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一部以自然辩证法为支点，从人生观、世界观的高度，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哲学著作，易经思想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思维，充满了真和善的动机，充满了忧患意识，同时也贯穿着进取精神。
《易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枢纽和总纲领，也是凝结着远古先民睿智卓识的诸经之首、大道之源。儒、释、道以及其他诸子百家无不将易经思想收纳于其理论之中。
《易经》的起源一般认为易经思想源于河图洛书，大约产生在七千年前，其成书的年代约在商末周初。
相传在远古时代，黄河中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中出现了背上有数字的灵龟，圣人伏羲依此而画出了先天八卦。殷商末年，周文王在受到囚禁时又根据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绎出了后天八卦，也称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出了六十四卦，作了卦辞和爻辞。而经文后面的《易传》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所著。
从功能上看，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是一本卜筮书，卜筮可以推知过去，也可以遥测未来。《易经》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不仅在于它神奇的卜筮功能，还在于它具有极其深奥的哲理。《易经》来源于自然，易学的一些基本原理都是自然、社会现象和基本原理的总结，是人类早期的智慧结晶，并非遥不可及、不可卒读的天书。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易经》阐述的就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这个规律被称为道。
《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如出一辙。与后者不同的是，在《易经》的庞杂体系之中，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被演化得极其复杂，万物的变化规律都在阴阳的范围内。
《易经》认为，整个世间万物在阴阳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互相作用下，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地经历生成、更新、消亡、再造的过程，《易经》的卦象就建立在阴阳变化的基础上：
阴阳符号按阴阳二气消长的规律，经过排列组合而成为八卦，八卦的构成与排列反映了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八卦又经过重叠而组合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有错综复杂的变化，可以演化至无穷，但不管卦象如何演变，阴阳爻都是组成卦象的最基本元素。
经除了卦象上的一阴一阳，《易经》还将阴阳作为万物的性质及其变化的法则，把具体的事物赋予了阴阳的含义。从自然现象上看，《易经》以天为阳，以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明为阳，暗为阴；昼为阳，夜为阴。
《系辞》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乾，阳物也；坤，阴物也。”从社会现象上看，《易经》以男为阳，女为阴；君为阳，民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外，《易经》还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中共有的抽象规律赋予了阴阳的含义，如：刚柔、进退、开合、伸屈、贵贱、高低等，都是阴阳思想的反映。
在商周时期，《易经》经周文王整理和注述，由卜筮之书转入“天人合一”的思想学术领域。自此开始，《易经》一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成为儒家、道家思想的共同源头，被历代学者推为“群经之首”。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等诸子百家，还是唐、宋以后的儒、释、道等诸家之学，都要论及《易经》。汉朝时期，汉武帝将《易经》列为儒家五经之首，从此以后，《易经》一直是儒家必修的首要经典。
《易经》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山之作，也是凝结着远古先民睿智卓识的哲学著作，正如欧洲哲学权威荣格所说：“谈到世界的唯一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到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相传六千年之久，亘古常新，依然具有价值，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古今中外，许多名人都对《易经》推崇备至。唐朝宰相虞世南曾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医学家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科学家钱学森把《易经》称为“科学的经典”。外国人也对《易经》赞赏有加，如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组阁原则是：“不知易者，不得入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在其自传中，黑格尔还承认他创造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得自《易经》的启发。
近现代有很多受易理启示而获得诺贝尔奖者：德国的汉森堡，其论文是《测不准原图理》；丹麦的波尔，其论文是《相生相克原理》，他被授予爵士勋章，在选择徽章标志时他选用了《易经》太极图，并在庆贺会上以太极八卦纪念章赠人。
此外，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后来为计算机所用）得益于《易经》八卦的启示。在商业界，丰田、三星的创始人也从《易经》中受到很大启发。《易经》对生物学、社会学、天文学等现代科学的贡献早已被国内外科学界和文化界首肯。可见，《易经》对世界的影响是何等的广泛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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