国，还致函胡适提醒聘任人才。14日致函胡适，新聘陈新民、汪德熙两人为工学院冶金学副教授和化工副教授，新聘教员回国旅费也要胡适另想他法，不能坐待教育部经费。两日后再函胡适说，据吴健雄告哥伦比亚大学物理教授H. W. Farwell退休后愿以毕生所藏物理杂志捐赠中国某一大学，因托吴介绍北大。Farwell答应，杂志交由吴健雄照料。饶毓泰要胡适致函Farwell表示感谢，并对物理系聘请人才有所交代：“胡宁有电来接受北大聘，其余接洽的十日内可得切实答复。张文裕近又动摇，我们最困难的关头是在今年。”
此后，饶毓泰、胡适相继归国。9月，胡适正式就任北大校长，饶毓泰继续担任理学院院长。在美期间他们往还商讨延聘的人才，饶毓泰推荐的除外国人外，计有理学院数学樊畿，物理张文裕、彭桓武、马仕俊、张宗燧、赵广增、胡宁，化学马祖圣、李卓皓，生物汪敬熙，地质李四光、杨钟健，天文学黄昆，工学院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朱兰成、马大猷、王兆振、袁家骝、陈新民、汪德熙。除李四光、杨钟健、汪敬熙三人与他基本上同辈，已在各自的学科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外，其他人也都是一时翘楚，是当日中国在各自相关领域内最拔尖的人物。
饶毓泰聘请人才的唯一标准是学术成就，见到“好苗子”就动心，而且往往以北大母校情感相号召，如任教中央大学的北大学生赵广增。这说明饶毓泰作为老一辈物理学家，不仅敏锐地认知到当时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而且对他的学生辈所学与才华也“了若指掌”。
但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除张宗燧、胡宁、马祖圣、黄昆等少数几个人最后应聘到北大外，其他人不是回国后到了其他地方，就是流落海外。试想，如果这些人都按照饶毓泰的预想任教北大，北大成为世界学术中心自不是问题。当然，虽然钱学森没有应聘到北大，北大工学院还是于1946年创设，由饶毓泰推荐的马大猷担任首任院长。
饶毓泰、胡适在美期间的商谈虽没有什么结果，但执掌北大学术发展大权的胡适并没有忘记饶毓泰在北大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建议与构想。
三、从临时性欲求到制度化“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胡适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时，内战烽烟已起，经费难以为继成为办理大学者所面临的共同困难。1947年7-8月间，胡适致函国民政府高官白崇禧、陈诚，请他们从国防经费中拨出专门款项资助北京大学建立原子核研究中心：
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要请你们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
现在中国专治这种最新学问的人才，尚多在国外，其总数不过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必须集中研究，始可收最大的成效。此七八人之名如下：
钱三强 现在法国居利实验室，已接受北大聘约。
何泽慧女土(钱三强夫人，其成绩与其夫相埒) 现在法国居利实验室，已接受北大聘约。
胡宁 前在美国，现在爱尔兰国立研究院，已允来北大。
吴健雄女士 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曾在美国战时原子能研究所曼赫丹设计工作)，已允来北大。
张文裕 现在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已允来北大。
张宗燧 现在英国剑桥大学，愿来北大。
吴大猷 北大教授，现在美国密昔根大学。
马仕俊 北大教授，现在美国普林斯敦研究院。
袁家骝(吴健雄之夫) 现在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已允来北大。
以上九人，可谓极全国之选，皆已允来北大。他们所以愿来北大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们都不愿分散各地；二是因为北大物理学系已有点基础：三是因为他们颇喜欢北大的学术空气。
我们仔细考虑，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作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人才罗致，由北大负全责。但此项研究与实验，须有充分最新式设备，不能不请国家特别补助，使我们可以给这些第一流专家建造起一个适宜的工作场所。
我们想请两位先生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项下指拨美金五十万元，分两年支付，作为北大物理研究所之设备费……其购置细账，均由北大负全责随时详报告国防部审核……
我写此信，绝对不为一个学校设想，只因这些国外已有成绩、又负盛名的学者都表示愿来北大作集中研究，故为国家科学前途计，不敢不负起责任来，担负这个责任。科学研究的第一条件是工作人才。第二条件才是设备。现在人才已可集中，故敢请国家给他们增强设备。
胡适明确提出集中研究原子物理的中国专家于北京大学，把北大物理系建设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中心。他以将北大献给国家的姿态允诺担负原子能研究的责任，北大负责人才聘请，政府负责仪器设备的巨额资金。这样，人才与设备齐全，科学研究可以顺利进行。聘请人才中有的并未接受北大邀请，如钱三强夫妇，胡适这里将他们列为前排并宣称已接受北大的聘任，可能是认为他们的发现能引起白崇禧、陈诚的重视——他们1946年底关于铀四分裂的发现曾轰动世界，自然为国内所瞩目。
