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哈佛学院
导读：如何引导或者训练写作文？这是一个我们时不时讨论的一个话题。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篇《南方周末》内刊的一篇文章，让大家了解下美国大学是怎样上写作课的。
刚入学时，哈佛有很多让我惊讶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写作课怎么那么多！有针对不同年级的论文写作课，也有剧本写作，虚构和非虚构写作等，不一而足。
尼曼的写作课历史悠久，至少都有二三十年了，因为Anne在尼曼就干了那么久。
Anne是尼曼虚构写作课（fiction）的老师。满头银色卷发，我想她该有70多了吧。
尼曼的写作课就两门，虚构写作和叙事写作（narrative writing），每周各一次。原则上要求我们一学期上一门。
第一学期我选择了虚构写作，不是因为喜欢或擅长，仅仅是因为上课时间是周五上午，和我想选的哈佛其他课程没有冲突。
事实上，我从未写过小说，甚至连这个想法都不曾有过，原因之一是我觉得自己太缺乏想象力了。比如要让我虚拟一段两人的对话，我都编不好。
中文都做不好的事，现在还要用英语来完成，而且同学们大都是文字高手。
我在的这个虚构写作班总共有11个同学，其中7人平时就是用英语工作，而且都是来自《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波士顿环球报》、美联社、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这样的大媒体。
剩下的4人除了我，分别来自韩国、智利和越南。其中韩国同学虽然工作语言不是英语，但她妈妈是美国人。
所以，在这个小班里，想混都没可能。说实话，当时我还想过，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不上。
01 第一堂课就在忐忑中开始。
自我介绍环节，我忙着给自己找台阶：英语不好，没有想象力，女儿常常让我现编故事，我都不会等等。
几个外国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Anne斩钉截铁地说：“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好。”
然后就要开写了！
Anne说，每次课堂上都有10分钟即兴写作练习，每次的关键词我随便说。今天的词就是“often”，只要你的文章里有often就行。每次练习我也参加，跟你们一起写。现在开始！
我几乎都要晕倒，但，没时间。脑子于是开始飞速旋转，写什么写什么写什么？！我想到了中学时的一幕，于是赶紧落笔，根本不能细想。
我担心，如果磨蹭的话，十分钟后如果就写了个一两句的话，那真的很难堪。所以不管好坏，先凑字数再说。
十分钟一到，Anne叫停。然后让我们每个人当众读自己的作品。
后来才知道，这是Anne上课的惯例，也是尼曼写作课的惯例。所有自己写的文章，都要求当众朗读，大家听完之后才接着讨论。
有一次，一位美国同学提出要求，说课后的家庭作业可不可以事先打印出来，人手一份，这样每个人在课堂上读自己文章的时候，其他人还可以看，因为有时候有些地方还听不明白。
哎呀呀，这正是我的需求啊，可我从来都不好意思提，觉得是自己的英语太差所以有时候听不懂别人写什么。可现在连美国人都提出这要求来了。
我为此还纳闷过一阵。为什么在哈佛上课，我大体都能听懂，可是上这堂虚构写作，当同学们念自己的文章时，我常常听不太懂？
或大体听懂了，却又错过了最关键的细节。如果我对文章没有很好的理解，又直接影响到后面的课堂讨论。
后来我想明白了。哈佛的老师（我选的课大都是政治和经济，没有文学）上课基本都还是口语，重点的地方有时还会反复说。
但虚构写作课上，大家写的是文学作品，所以措辞比较讲究，结构比较精细，万一某些关键的单词或细节没听懂，整篇文章都有可能没懂。
但Anne断然拒绝了。她说，“听”很重要，纯粹的听。即使像我们这些外国同学，也不能例外。
我觉得Anne的这种教法很中国，中国就有诵读的传统。
回到“Often”。当Anne说时间到的时候，我看好多同学笔都没有停下来。Anne强调了好几次，他们才搁笔。离开学校快20年的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学。
后来我发现，这种场合，不仅是像我这样的外国学生紧张，那些美国同学也一样
紧张。
第一，他们没理由说自己语言不好；第二，用英语写作的同学几乎都来自大媒体，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些竞争。
当每个同学都读完自己写的东西后，Anne也要读自己现场写的。那天我记得她说：我今天写的不怎么好。然后就读了起来。
