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清楚地展示某一人们共同体的特征，找出与周围其他群体的区别，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学者们又根据居住在不同区域、语言差别、服饰变化的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群体划分为不同的支系以至于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本民族的认可民族支系划分对于人口众多，分布区域广，语言演变较大的民族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人口不多、分布区域相对比较集中，尤其是本民族语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民族来说不但没有意义与作用，还因为划分标准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导致较多的争议和分歧，缺乏科学性，同时也得不到被划分民族的认同现以所谓的“傈僳族支系划分”为例，简要探讨这一问题，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傈僳族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傈僳族是什么样的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某一人们共同体的特征，找出与周围其他群体的区别，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学者们又根据居住在不同区域、语言差别、服饰变化的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群体划分为不同的支系以至于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本民族的认可。民族支系划分对于人口众多，分布区域广，语言演变较大的民族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人口不多、分布区域相对比较集中，尤其是本民族语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民族来说不但没有意义与作用，还因为划分标准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导致较多的争议和分歧，缺乏科学性，同时也得不到被划分民族的认同。现以所谓的“傈僳族支系划分”为例，简要探讨这一问题。
一、关于傈僳族的三种“支系说”
关于民族支系划分的标准，王慧琴认为，一个民族的支系是一个民族内部从地域、方言、服饰、自称、习俗、图腾和始祖传说等各方面的差别而可以大体区分的一些人们共同体。[①](P38—41)根据服饰的不同、居住地和方言差别、汉化程度等不同的划分标准，国内外学者对傈僳族支系划分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根据服饰差异，大多数学者把傈僳族分为黑傈僳、花傈僳和白傈僳三个支系；
第二、根据方言差异，澳大利亚傈僳语专家大卫·布拉德利把傈僳族划分为南部、中部、北部和东部四大群体；
第三、根据汉化程度，清代学者把傈僳族划分为生傈僳和熟傈僳两种。
其中，把傈僳族分为黑傈僳、白傈僳和花傈僳三个支系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除傈僳族专家学者外）。
（一）“黑、白、花”傈僳族支系说。
傈僳族源于我国西北古氐羌族群，从语系看，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谈到傈僳族支系，早在唐代，樊绰就把他们划分为黑白两种。《蛮书》中提到：“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乌蛮、白蛮即黑彝或白彝的一支。这种划分是基于他们身着的服饰颜色考虑的。樊绰说：“丈夫、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也。”这些大概指黑傈僳；又说：“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②](P65)这些大概指白傈僳。有的学者也认为，早在唐代，傈僳族先民集团内部分为“两姓蛮”，有“乌”和“白”两种，这可能是后来的傈僳族分为“黑傈僳、白傈僳”两种的根源。[③](P40—44)近现代以来，在黑、白傈僳族划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花傈僳一种。
在对怒江傈僳族进行田野调查后，张征东先生指出：查傈僳族，分为三大支系各有自称之名词：其一为黑傈僳族，乃自称栗庶能，有自称曰尼那扒。其二为白傈僳族，乃自称傈僳铺，又自称曰勇伯扒。其三为花傈僳，乃自称傈僳族迦楞，又自称曰楞梅扒。[④](P1—2)“傈庶能”系傈僳语，“傈庶”即“傈僳”，“能”的汉语译意为“黑”。由于傈僳语的语法顺序与汉语不同，其修饰词放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而直译为“黑傈僳”。因此，“傈僳能”是依所其外在的直观特征（主要是衣服色泽）来确定的称谓。这个支系还自称为“尼那扒”，在傈僳语中“尼那”系指云南维西，即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尼那扒”这一称谓是依据地域来确定的。“傈僳铺”中，“铺”的汉语译意为“白”，其汉语直意为“白傈僳”。傈僳语称黑白相间者为“迦楞”，有“花色”之意。因而“傈僳迦楞”的汉语译意为“花僳僳”。傈僳语“楞梅扒”系从居住地域的角度来命名花傈僳，因为傈僳语称恩梅开江为“楞梅”。
