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于宋、元两代留下的、后来构成《水浒传》的要素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于要素的历史真相、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有所了解，《水浒传》的许多内在矛盾自然冰释。因此，总结宋元“水浒”故事形成的要素并加以考辨，弄清其形成及演变的过程，对于深刻理解《水浒传》和认识其成书过程是简单而便利的手段。
关于《水浒传》成书过程、《水浒传》主题及其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是争辩了几百年的问题，可是研究者很少从《水浒传》中题材、思想等重要因素形成和传承的角度进行系统考辨。《水浒传》是历代许多作者共同完成的，作品初期形成的一些要素必然对后世有所影响。许多研究者把《水浒传》中一些情节的设置归结为最后写定者的个人意识的产物（如把《水浒传》中仇视青年妇女的倾向，解释为施耐庵可能是情场失败者，借此摅怀；又如说写招安是作者地主阶级思想反映云云）。这些人不懂得这类从说唱文艺演变来的通俗小说，主题和基本情节是经历了复杂演变、最后确定下来的，最后的写定者对其基本倾向是无能为力的。
《水浒传》还有许多谜团，例如宋江怎么从一个只有三十六人的小股武装抢劫集团变成了有根据地、有政治口号、进可攻、退可守的反抗朝廷的武装队伍？为什么按照梁山“排座次”时的规模足以打到东京去，夺了“大宋皇帝的鸟位”了，却还要卑辞厚礼、买通官僚、甚至买通妓女、靠走后门去招安投降？为什么《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仿佛是个分水岭，前后在思想艺术上都存在着极大差别？如果我们对于宋、元两代留下的、后来构成《水浒传》的要素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于要素的历史真相、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有所了解，《水浒传》的许多内在矛盾自然冰释。因此，总结宋元“水浒”故事形成的要素并加以考辨，弄清其形成及演变的过程，对于深刻理解《水浒传》和认识其成书过程是简单而便利的手段。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南宋完整水浒故事传本了，元代也仅有数本水浒戏传世，我们仅能从南宋有关水浒故事记载和元代的水浒戏来分析考察。
南宋“水浒”故事的基本要素
《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关水浒的故事，可能就是临安艺人说话的底本的汇集。全文共三千来字，其中包括杨志等督运“花石纲”；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通风报信；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宋江天书，告诉他们宋江等人上应天象，最后受招安，为国家出力，征讨方腊。虽然《大宋宣和遗事》有元人增写、编辑的痕迹，可是体味其内容，书当写于距北宋灭亡不太久远的时间里。文字中流露的对北宋末奸臣当道的愤恨、对徽钦二帝俘虏生活的同情与悲哀，都是南宋初年那个特定时代的感情，是后人难以伪造的。
南宋水浒故事的基本要素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一、它是群体犯上作乱的故事，群体共有三十六人。故事表现的不是群体形成后与政府的对抗，其主要讲述英雄好汉如何在社会矛盾中落败，一步步走上反叛道路、最后落草为寇。这样的故事是个人英雄传奇，按“说话”分类属于“朴刀杆棒”类。宋末罗烨《醉翁谈录》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其“小说”目录中有“公案”类的“石头孙立”；“朴刀”类的“青面兽”；“杆棒”类的“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虽然故事内容已佚，但从题目便可知“石头孙立”大约是他被差遣押运花石纲未能按时到达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被《水浒传》采纳），“青面兽”大约是写杨志卖刀杀泼皮（牛二）；“遗事”中还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的简单记载，后到的“僧人鲁智深”可能即是“花和尚”。
二、宋江集团等三十六人犯上作乱之原因是“乱自上作”，这个“上”就是当时皇上——宋徽宗。因此“遗事”一开始就讲“先是朱勔运花石纲”。花石纲属于当时第一工程（皇帝园林艮岳）的重要部分，宋江集团造反故事即从这里开始。这场犯上作乱又是个定数。这些都写在“九天玄女”颁给的“天书”里。“定数”“九天玄女”云云，反映了宋徽宗时崇尚道教的风气。