老师当众承认自己不知道答案，当众说自己这个没做好，这在哈佛很普遍。我上过的课中，好多老师都说过类似的话：
这是你们这代人要面临的难题，我并不知道答案，答案得你们这代人自己去寻找。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当天其他同学们都了写什么，但我自己的笔记还在。
02
我的英语写作训练主要来自于在中国新闻学院读国际新闻的时候。
国际新闻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是小班制，我们班只有8个人，而且老师都是美国新闻学教授或媒体编辑，他们是以Fulbright学者的身份来中国的。
那是1995-97年，我在北京接受了两年扎实的美式新闻教育，美国的老师，美国的教材，美国的教学方式。
我记得第一课讲的是什么是新闻。老师让我们自己准备，上课时没有任何先兆地点了我和另一位男生，让我们通过对谈的方式把这课给大家上了。
于是我们俩没有经过任何排练，现场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上起课来。
我们有大量的采访与写作练习。美国教授经常在教室里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多种角色扮演，
一会儿是想逃避责任的官员，一会儿是警察，一会儿是目击者，有时甚至还扮演试图对女记者进行骚扰的信息提供者，不一而足。
老师也拉我们外出采访，比如参加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
采访结束后，紧接着就是写作环节。那时候我们人手一台打字机。我到现在都记得，在墙上时钟的步步紧逼中，在8台打字机的哒哒声中，我们写每一篇新闻稿时的紧张。
毕业后，由于没有从事英语新闻报道，我就再也没有用英语写过稿了。这次在尼曼的虚构写作课上，特别是课堂上的10分钟即兴写作，让我再次体会到了那种久违的紧张。
但上着上着，大家松弛了下来，后来上课大家刷刷写的时候，有的人甚至还忍不住笑出声来。
因为Anne出的题总是天马行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落选后，Anne给我们设定的场景是，大选日第二日清晨，罗姆尼夫妇在家中。
还有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因婚外恋曝光而辞职，Anne的题目是曝光第二日早晨，中情局局长家中，他与妻子的对话。
写这种题目很好玩，讨论的时候更是热火朝天，不仅展现了每个同学的个性和内心世界，还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思维差异。
比如中情局局长一题。韩国同学写的场景是，局长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发现妻子没给做早餐，没好意思向妻子开口，只好自己在厨房里做。
但是平时几乎不下厨的他，却啥啥都找不到，非常受挫：我能监视整个世界，却连自己家的厨房都搞不定。
念的人笑，听的人也笑。在整个写作课乃至其他的交流讨论中，这位韩国女同学的最大主题就是女性歧视，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单位中。
所以在这个虚拟的场景中，她小小地敲打了下男性：让男人自己做早餐，让男人受挫，让男人体会到妻子的奉献。
我的智利女同学是个全国知名的电台主播，勤奋、热烈、嘎嘣利落脆。在她写的这段虚构故事中，妻子是个强势人物。
只见妻子这样奚落丈夫：全世界你都监控得了，怎么自己这点破事都被别人搞了去，你怎么当的中情局局长？撤了活该！
反观我自己写的，也体现了我的内心逻辑。开头一阵渲染沉默中的尴尬，然后妻子幽幽地叹道：她（情人）那么年轻，那么漂亮。
我记得当我念到这句的时候，房间里一阵“哦”，好像大家很惊讶这样的逻辑，同时又很同情这位妻子。
搞得我反倒惊讶了：妻子这样想很意外吗？这或许就是文化差异吧。
03 Anne每次都留课后作文，字数一次比一次多。
第一次的作业很特别，我以前没这么玩过。要求写10句话，第一句，10个字，第二句，9个字，最后一句一个字。主题不限。
记得那时正是新英格兰最美的秋天。我坐在阳台门的门槛上，背对着太阳，琢磨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试图把一个民国大家闺秀——我姨妈——坎坷一生的故事浓缩在这短短60个英文字里。这几乎不可能。最后我选择了她临终前的一幕。
She feels the soul is breaking out of her body (10).
So eager and happy that she feels very sorry ( 9 ).
“If you die, die quickly.” her daughter cries ( 8 ).