国外学者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院教授德华•保罗•德润贝格（Edward PaulDurrenberger）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傈僳族疾病治疗的民族学研究》（The Ethnographyof Lisu Curing）、泰国清迈大学人类学学院教授噢多梅•克蕾讷•慧斯新（Otome KleineHutheesing）女士在她的著作《泰北傈僳族日益凸显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Emerging SexualInequality Among the Lisu of Northern Thailand）、以及美国学者凯思琳A.女士在她的博士论文《泰国鸦片控制和资源保护下傈僳族社会结构的变迁》（Transformationsof Lisu Social Structure Under Opium Control and Watershed Conservation inNorthern Thailand）中，都把傈僳族划分为黑、白、花三个支系。[⑤](,47，24，,36)
从上述研究情况可以看出，在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同意根据服饰差异，把傈僳族划分为黑傈僳、白傈僳和花傈僳三个支系的观点。
（二）“南、中、北、东部”傈僳族方言支系说。
根据傈僳族语的演变及其方言差异，澳大利亚傈僳语专家大卫·布拉德利把傈僳语划分为南部方言、中部方言、北部方言和东部方言四大方言。以此为依据，他把傈僳族划分为南部、中部、北部和东部四大群体。讲南部方言的人群主要分布在泰国北部地区、缅甸的抹谷周围和掸邦西南方向的东枝附近；讲中部方言的人群主要分布在盈江，腾冲、龙陵及两地附近，如缅甸掸邦的北部地区、八莫附近和克钦邦的东南部；讲北部方言的人群主要分布在泸水、兰坪、福贡、贡山四县和维西县及邻近地区；讲东部方言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四川西南方向的德昌、会东、盐边等地区和云南省武定县。大卫·布拉德利指出，目前约有15％的傈僳族人口使用南部方言，45％的人口使用中部方言，35％的人口使用北部方言，5％的人口使用东部方言。[⑥](PXV)
这种根据语言差异和地理分布把傈僳族划分为南部、中部、北部和东部四大群体的观点，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仅为大卫·布拉德利一家之说。
（三）“生、熟”傈僳族支系说。
根据汉化程度，在清代文献记载中，出现了对傈僳族的另一种划分方法，即傈僳族有生傈僳和熟傈僳两种。清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种人》载：傈僳，有生熟二种，岩居穴处。或架木为巢，囚首跣足，高鼻深眼，身着麻布，披毡衫，猎取禽兽为食。……近惟居澜沧江边者为熟傈。[⑦](P138)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三《志蛮》载：“力些，一名栗粟，一名力苏，有生熟两种。……现在维西跳梁者，即是此种。”这种划分反映了清代以来傈僳族社会变迁情况。
二、傈僳族三种“支系说” 缺乏科学依据
以服饰的差异、语言的变化及其方言的不同作为划分民族不同的支系本无可厚非，如人们根据服饰色彩把苗族划分为红苗、花苗、青苗、白苗等支系，根据妇女腰间常系着长长的彩色布带，把傣族的这一支系称为花腰傣；人们根据语言差异把怒族划分为怒苏、阿龙、阿侬和若柔四个支系。回到傈僳族支系划分上看，虽然傈僳族以外的其他学者们普遍同意把傈僳族划分为黑傈僳、白傈僳和花傈僳三个支系的观点，但均没有指出这样划分的主要依据——服饰的具体区别。
纵观傈僳族服饰，由于多数傈僳族居住于崇山峻岭之中，他们的服饰文化中渗入了很多自然元素，具有地域特征，总体看服饰色泽斑斓、鲜艳，令人眼花缭乱。清张泓《滇南新语》夷异条载：“（傈僳）服饰诡异，难以笔罄。”这告诉我们傈僳族服饰，特别是妇女服饰五彩缤纷，难以用语言来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除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外，傈僳族分别散居在藏文化、纳西文化、彝文化、景颇文化、白文化为主的区域，从服饰到生活习惯或多或少均受到当地主体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区间傈僳族的服饰差异逐渐显著。与纳西族邻近地区，傈僳族妇女放弃了传统的挽发束箍的头饰，改戴纳西族妇女的缁布髻；放弃短麻布对襟盘领衣，改穿纳西族妇女的蓝布袄；放弃麻布裙，改系纳西族妇女的麻布围腰。男子亦放弃其铜片勒额，改戴纳西族男子的瓜皮小帽；放弃麻布及膝的对襟衣，改着纳西族男装的白布衣。[⑧](P40—44)由于受藏族文化影响，贡山丙中洛及迪庆维西地区部分傈僳族妇女穿无领大襟宽袖短袄，外套红色或蓝色坎肩，下穿长裤，系长裙，右侧腰间系一绣花针线包；男子则穿有领大襟外衣，着宽档裤，裤长至膝，小腿打羊毛布绑腿，戴毡帽或瓜皮帽。其他如楚雄、德宏等地傈僳族服饰多少融入了彝族、景颇族等服饰元素。
因为傈僳族服饰色彩原本就丰富多彩，再加上周围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服饰色彩就更加丰富多变，如果按照服饰色彩差异划分，傈僳族就不只单划分为黑白花三种，而是黑白黄绿青蓝紫等无数种。而且，学者们把腾冲傈僳族与泰国北部的傈僳族都划为花傈僳，但两者的服饰色泽和装饰却大不相同。腾冲傈僳族男女服饰均以天蓝色为基本色调，男士的腿上还有吊筒、漆箍等装饰物；相反，泰国傈僳族妇女的服饰以蓝黄色为基本色调，男士服饰一般为黑色，没有任何装饰物。再者，这种以服饰为依据的划分支系方法得不到傈僳族同胞的认可。在已出版的由傈僳族学者参与编著的如《傈僳族文化大观》、《傈僳族》、《傈僳族民间文学概论》、和原版的《傈僳族简史》等一些有影响的著作中，都没有出现把傈僳族划分为黑傈僳、白傈僳和花傈僳的说法。因此，以服饰为依据把傈僳族划分为黑白花三个支系的观点如今已不能完全体现傈僳族的服饰特征和差异，得不到傈僳族同胞们的认同，没有实际意义。