三、已经有了“梁山泊”和山寨。《水浒传》把一百零八将的聚义点设定在梁山泊山寨，这个要素已经写在“遗事”之中，其中多次提到去“太行山梁山泊”山寨落草为寇。
四、南宋“水浒”故事主旨是“忠义”。“遗事”九天玄女颁给宋江的“天书”上写道：“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军师吴加亮也曾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他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忠义”是南宋朝廷提倡的意识形态。当时金人铁骑南来，北宋王朝轰然倒塌，天下大乱。靠什么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重建权威和秩序？统治者选择了忠义。忠义成为南宋军民苦撑危局的重要动力。上面说到“遗事”把“梁山泊”安置在“太行山”上，有的地方径直写“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仿佛梁山泊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周密《癸辛杂识》中记龚圣《宋江三十六赞》也把宋江故事发生地点认作太行山。其“三十六赞”中有五次提到“太行”，甚至直接称他们为“太行好汉，三十有六”。说话艺人把宋江集团与太行山联系起来，今人也许对此感到诧异。太行山在山西，梁山泊在山东，把两者混淆，简直就是“关公战秦琼”，到底是南方艺人对北方地理不了解，还是故意把“太行山”混同梁山泊？太行山在南宋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政治意义，很刺激忠义之士的神经。刘克庄有词云“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中原沦陷后，民间的抗金武装多在此地活动，或以此为根据地，袭击金人部队和所设置的行政机构。把这些民间武装说成“强盗”，或者说成“义军”“义民”都有些勉强，然而南宋从统治者到民众都愿意把他们想象成为“义军”“义民”，赞誉他们“忠义”，乐于聆听他们的战斗事迹和取得胜利的消息。因为南宋小朝廷的安全需要抗金的思想和情感的支撑，需要从上到下，认同忠义，而且要把太行山人招安，纳入国家的防卫系统。太行山中最著名的义军是“八字军”，绍兴六年（1136）被调到临安，担负起保卫京城的重大责任。这些必然给杭州人留下深刻印象。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入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一致欢迎的。因此，说话人即使意识到宋江不过是在梁山泊一带活动的抢劫集团，但他们既然要演出这个故事，也要尽量拔高这个故事的意义，这正像当今电视剧《火车大劫案》也要把劫匪孙美瑶绑票行为与“反帝”“爱国”联系起来一样。但从历史真实来看，作为流寇的宋江集团并没有迹象到过太行山。宋江集团活动的范围虽然很大，但是以山东西部、西南部为多，也去过鲁西北、河北东路的东南部，总之是在梁山的周围地区活动，到汴京以西的可能性不大。也许南方的说话人弄不清北方梁山泊真正的方位，也许是故意混淆，总之，他们把梁山泊、太行山这两个相隔数百里的地区混在一起了。我认为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个混淆都与当时太行山是临安军民关注的北方热点有关。
五、招安是《水浒传》中被人们诟病的情节，但宋江集团被招安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这个情节在水浒故事一诞生就被固定下来了。招安是表现忠义的载体，也是江湖人“发迹变泰”的途径。“遗事”中说“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南宋初所讲述的“水浒”故事还不一定是悲剧结局，招安变成悲剧大约是宋亡之后。招安悲剧恐怕是历史事实；另外南人在异族统治者压迫下反思国家败亡的教训，想起宋江这一伙“盗贼之圣”来，感慨宋江、岳飞等忠义之士不幸遭遇才大力渲染这个悲剧。明代吴从先《小窗自纪·读<水浒传>》后被招安，为平定内乱建立了功业，但因为蔡京、童贯等奸臣当政，“同朝之中，咸谓贼不可共处”，最终被“毙之药酒中”。吴从先感慨说：“呜呼，宋之君臣亦忍矣哉。”这个《水浒传》可能就是元末或明初的作品。
元代“水浒戏”的社会背景
虽然元代文化与南宋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北方受到金人和蒙古两个以游牧起家少数民族的影响，其风格粗犷，相对来说受皇权专制的约束也较少。当然金人、蒙古人的统治尚有奴隶制遗留、其压迫剥削的手段更野蛮一些，但相对也粗疏一些、粗糙一些。这种统治下，反压迫、倡导抗争的文艺作品反而比相对文明、但压迫剥削手段也更细腻些的南宋更易于漏网。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民族、阶级压迫都很严酷的社会环境里，反而出现了与主流思想意识激烈对抗的文艺作品。元代出现的大量有关宋江集团的杂剧就属于这类作品。这些我称之为北“水浒”系列。