原子弹爆炸以后，国民政府也曾积极寻求机会开展原子能研究，军工署派出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人各带两名学生赴美学习研制原子弹知识。结果到美后美国人并不对中国人开放原子弹的秘密，只得将学生送入学校进修，各位老师也成了访问研究者。同时，国民政府还想通过接收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日本人所谓的原子弹研究专家从事原子弹研究，也未能“遂愿”。1946年6月，国防部设立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由俞大维具体负责，与此前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合作进行原子弹研制，蒋介石指示给予50万美元的拨款。1947年4月21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向蒋介石呈送《要件演示文稿》，呈请拨款240余万美元创设原子能研究所。蒋介石以“国库支应浩繁”批示缓办。
胡适此时提出将北大物理系建设成为原子能研究中心，正好切合了国民政府特别是白崇禧成立原子能研究所从事原子弹研制的欲求。与政府想掌握原子能的秘密，直接从事原子能研制不一样，以饶毓泰、胡适为代表的学术界想从事原子能的基础研究，虽“风马牛不相及”，但共同的话题也会引起共鸣。
面对国共内战正酣的政权之争局面，胡适这时提出这样的建议与欲求自然是“火中取栗”，极其不合时宜。而且设立在“偏处一方”的北平而不是首都南京，自然不见“交下办理”。于是我们看到吴大猷当年8月19日致饶毓泰、郑华炽的信——吴大猷还是太“书生气”，这样严重的军政局面下，还要胡适、饶毓泰等直接向蒋介石建议，并“随时随刻留心”筹备经费，“为研究工作之用”，实在是“不识时务”。当然，他信中下面一段倒是说出了一些实情：
目前许多人在外，不愿返国，理由不外数端：(一)在外多能觅得位置，与昔日生在美时正值depression，处处无钱情形大不同。(二)在外工作自远较在国内为便。(三)国内不仅生活艰苦，即一般政治……等情形，太令人失望。
面对国内“令人失望”的大环境，吴大猷希望与饶毓泰等一起在北大校园内塑造研究氛围这样的小环境，并说只要国内政局稳定，不仅中国的“人才”们愿意回国到北大，一些外国大佬也可请到北平，正如抗战前狄拉克、维纳、冯·卡门、玻尔等大师纷纷前往北平讲学一样。但是，国内政治局面却不理想，依靠政府中某些高官的“发善心”来发展学术可能是“缘木求鱼”，不仅靠不住，而且也不能建立长效机制。面对这样的形势，胡适开始寻求制度化的保证，实现学术独立之梦，以维持学术发展的延续。
1946年10月20日，胡适出席中研院评议会，第一次提出政府若能给予十年安定的环境，“并作财力人力之补助”，中研院也可像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加州理工学院一样成为世界著名学术机构。次年8月26日，出席中研院院士选举筹备会，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发展教育的十年计划，并在上海、北平先后讲话予以阐述。9月18日，撰成《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下简称“十年计划”），28日发表在《中央日报》，指出实现中国学术独立之路：
我很深切地感觉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
我说的“学术独立”当然不是一班守旧的人们心里想的“国汉自有学术，何必远法欧美”。我决不想中国今后的学术可以脱离现代世界的学术而自己寻出一条孤立的途径，我也决不主张十年之后就可以没有留学外国的中国学者了。
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很明显，胡适这里的学术独立，是要求中国学术能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能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独立解决中国社会的工农业和国防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为人类学术的发展做出中国人自身的独特贡献。对于如何做到“学术独立”，他也有他自己的近期规划，就是十年内分两步走，“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要实现这个近期规划，最重要的自然是经费独立与保证，按照宪法规定：“教育文化科学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
也许正是看到国共两党内战正酣，“学术独立于世界”无从谈起，胡适要求在宪法体制下建立起学术独立发展的机制。因此，胡适的“学术独立”其实包含有两个层面，一是对外的，相对世界的中国学术独立；二是对内的，相对政治的独立，前提是经费的独立，并保证学术自由研究的独立。后者是前者能最终实现的条件，以学术独立于政治来达到学术独立于世界的目标。
问题是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经费的独立，而经费需要政府提供，又要求政府不干涉学术自由独立研究，这如何能够得到实现与保证？胡适相信只要按照宪法行政，经费独立自然得以保障，学术独立于政治也就一定可以实现。现实是，政府并不按照宪法行政，在政权利益之争局面下，不仅学术研究的经费难以保障，个人的生命安全也不能保证。但无论如何，胡适基于宪法行政的考虑，对他的计划充满信心。
虽然胡适集中人才、集中经费的论调一出，激起强烈社会反响，在教育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但面临国共内战殊死决斗之际的政府并未予以理会。可见，无论是胡适还是因胡适言论而卷入论争中的各位学界中人，他们一厢情愿的言说与欲求，在制度化的政治壁垒面前是多么地无力与无用。