根据语言差异，大卫·布拉德利把傈僳族划分为南部、中部、北部和东部四大群体的观点尚存在不妥之处。虽然傈僳族是一个主要横跨中国、缅甸、印度、泰国北部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境分布的民族，因长期以来受到所在国家和地区主体民族语言的影响，导致他们的语言发生了些许变化，如泰国傈僳语语音与我国傈僳语标准音之间出现了一些差别，[⑨](P80—91)但由于傈僳语的六个主要特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故不会影响世界各地傈僳族之间用傈僳语正常交流。[⑩](P2—3)而且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老傈僳文及傈僳语标准音在大多数傈僳族群众中得到广泛推广和使用，使得各地傈僳语的差别正逐渐消失。因此，根据傈僳语方言差别划分傈僳族族群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清代学者把傈僳族划分为生傈僳和熟傈僳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边疆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呼。历史上统治阶级常以是否输租服役，或是否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作为区分“四夷”之生熟的标准。所以，在“生熟两种”支系划分中，“生”与“熟”的划分发尺度，并不是以支系、地域、色彩喜尚、语言来划分的，而是以是否已被纳入封建朝廷任命的土官土目的统治之下，即是否已受管束和交纳赋税现物来划分的。也就是说“生熟”之分，并不是依据傈僳自身的发展状况和特征来划分，而是由官方依据是否已被他们“开化”和治理来确定的。已接受中央王朝任命的汉官或纳西族、白族等先进民族的土司治理，按例缴纳皮张、药材等山货或一定的钱粮为赋税者，则被视为已开化了的“熟”傈僳，反之，则为“生”傈僳了。与此相对应的，那些不在土司土目属下，不纳钱粮、不缴皮张、药材等山货为赋税，逍游化外的“自由民”则被划归“生”傈僳了。生傈僳又称黑傈僳、山傈僳或野傈僳，他们多居住在崇山峻岭之间，与其他族群接触较少；熟傈僳又称白傈僳、花傈僳或家傈僳，与其他族群接触频繁。靠近内地的傈僳族已经“随地输赋”了，如《皇清职贡图》卷七《释文》称：栗粟，妇女短衣、长裙、跣足，负竹筐出入，种荍稗，随地输赋。[11](P842)如果说与“熟”对应的是进化与文明，那么与“生”对应的就是野蛮与落后，这极大伤害了傈僳族人民的情感，不利于民族团结及边疆社会稳定。
三、结论
上述三种傈僳族支系说，方法均并没有抓住傈僳族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和本质，缺乏科学性。
第一、根据服饰差异来划分傈僳族支系的观点没有把握住傈僳族的本质特征与内涵；
第二、根据方言划分傈僳族支系的观点已不具有现实性，由于老傈僳文及傈僳语标准音在大多数傈僳族群众中得到广泛推广和使用，使得各地傈僳语的差别正逐渐消失。
第三、根据汉化程度来划分傈僳族支系的观点蕴含有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大民族主义观、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不但表述方式欠妥，且带有侮辱性质。
一个民族有没有支系，除了客观上这个民族内部存在较大差异外，主观上，还应该看这个民族是否愿意和接受支系划分。虽然傈僳族居住相对分散，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傈僳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增多，傈僳族的民族认同感也在不断得到加强，傈僳族的凝聚力得到不断提升。
总之，国家没有认定傈僳族有支系，傈僳人民更没有认同傈僳族有支系，傈僳族的三种支系说，均属于学术范畴。当前，云南民族大学傈僳学研究中心所倡导的“天下傈僳是一家”的理念，正在广大的傈僳同胞中得到支持与认可。
注释：
[①]王慧琴：《关于苗族支系的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88年02期。
[②]（唐）樊绰撰，向达、木芹注：《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卷4。
[③]马世雯：《近代傈僳族各支系的分布与差异》，《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④]张征东：《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西南民族图书馆，1986年。
[⑤]Edward Paul Durrenberger:The Ethnography of Lisu Curing,An UnpublishedDe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ng,1971;tome KleinHutheesing,Sexual nequality Among the Lisu of Northern Thailand:he Waning ofDog and Elephant Repute,Leiden and New York: E.j.Brill,1990;athleen.A.Gillogly: Transformations of Lisu Social Structure Under Control andWatershed Conderv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an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6.
[⑥]David Bradley:Southern Lisu Dictionary,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and Thesaurus Project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Berkeley,2006.
[⑦]丽江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翻印：清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种人》。
[⑧]马世雯：《近代傈僳族各支系的分布与差异》，《云南民族学学报》，1996年，第3期。
[⑨]陈嘉瑛：《我国傈僳语标准音于泰国傈僳语的语音比较》,载戴庆厦主编：《跨境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⑩]《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皇清职贡图》编写组：《皇清职贡图》，辽宁省新华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
来源:新时代傈僳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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