那么元代出现了多少水浒戏呢？据香港刘靖之《元人水浒杂剧研究》统计有三十六种，现在传世有十种，散佚的有二十六种。
传世的有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头》、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无名氏《都孔目风雨还牢末》、又名《大妇小妻还牢末》、无名氏《梁山五虎大劫牢》、无名氏《梁山七虎闹铜台》、无名氏《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无名氏《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这些剧本的写作时间，现已经很难确定。大多研究者认为前六种是元代的、后四种是元末明初的。研究元代“水浒戏”对明代《水浒传》的影响，主要根据是前六种。
元代关于水浒的杂剧许多诞生于梁山泊附近的东平府。金末元初，战乱再一次给北方的经济文化带来很大破坏，元灭金的战争中杀戮之残酷、破坏之严重，更甚于百年前的宋金之战，而东平府（所辖包括今山东省的东部）却是个例外。这个地区有长达四十余年（1221-1264）在严实、严忠济父子的统治之下，社会较为安定，东平成为战火遍地的中原地区中的一块和平的绿洲、安定祥和的乐土。
蒙古灭金时，为了减少阻力，对于地方实力派采取了“统战”政策。只要他们归顺蒙古，不帮助金国，允许他们保有实力，在其势力范围实施统治，甚至可以世袭，称之为世侯。当时有许多实力派选择了这条道路，其中做得最成功的当属严实、严忠济父子。严氏父子注重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都以养士闻名。这是乱世之中扩张自己实力、求得生存的重要手段。其统治范围包括今河北南部东部、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北、西南部地区，俨然小邦之君。东平在这段时间内文化、特别是通俗文艺得到长足的发展。这里不仅招徕了像元好问、王若虚一代文人学者，而且还有许多通俗作家和江湖艺人在这里谋生发展，如杜善夫、高文秀、康与之等。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杂剧《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所写的家庭剧团就是东平府人士。东平府是当时戏剧活动和创作中心之一，因此才会有那么多“水浒”戏活跃在当地舞台上，上面说的十种现存的水浒戏中有五种就是以东平为背景的。
元代“水浒戏”中的新要素
一、水浒故事被明确定位在东平附近的“梁山泊”
《大宋宣和遗事》作者也觉得宋江集团故事与梁山泊有关，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把梁山泊与太行山扯在一起。到了元代，宋江集团有了明确的根据地——东平附近的梁山泊。首次有了“梁山好汉”这个称呼——“某乃梁山泊好汉山儿李逵”（《还牢末》）。这个称呼在传统文化中有着长远的影响。“梁山泊”是方圆八百里巨野泽。这个大湖对于东平文士来说是太熟悉了，几乎每个水浒戏都有这段介绍梁山泊的套语：
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威镇于梁山。俺这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阔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咸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艘艨艟；三十六座宴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播华夷，三十六员英雄将。
虽然有些夸张，南北大体还对，东西则不免离谱。这样宋江集团就不是由三十六人组成来去如飚风的抢劫团体了。他们是有山头、有地盘（包括领水）、有组织、有制度（一年春秋两假）、有庞大武装力量（一百零八将）的一股割据势力了，俨然敌国。这种定式后来被《水浒传》的作者接受和发展。
二、从英雄传奇向“士马金鼓”过渡
现存水浒戏都是以梁山泊集团（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已经形成为开端的。这一点与南水浒有根本的不同。既然梁山军事集团形成，其战争方式应该是大规模“长枪大马”的正规军作战。宋代“说话”中把这类题材的作品分为“士马金鼓”类（如《水浒传》中劫州略府和招安后“征四寇”）。然而，由于故事内容的限制，水浒戏故事大多发生在梁山的春秋两假里好汉下山游玩、或奉命出差办事的过程中，还是以“短打”的故事为多。
三、摒弃了“忠义”的梁山好汉