无奈之余的胡适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从中基会的款项中找门路，以实现他在北大建设原子能研究中心的计划。1948年中基会捐25万美元作为几所大学的“复兴”费，因胡适的地位，北大分得其中十万元。胡适决议这十万元集中投给物理系，并委托吴大猷在美国主持筹划延聘物理学人才和购买图书仪器。对于北大将十万美元专用于物理一系，与当初饶毓泰、胡适往还商讨集中力量原则相一致，也与上书白崇禧、陈诚意旨，“十年计划”中的观念相统一。当年2月13日，胡适致函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催问款项落实情况之外，谈及以北大作为表率，解决其他学校在经费集中使用上可能出现的纷争。后来，饶毓泰也致函任鸿隽，请求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尽快早日拨付款项。
1948年7月1日，中基会与北大终于就这十万美元的经费使用达成协议，胡适、任鸿隽分别代表北大、中基会签订合约，规定款项北大仅能用于向国外购置理科图书仪器，不得用作建筑、薪津及其他任何行政费用，甚至不能用于仪器图书的运输、保险等。在物价飞涨、生活朝不保夕的内战情势下，这样严格的合约规定，真正体现了以胡适、饶毓泰为代表的北大和以任鸿隽等为代表的中基会在发展中国学术上的良苦用心。可惜，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政权转换迫在眉睫。12月15日，胡适乘坐国民政府抢运北平学人专机离开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北大。翌年1月20日，以减轻北大负担、保全中基会基金，将十万美元借款全数归还中基会。
这样，以饶毓泰开启、胡适具体操办的将北大建设成为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梦想终归破灭。对于此事，1962年2月5日农历新年，因马仕俊的突然自杀，胡适的日记中有长长一段的哀悼：
写信给吴大猷，剪报上的马仕俊死耗给他看。我在信里提到……北大决定不分散此款，把十万元全给物理系为建立“现代物理学”之用。当时饶树人主持北大物理系，请吴大猷在美国主持筹划延聘物理学人才，集中北大，建立一个现代物理的中心。……
不幸这个好梦丝毫没有实现，我就离开北大了……
正如余英时所说，在北大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一事，胡适“至老不忘，可见是他在北大校长任内精心筹划的一件头等大事”。
自1945年9月饶毓泰向胡适提出将北大建设成为原子能研究中心以来，这一学术发展规划经历了饶毓泰、胡适之间商讨——胡适向白崇禧、陈诚的单独欲求——公开提出“十年计划”——从中基会借款十万美元自行发展四个前后又相互交错的阶段，最后终因内战与政权的急速转换而未能实现。
这一学术规划梦想破灭，像马仕俊这样的才俊最终“流落”异邦，自感无法赶上物理学的迅猛发展，在澳大利亚悉尼自杀。饶毓泰、胡适一再想聘请的那些海外英才们，除1949年前回国的彭桓武、钱三强夫妇、张宗燧、陈新民、汪德熙外，胡宁1950年回国，黄昆1951年回国，钱学森、张文裕、郭永怀历经周折后分别于1955、1956年回国。这些回归大陆的才俊们，虽然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多数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未能在人类知识视野的扩展上贡献其应有的力量，可谓“才情未尽”。而吴大猷、马仕俊、樊畿、李卓皓、林家翘、吴健雄、袁家骝、朱兰成、王兆振等都未能归国，甚至连汪敬熙也滞留美国，他们在海外为人类知识视野的扩充孜孜以求，在人类智力史上熠熠生光，一些人如吴大猷、樊畿、王兆振等对台湾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四、学术独立的梦想
所谓学术独立，正如陈旭麓在讨论胡适“十年计划”时所说，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之后，“别人有更好的学术文化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为我们所远不及，由不及而有争取独立的思想”。作为后发展国家，追求学术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术发展轨道，自行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在解决实践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各样实际问题的同时，为人类知识视野的扩展做出贡献，而不是跟随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一直是近代以来代代中国人的梦想。
早在1877年，李鸿章、沈葆桢等在奏请派遣船政学生出洋留学时，就已深刻地认知到只有全面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中国所师之“长技”才不至于“随人作计”落到“终后人”的下场，已经有寻求中国科学独立的思想萌芽。可惜，在漫长的晚清革新历程中这仅仅是“灵光一现”。直到1910年，一群留学美国的学子筹划创立中国学会留美支会时，才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学术独立的欲求，认为创设学术性社团组织不仅能增进学问、砥砺道德，造就中国之培根、牛顿、苏格拉底，还能使中国学术发达，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使五大洲学子象他们负笈美国一样来我神州求学“取经”。这是此后以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杨铨、秉志等为代表的、以民间学术社团引领中国学术独立的肇始。
