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大家熟悉的成语典故。它比喻有权有势者自己可以胡作非为，对平民百姓的正当行为却严加限制。
古代礼法繁缛，素有避讳的习俗。何为避讳？就是不能直呼天子、长辈、圣人的名讳。在当时直呼圣人的大名是不敬之举，直呼皇帝的大名更是掉脑袋的大罪。在写文章或著书时，遇到需要避讳的人名时，一定要选择同音字或同形字代替。
避讳的起源非常早，钱希言在《戏瑕》中提出，避讳之俗夏商时已有之，《山海经》中往往把“夏后启”写作“夏后开”，这就是夏人避讳的实例。但《讳源略说》一文以为：避讳起自夏商的证据不足，《尚书》中对夏商国君的名字，都直书不讳，帝王太康臣下并不避讳。
根据《公羊传》的记载，孔子就曾提出过“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理论。东周之后，这种习俗被传承下去，被统治者收录进律法中，成为一套必须遵守的规则。在有些朝代，避讳的范围非常宽泛，统治者会规定避讳的范围和具体方法，强行要求百姓遵守。
在古文中，避讳的现象不胜枚举，且看笔者罗列几种典型的避讳形式：
第一，缺笔避讳。什么是缺笔避讳呢？顾名思义，就是在书写要避讳的字时，省略笔画。这种形式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出唐代以前有缺笔避讳的记载。举例来说，倘若我们生在贞观年间，就要考虑到避太宗讳，在书写“民”这个字时，省略最后的弯钩。以此类推，避宋太祖赵匡胤讳，在书写“匡”这个字时，省略最后的横。
第二，空字避讳。空字避讳比较简单，在遇到需要避讳的情况时，用一些专有名词替换。拿东汉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来举例，在《说文解字》这本书中，就记载了该如何避这三位皇帝的名讳。在遇到秀、庄、炟这三个字的时候，将其替换为“上讳”二字。在一些不是正规的文书中，亦可以用“某”这个字来代替，或是干脆画个方框。
第三，改字避讳。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书写者需要有一定文学功底，挑选意义类似或相近的字来取代要避讳的字。当然，中华文字博大精深，在挑选替代避讳的字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字是否存在歧义。因为改字避讳而被送进文字狱的文人不胜枚举，他们或是没有考虑到这些细节，或是上位者小肚鸡肠，总之，因为改字避讳惹出的麻烦事极多。
在西汉时期，为了避高祖刘邦讳，当时许多著作中的“邦”字都被修改为“国”字，例如：《论语》中“何必去父母之邦”这句话被改成了“何必去父母之国”，这个改动比较简单，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晋朝人为了避司马昭讳，当时所有著作中的“昭”都会被改成“明”，连王昭君这种名字里带“昭”字的古人，在晋朝一律被强制改名。
有时，因为这种避讳影响太大，连后世文人都会沿用避讳后的说法，在杜甫的《咏怀古迹》中，“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其中，的“明妃”说的就是昭君。但是，古代有不少因为避讳惹出的笑话，对于不清楚前朝避讳的文人来说，阅读前朝著作时往往会遇到许多令人费解的文字。
在繁缛的避讳规则中，每个朝代都会出现不少需要避讳的字，这些文字亦会将某些人名、地名改得面目全非。贞观年间，史官们在修撰《通典》时为了避李世民讳，竟隐去了割据军阀王世充的“世”字，使他变成了“王充”。很多年后有个制版的刻书匠不知王世充是何许人也，依照《通典》将王世充写成了王充。
结果，时人竟一度混淆了奸佞小人王世充和汉代大文豪王充，闹出天大的笑话。
宋朝时期，有个书生在阅读《后汉书》时，对其中一句“画龙不成反为狗者”百思不得其解。龙与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多糟糕的画技才能将爬行动物画成哺乳动物？实际上，《后汉书》中的这一部分是唐朝章怀太子李贤注解的，为了避老祖宗李虎的讳，所以，才将“虎”改成“龙”。那句话的原意为“画虎不成反为狗者”，如此读来果然合理多了。
那么，为何要将“虎”改成“龙”呢？毕竟当时是李家天下，李虎又是开国皇帝李渊的爷爷，自然是一条“祖龙”。
刘子玄是唐朝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子玄只是他的字。何故如此呢？原来，刘子玄的本名为刘知几，因为“几”与“基”的读音差不多，时人不敢冒犯玄宗李隆基，所以干脆不叫刘知几的大名。不过，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倒霉的刘子玄连死后都不得安生，时人为了避玄烨讳，将他的字改成了刘子元。
难怪古代的繁文缛节遭人诟病，像这样为了毫无意义的避讳修改文字，着实给人增加了不少阅读难度。
总的来说，中国的避讳源于古老的语言禁忌，最终却演化为了维护封建政治架构的工具。它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性质，且给人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戕害。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避讳制度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它所体现的封建等级观念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它所代表的“人、名合一”的迷信思想也仍有一定的市场，这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参考资料：
【《公羊传》、《说文解字》、《论语》、《咏怀古迹》、《通典》、《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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