“you’ve never loved any of your children.” ( 7 )
The mother is unable to speak. ( 6 )
“I hate your father, always. ”( 5 )
She says to herself. ( 4 )
“It’s my fate.( 3 )
It’s history.( 2 )
Honey.” ( 1 )
（她觉得灵魂正在出窍/这么兴冲冲，以至于她都觉得对不起它/“要死，就快点死。”女儿喊道/“你从未爱过你的任何一个孩子。”
/妈妈已经说不了话/“我恨你们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恨。”/她默默地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命/这是历史/我的小乖乖”）
这篇习作很失败，因为野心太大，空间又太小，所以最后弄了个四不像。
刚开始上这门课的时候，就如同这个作业，我很贪婪，很有野心，总是试图把中国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中的人物命运写进作业里，总觉得这才是好故事、好小说的元素。
但渐渐地，我听到了其他一种写法，这种写法尤以我在美联社工作的同学为甚。
她年龄和我相仿，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的写作总是在描写生活中的一个场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场景，与历史无关，与drama（戏剧性情节）无关，但充满了细节和意识的流动。
比如，有一次她写她在洗碗，从头到尾都是在洗碗，边洗边慢慢涌起对丈夫的抱怨，到最后这种抱怨都浓得差不多想要离婚了。
然后突然听到丈夫钥匙开门的声音，在那一刹那，她突然又感到一阵欣喜和解脱，对丈夫的埋怨瞬间无影无踪。
还有一次她写小时候一个场景。患有哮喘病的她那天很不舒服，在楼上等着父母来安慰她抱抱她。
可是妈妈一直在楼下忙上忙下，一会儿电话，一会儿要照顾爸爸和哥哥。后来她爸爸上楼来，穿着高档的西服，马上要上班去。
结果她一阵反胃，把脏物吐在了爸爸的衬衫上。爸爸暴跳如雷。那时，左盼右盼等不来的妈妈终于上楼，来照顾她，并表示爱她。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小小片段，但通篇充满了无数的细节。比如第二个故事中那个生病的小女孩，我们通过她的感官，感觉到了身体的难受，风的恹恹，
妈妈在楼下忙碌的声音，接电话的声音，爸爸的脚步声，爸爸的咆哮，以及这个生病小姑娘那颗备受冷落和忽视、渴望父母关爱的受伤的心灵。
她的写作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如果抛掉中国复杂历史所赋予的我试图要写的那些中国故事的厚重、离奇之后，我还能写出好故事来吗？
换言之，除了好故事本身的情节之外，我能否在日常的生活片段写出好小说的味道来呢？
班上不止我一个有历史偏好。智利的同学小时候经历过皮诺切特时代，经历过内战。
在一篇文章中她写到小时候，有一次她正在和妹妹一起看美国动画片，然后听到一声闷响。
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妈妈就把她们抱起，躲了起来。妈妈脸色苍白，严肃得要命。小姑娘们则完全不知道外面已经在发生枪战了。
越南的同学有一次讲到一个故事。小时候北越很穷，他住的村子里，男人都去打仗了。村子里有一个新媳妇，是个远近出了名的美人，也是这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心目中的女神。
女人的男人打仗老不回家，终于有一天，村里人发现女人家里多了个不是她男人的男人。于是村里人点火要烧了这屋子和里面的人。女人在浓烟中逃了出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德国的同学也会用到大历史做背景。有一次她写到柏林墙倒塌的那天，正处在青春期的她在熄灯之后从柏林家中的地下室偷偷地溜出来，和朋友们在外面聚会，直到天明才悄悄回去。
这是她人生第一次背着父母彻夜未归。那夜，她并不知道历史正在距她不远处的地方轰隆上演。
还有一次她以孩子的视角写到，有一天下雨了，她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在雨中嬉戏，还伸出舌头去接雨。
但她妈妈却大喊大叫，慌慌张张地冲过来，让孩子们别吃雨，赶紧回家。因为那时（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刚爆发，整个德国陷入恐慌，
他们觉得那些放射性尘埃会随着风和云飘到德国上空，又会随着雨降落下来。所以雨里面就有核辐射物质，千万不能碰。
后来我慢慢感觉到，这个虚构写作班上的几个美国同学（全都是70后）几乎不写历史。美国60年代反战和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
闲聊中，我发现这些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冷战，但在写作作业中，没有一个人以冷战为背景写过什么东西。他们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写个人生活。
哈佛的老师大都经历过60年代，所以他们会提起当年上街的事。
有一位来自达拉斯的教授曾说起肯尼迪遇刺那天当地人的生活及混乱场景，听得我都掉了泪。但不知为什么，我的那些70后的美国同学在写作中几乎不触碰历史。
因为样本太小，所以在这个写作班呈现的某些特点并不能推而广之。
不过我想，可能是因为70后这代美国人总体而言是在国泰民安、机会相对均等的环境下长大，所以他们对体制的抱怨不那么大，对历史的感觉没那么深，
相反，更多的是关注个人和身边的生活。
比如在《波士顿环球报》的男同学写过很多波士顿街头乞丐的故事，写他们的乞丐生活，写他们怎么沦落街头的，全是个人故事。
让我惊讶的是，他几乎丝毫没有触及我们中国记者惯常的体制敲打。
另一位在《芝加哥论坛报》报的记者，她曾写过芝加哥林肯广场上的一位“鸽子人”。
一位73岁的老人，每天都坐在
广场上的一个红色消防栓上，一动不动坐一天，不仔细看，你以为这就是一个雕像。
每天，几十只鸽子就栖息在他的头上、肩上、胳膊上、大腿上、脚上，咕咕叫、拍翅膀，甚至在胸前筑巢。同样，整篇都很纯粹，就写老人与鸽子。
（未完待续……）
来源：大嘴鸟故事
非虚构改稿班（第二期）
开营日期：10月20日，只剩最后 1 个名额了
从姜淑梅、范雨素到澎湃新闻非虚构专栏、真实故事计划.......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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