1914年，胡适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非留学篇》，指出“留学为国家之大耻”，留学的目标是“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第一次发出他关于学术独立的声音。十年之后，未有留学经历但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舒新城发表《留学生问题》，说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在于提高学术以谋教育独立”。并在1927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明确提出“留学均当以研求学术以改进本国文化为目的”。
无论是留美学子创立学术社团的吁求，还是胡适、舒新城对留学目标的宣扬，他们学术独立的对象都在国外。1928年，罗家伦出任改制后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学术独立的宣言，表明国人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已经从留学海外转向国内教育界：
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
学术独立于世界是国家独立于世界的基础，罗家伦将争取中国学术在国际间的独立自由平等地位的作用与意义作了提升。以庚款兴办的清华改制有学术独立的深意，清华大学也就有了争取中国学术独立的重任。随着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学术独立意识已经成为学术界共同的信念与追求。
在学人不断呼吁中国学术独立于世界的同时，一批从事科学研究与组织科学研究者苦心孤诣，身体力行，逐渐建立起中国近代学术的各个门类，以真正达到学术独立的目标。1929年11月，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在清华校刊上发表 《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说“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他与后来继他担任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都认为，清华设置理学院的目的为“求国家学术独立”。按照吴有训的理解，“所谓学术独立，……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那么该一学科，可以称为独立。”与多年后胡适在“十年计划”中的认知一样，在叶企孙与吴有训看来，中国学术的真正独立，不是停留于口头纸上的空言，而是做出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科研成就，在扩展人类知识视野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抗战前，中国学术独立的步伐稳步向前，物理学研究者的论文大都在国外著名杂志上发表。玻尔来华期间，吴大猷等还曾就最新研究成果向玻尔讨教，玻尔对在中国看见这样前沿的研究成果“显然有些意外”，在讲演中专门提及。学术研究的进步，致使大学教师的聘定也发生了转变：“以前国内大学的教师，资格很随便，只要是留学生，似什么都可以教；结果当然不免有缺点。现在大学聘请教师，不但要问所学的专门学科，且须顾及已发表的研究工作及其价值。”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打断了这种学术独立的快速发展步伐，但中国对学术独立于世界的追求并未停止。1943年7月，中国科学社等六学术团体在重庆北碚召开联合年会，蒋介石书面致词也要求学者们致力于纯粹科学的研究，逐渐消除对科技先进之国的“依赖性”，建立“本国独立之学术”，使中国能立于“现代国家之林”。
抗战胜利后，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大批教授与青年才俊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到世界各学术中心或访问研究或留学深造，一些学科的一些研究成就已为世界所称道，如数学方面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等“都被外国的数学大师约去共行研究”。可以说，战后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学术独立的大好局面特别是人才培养与聚集上再次显现。因此，饶毓泰与胡适书信往还商讨在北大建立学术研究中心，胡适提出学术独立的计划，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学术发展态势的准确认知与把握。无独有偶，当时正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莫特的黄昆，1947年4月1日，致函因不善于物理实验而产生幻灭感的杨振宁说：
我每看见Mott一个人所有的influence，就有感想。真是所谓“万人敌”的人，他由早到晚没有一刻不是充份利用。作自己研究，帮助许多人作研究，organize各种不同和Lab内Lab外的专门讨论，参加国家各种technical committee，款待各种各式工业inspection以捐钱；处理系内各事，还时时出国去演讲……。也就是像他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就支住了整个英国的科学研究。
假如你对科学研究本身还有faith的话。能比build up一个中国物理研究中心再富于adventure和excitement的还有甚么呢！？我相信你一定多少存有这样的雄图，那么甚么事又该能使你disillusion呢？……Consistently的发展这想法，比方说，successfully组织一个真正独立的物理中心在你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NobelPrize还高。
