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佛经中的爱情（和一部佛经相遇）

——宋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影印出版手记

国家图书馆所藏朱绍安、潘四娘等人捐资所刊之《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存世仅见的宋刻单行完本，距今已千年了。此书的影印出版，耗时两年，尽管大费周章，然则终究还是付梓，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016年10月20日，我随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翁连溪、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文物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李缙云、出版人邓占平、杭州萧山古籍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富等诸位先生一起赴国家图书馆看书，有幸一睹宋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真容。当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副主任陈红彦女士与研究员赵前老师将经箱开启，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历经近一千余年时光的侵染，经卷上的字迹依旧黑亮如漆，朱砂逗点色红如新，纸张虽然泛黄，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柔韧性，俗云宣纸“纸寿千年”，斯言不虚。清代藏书家形容古籍珍本，每说“朱黄灿然”，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吧。

从图书馆看书归来后不久，国家图书馆就给我们提供了《大方广佛华严经》的高清扫描件，以便出版。我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用一本通行本《华严经》与之一字一句地进行比对，以确认扫描来的电子版无漏页。与此同时，把相关特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记录在案，算是对底本做了一个调查。该书每五册为一夹，总计十六夹、八十册。封面为木板，披大漆，手书题写经名和卷数。至于系何人题写，就无从考证了。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著录：“是书大字初印，或是北宋刻本。封面漆板及版上题经名卷数，均为宋物。”也就是说，这部书的木质封面以及封面上的题字，都还保持着宋代旧貌，何其幸运哉！

书前有《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次一行署“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制”，这位“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这就涉及《华严》的译本问题。《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时已有译本，系高僧佛驮跋陀罗所译，共六十卷。武则天执政时期，听闻于阗有完备的《华严经》梵本，便派遣使者寻访能译经的高僧，实叉难陀因此机缘，携梵本《华严经》到洛阳。自证圣元年（695）三月，在大遍空寺开始翻译工作，武则天亲临译场，首题品名，至圣历二年（699）十月，翻译完成。新译之《华严经》共八十卷，比旧译之六十卷本《华严经》文辞流畅，义理也更周详，故而流通最广。

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供奉法物就成为一种传统。著名学者白化文先生曾说：“供养经卷是汉传佛教在译经过程中慢慢地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种供养，它带有中国固有的重视图书的内在影响。”早期的经卷大多为手抄，也就是写本。自宋代以来，随着雕版印刷的成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雕印佛经，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都捐资刻经。国图所藏的这部《华严经》正是民间捐资刻经的一个体现。是书卷一至卷三十，系杭州人朱绍安一家捐资刊刻，卷尾均有相同的题记，云“杭州弟子朱绍安并妻潘氏四娘、男世宁，发心开此经印板三十卷，奉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卷三十一至卷四十，题记略有变化，云“女弟子潘氏四娘，恭舍净财开此经印板一十卷，保扶身位，并男世宁及四恩三有法界众生。”题记上未出现朱绍安名讳，疑其已经去世，由其妻潘四娘担当起一家之主的身份，继续着刻经事业。后四十卷，除了杭州人陆祖（四卷），苏州人诸逊（两卷）捐资刻经在一卷以上，其他要么一家捐资刻一卷，要么一人捐资刻一叶，是由众多信众与僧人捐资共同刊刻的。可见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

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刊成之后，究竟印了多少部，至今已无从得知了。民国时期，始有完整本出现在藏书家的视野。据藏书家劳健说：“沈丈寐叟藏北宋椠《华严经》八十卷，余曩作缘归之叔弢，纸光墨彩，莹洁动人，宋刻上驷也。惜缺第三十四一卷，差为美中不足。”也就是说，劳健在晚清大儒、著名书法家、佛学家、藏书家沈曾植家看到了这部书，并由劳氏牵线转让给了另一位大藏书家周叔弢。略有遗憾的是，这部书缺少第三十四卷。

笔者在逐页阅读时，发现了多处阐发佛学的批注，多无落款。唯在卷五十五发现了一则佛学家欧阳渐（竟无）的观书跋记，落款时间为戊午九月，即1918年，疑是时书仍藏于沈氏处。继沈曾植之后的收藏者周叔弢是一个身世非常显赫的人物，其祖父周馥曾任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其父周学熙曾任民国政府财政总长，周叔弢生逢风雨飘摇的19世纪晚期，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创立了大量的民族企业，同时他又是一位学识广博的收藏家，收藏古籍多达4万余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入藏后，视若至宝，轻易不肯示人。该书序言下方钤白文印“周暹”，卷第一钤白文印“自庄严堪”，均为周氏藏书记。因缺一卷，周氏视为遗憾，曾以一册宋宝祐二年（1254）的宋刊经补阙。周叔弢晚年，书籍多捐给国家，《华严经》就此庋藏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

