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报》和《厦门大学学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容、形式、类别、主管部门都迥然各异：前者是周报，每周一期的对开大报，后者是学术期刊，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版本，各为双月刊，展示学校的学术科研最新成果或最高水准。为了更好的区别二者，校内称《厦门大学报》为“校报”或“校刊”，而后者则简称为“学报”。不要认为这是校内的基本常识，有好多师生就将二者混为一谈，毕竟其中有奇妙的文字游戏，我曾将二者编成绕口令：“校刊不是学报/学报不是校刊/校刊是报不是刊/学报是刊不是报。”
我上大学不久，就成为《厦门大学报》的学生记者，从此一发不可收,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它的作者和读者。本周新一期的校报在第四版“大学文化”副刊发表了我怀念母亲的随笔《母子两书赠厦图》，文中涉及了我母亲在1964年第一期的《厦门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文《论拜占庭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问题》，顺便也让读者了解“校报”和“学报”区别。
我也曾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过论文，大学毕业的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在1982年第4期发表了论文《“西风东译”论质疑》，直挺挺与海外的翻译大家钱歌川先生商榷。其实它是我1981年大四的翻译课作业，而如今就是博士生也很难能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了，毕竟它涉及职称提升的“一级核心期刊”的硬件，且自身也相当的硬朗，屡屡在高校学报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有道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不才这一提，恐怕又要遭拍砖了，不过郑启五我行我素，不改芙蓉湖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