深受导师莫特影响的黄昆，要做中国学术界的“万人敌”，也有理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物理学的研究中心。并建议杨振宁走出个人主义的自怨自艾，投入这样的宏业中。黄昆之所以有这样的理想与抱负自然不是一时热血的凭空想象，以他在国内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接受的训练，在英国受莫特的培训及其将与马克斯·玻恩的合作研究，他对世界学术发展前沿与中国学术现状有深切的了解与理解。他与他的老师吴大猷、吴大猷的老师饶毓泰一样，认识到战后中国有创建世界学术中心的机会与机遇。
当然，黄昆虽克服各种困难回到了中国，但他建立中国物理研究中心的伟业并没有实现，要像莫特那样少数几个人就能扛起英国科学大旗的事业，在中国也未能完成。反倒是未听从他意见回国的杨振宁在美国还真是获得了诺贝尔奖，被认为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看似苦涩但似亦必然的玩笑。
正如胡适的“十年计划”一样，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学术独立的追寻，除了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层面而外，还有独立于政治的追求，这以蔡元培的探索为代表。蔡元培学术独立思想的渊源可能来自于他在德国所受到的熏陶。德国是学术自由理念及其制度的发源地，威廉•洪堡在提出“教学与科研合一”的大学核心理念时，更提出了大学“寂寞和自由”的两个组织原则。大学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寂寞”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意味着不为外界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自由”也包含三个层面，因为大学独立于政治，教师完全服从科学的内在需求自由地从事科学研究，学生和教师一样“为科学而共处”，所以大学教师、学生都是自由的。
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后，除提倡科学研究之外，极力提倡“教授治校”。但学校内部的“教授治校”只能够保持学校行政系统不干涉教授或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独立与自由。要做到教育与学术的真正独立，不受政治变换的影响，就需要国家建立独立的教育或学术体制。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论》，不仅系统阐释了他关于教育和学术独立的主张，而且提出实现教育独立的方略。他开宗明义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因此他反对任何政党控制教育，也要求教育摆脱宗教的羁绊。
蔡元培“教育独立”论出笼后，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他还专门设计一个方案，就是将教授治校的范围从学校扩展到整个国家，即以大学院为核心的大学区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看来，历史给予他实现理想的机遇。他亲自出任大学院院长，在全国实施大学区制度。可惜，这一以法国大学区制度为基础，吸取美国、德国等国教育制度的舶来品，完全水土不服，很快宣告失败。
教育独立运动虽成为“绝响”，但学术独立于政治的追求并没有走到“尽头”。可以说，胡适“十年计划”中关于教育独立的吁求不仅接续了蔡元培的思想，更重要的是鲜明提出了学术独立于政治的要求。
在争取学术独立于政治的过程中，中国学人已经更深刻地认识到，学术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完全可以因之而独立于社会。早在1905年，王国维就提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他指出，学术论争与研究应只认是非真伪，与国家、人种、宗教等完全无涉。1918年7月，陈独秀也发表文章宣称中国学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独立，指出无论是文学、史学、音乐，还是医药、拳技都有其独立的价值，不必攀附其他，他呼吁学者们自重，特别是自尊其所学。1941年，贺麟在《学术与政治》更提出学术本质上就是独立、自由的，自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将学者争取学术独立等同于争取学者个人的尊严与人格独立，并认为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不是真正的学术。与此相应的是，当日的学者们也认知到作为学术之一部的科学，不再是救国强国的工具，它自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也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