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所缺的第三十四卷是否存世呢？答案是肯定的。民国时期的另一大藏书家傅增湘恰好藏有该卷。吾辈亲见卷三十四有多枚朱记，如“沅叔审定”“沅叔”“双鉴楼珍藏印”“傅增湘印”，悉为傅氏手泽。傅增湘出身于光绪时进士，学识广博，曾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擅长鉴定和校勘古籍，收藏古籍达20万卷。傅增湘身后，遗嘱家人将藏书捐给国家藏书机构，其文孙傅熹年先生及其他家属于1990年将一册《大方广佛华严经》捐给国家图书馆，正是周氏所缺之本，从而使《华严经》成为完帙（见《文津学志》2011年第四辑，冀淑英《傅熹年先生捐赠宋版<大方广佛华严经>》）。

一部流传近千年的瑰宝，其间经历种种人世巨变，能够完整无损的被今人所见，与藏书家们不无关联。

要出版这样一部书，印刷用纸、装帧设计、封面材质都非常重要。如何最大化地展现古籍的韵味，而又不过度装饰，是一个非常磨人的过程。首先是用纸，为了能够找到合适的印刷纸张，邓占平先生赴安徽泾县调查宣纸，并与研究宣纸的专家讨论，对纸张的柔韧性和平滑度进行比对后，最终选定了双夹宣，并单独抄了一批宣纸。在生产前，就连宣纸上帘纹的纵向和横向的问题，都做了细微的调整。其次是制图的问题，底本上有相当多的朱砂逗点，部分点在文字上，墨色和红色叠加，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效果，如何印刷出这种效果，是一个问题。通过不断研究，用电脑对黑红两色分层，在不同的通道修图，之后再把二者叠加，这一问题也就解决了。

在装帧设计上，几乎把设计师搞崩溃。最初定的设计方案是依照原书做封面，材质用金丝柚木，雕镂经名和卷数，填石青，但制作出样子后，颇令人失望。一方面，木板太厚则缺乏美观，太薄又容易因湿度变化抽胀变形。而且很难找到成色完全一致的木材。经过多次讨论，一个又一个方案被否决。为了使形式与内容保持一致，我们赴多家图书馆看“藏经”，其中清代宫廷佛经的装帧形式给我们不少灵感。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封面签条的设计。我们用尺子量了多个不同本子（有明人装帧，也有清人装帧）的佛经签条的比例、文武线的宽度，把数据记下来，设计成签条边框，集宋代木质经板上的字为经名与卷数，并印制成小样，拿给专家评判。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总算做出来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

一部书的出版，背后有很多故事。递藏渊源、版本来历、出版缘由都需要向读者说明。陈红彦女士亲自撰写了《出版缘起》，并由浙江图书馆嘉业藏书楼主任郑宗男先生手书于花笺之上，古香古色，可谓美矣。当印刷厂送来印制精美的第一套样书后，我在铜炉中点燃一段盘香，在满室清芬之中打开封套，欣喜不已。

回首千年之前，三藏法师实叉难陀负载着梵文经本穿越大漠戈壁，来到繁华的洛阳。他没有留恋于世俗的景象，而是立刻投身译经工作。经书翻译出来后，一再传抄和刊刻，那些捐资刻经的人和从事刻经的人有怎样的一生，我们都已无从了解，但从这流传千年的经本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他们。遂成诗三章：

佛法东渐念白马，贝叶传承倚天龙。

慧灯破暗一室光，宋刊神品千载梦。

华严殊胜不思议，荆山骊珠出泥封。

犹如莲华不着水，宛若日月不住空。

中庭明月玉壶冰，纸上云烟松下风。

香象渡河破铁底，金翅擘海行虚空。

春芽生机匿腐草，枯木寒岩寂静中。

六尘万法皆未取，绽颜一笑灵山逢。

歧路行痴临要津，寂灭弦声一张弓。

渡海孤筏灯火见，尔来八万四千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