忠义在南“水浒”故事中是意识形态，而这个词在水浒戏中基本消失，只是在“忠义堂”这个特定概念上出现和《争报恩三虎下山》中李千娇唱的“谢得你梁山泊上多忠义，救了咱重生在世”中出现了一次。这种摒弃“忠义”的现象也是南北“水浒”故事的重要差别之一。其原因就是民族压迫使得北方下层文士的写作中天然存在着一种反抗情绪，而那些游走江湖的艺人谋生不暇，也缺少向主流社会和统治者献媚的动力，何况在天高皇帝远的东平。
元代政治和社会背景与宋代大不相同，最高统治者换成了异族人，国人分列四等，汉人、南人位列三四，科举一停八十年（按蒙古统治中国北方时算起），即使恢复科举之后，出仕做官也很难进入核心。大多汉族文人士大夫被边缘化了，甚至有些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主动向统治者靠拢、自作多情的文人不是没有，但大多数处于社会下层的文人对蒙古统治者有一种离心倾向。这点从一些杂剧的思想内容就可以看出来，杂剧作者多是社会下层文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像南宋那样向观众表白宋江故事的“忠义”性质了，本来就是外加的“忠义”便从“水浒戏”中悄悄退出了。这里附带说一句，不仅是《水浒》戏中没有了“忠义”，就是在其他杂剧中也很少见了，现存一百六十余出杂剧中，只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两三个戏曲中出现过四五次。
四、取代忠义的替天行道
元代水浒戏摒弃“忠义”，但创造了一个南“水浒”中没有的新词——“替天行道”，作为北“水浒”的主题词。现存水浒戏中有五处提到“替天行道”：“黑旋风拔刀相助，双献头号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庆赏开筵。”（高文秀《双献头》）“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康进之《李逵负荆》）“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无名氏《还牢末》）“强夺了良人妇女，坏风俗不怕青天。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无名氏《黄花峪》）“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无名氏《三虎下山》）最早出现“替天行道”的当属高文秀的《双献头》。这是在李逵杀了奸夫淫妇之后，宋江表示庆祝的话。这个替天行道具体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宋江在这之前所说的杀了“倚势挟权”的白衙内和与他通奸的“泼贱妇”，解救了深陷牢狱的孙孔目，替他伸了冤。《还牢末》的替天行道追求的是司法公平，梁山为老百姓惩治奸夫淫妇就是替天行道。《黄花峪》的替天行道与此同义。总的说来，水浒戏中的替天行道也很简单，就是替民众平反冤假错案。元初没有什么法律。大德间名臣郑介夫曾上《太平策》说：“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以并缘为欺。”当时的行政区划如路、府、州、县等各级地方政府虽然都设有长吏，如路的总管、府州县的令尹等，但在这些长吏之上还要设一个“达鲁花赤”（蒙语：镇守者），实权掌握在他手中，但他们大多没有文化、不识字、不懂汉语，可是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在这种制度下，可以想见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和法治来。再加上执法者贪渎，在这种司法环境下，冤错假案还不是比比皆是？“双献头”“燕青扑鱼”“黄花峪”“还牢末”“争报恩”这五出戏中不仅都有冤案，而且其中官员都不能秉公执法。他们有的爱钱，有的官官相护，有的拖拉委蛇，共同的是昏聩。这五出戏的案子都缘于民事案中的婚姻问题，或是豪门子弟强霸他人的良家妇女，或是奸夫淫妇谋害亲夫，最后都闹出人命，而且即使出了人命官府也解决不了，还得梁山好汉以武力替天行道。
从上面简单叙述中可见，南北水浒题材和主旨有很大差别，这些在明代《水浒传》中分别有所弃取。这里既有成功、也有整合不太理想之处。如“遗事”所记的前六个故事情节除了“花石纲”外，都出现在《水浒传》前七十一回，并有所丰富和发展成为经典故事。又如吸取水浒戏中关于梁山泊根据地的创造，把它作为演绎江湖人“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纲上梁山”和寄托游民向往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理想之所，也是成功的，并为后世所接受。至于在整合宋元水浒故事基础上把突出“忠义”主题、处理招安情节以及塑造宋江艺术形象上都有背离生活逻辑之处。不过，这些是需要更多的文字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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