相映成趣的是，1945年9月，很为胡适所蔑视的冯友兰有鉴于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强调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充实自己，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强国。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根本的事情是“必需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的自主”。因此，他向出席教育部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衮衮诸公建言“替国家定下知识学术独立的百年计划”，就是要集中力量将已有根底和成绩的几所大学办成真正的学术中心即“大大学”，使它们“能够包罗万象，负其时代使命”。对于这些学术中心，政府要尽量予以财政支持，社会不能对它们有急功近利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与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与他们以选择人才的自由”。
冯友兰先于胡适提出集中力量建设几所已有基础的“大大学”的呼吁与欲求，可以与胡适遥相呼应，也表明胡适的“十年计划”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所道不孤”。
无论是几代中国人学术独立追求的历史与孜孜以求，还是战后国际形势、中国学术发展的良好态势与人才聚集情况，饶毓泰、胡适乃至黄昆等人此时从学者个人角度出发提出的学术发展规划，不仅是他们作为学人的自觉，更是中国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逻辑性产物。不仅反映了饶毓泰、胡适、黄昆等对世界学术发展的态势有清醒的认知，也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学术发展与人才聚集有清晰的了解。他们的学术发展规划是学人自感学术发展的需要，自主地进行学术发展的规划，是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需求，充分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他们学术规划的实现需要社会环境的配合，非常可惜的是，由于政权的转换，胡适、饶毓泰甚至黄昆等人战后相关中国学术独立的规划都未能实现，成为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
时至今日，中国学术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自己独立自主的学术体系，向学术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仍然是我们学术生活中的主旋律。中国学术无论是政治上的独立还是在世界学术之林的独立，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可能是蔡元培、胡适、饶毓泰乃至黄昆等当年没有预想到的。
要真正解决这种学术发展内在需求与外部条件的矛盾，学术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与机制，不受制于外部社会条件的变动。这样，学术才能维持其独立，才有长期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才有延续性，才能形成自己的历史与传统。
问题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已经完全不同于它早期以个人爱好为特征的时代，已完全体制化与职业化，进入所谓的大科学时代。特别是随着国家科学政策的出现，政府与政府资助在学术发展上作用与地位越来越重要。政府政治追求的是实用，是个人或团体之私利；学术追求的是真理，是人类知识之扩展，学术与政治之间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学术一方面要求独立于政治，一方面又需要政府的大量经费，如何把握与界定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值得不断探讨与思考的问题。
也许正是由于清醒地认知到政治变动对学术发展的致命伤害，深切地体会到政治对学术发展的巨大影响，胡适在“十年计划”中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一个方案，即以法律为基础建立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完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制度化政府经费额度，而如何支配经费完全由学术界自行解决），排除行政权力对学术干涉，保障学术研究与学术发展的自由。当然，历史证明，这种法制基础需要更高层次的政治制度稳定，否则，学术独立于政治根本无从谈起。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不具备连续性的国度，随着一个政权倒台，其实行的学术管理与学术政策也“随风而逝”；甚至在同一政权领导下，一届政府甚或一个部门领导人，对其前任也很少“萧规曹随”，往往是另辟一片天地，造成学术发展的非连续性。1934年，胡适演讲《科学概论》说，科学进步有赖于持续性的学术机关保存已有的知识、方法、技术与工具。西方科学发达得益于此，东方科学的不发达也是因为无此传统。包括胡适在内的几代学人学术独立追求梦想的破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政治变动造成的，这也使得学术发展的延续性被破坏，学术独立自然也就难以实现。
希望中国学术在不久的将来真正能实现独立，不仅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也独立于政治变动，真正实现学术发展的延续性，为人类学术的进步与人类知识视野的扩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4年04期，经作者授权刊载，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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