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完电视剧《觉醒年代》，想起了我们家族的觉醒年代。幸好在13年前，我用文字记录下了一些碎片家史，让我们时常可以回顾一下，不至于快速遗忘先烈们血与汗的付出。
每逢清明，身在异地的我，都没有能回去，只能在心里遥望北方，俯首纪念。但是去年，一位道公的话，将我点醒。他说，你这肠胃不好，就是因为你故去的祖先在“挂念”你，因为你在外生根，他们都没吃过你买的东西。
看完我写的家史，大家就会知道，我们家这百年史，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奋斗史。所以，泉下有知的他们，要是知道我听信道公的话，估计都要跳起来找我麻烦的。
但我要说的是，我也并非复古的不肖子孙，我也是一个忠实的唯物主义信仰者。道公并非让我封建思想上身，而是让我懂得常常思索自己的来处，纪念先辈，不忘他们的付出，不忘初心，继承遗志。
所以，从去年中秋开始，我只要回到故乡，都要去祖辈的坟上看看。一杯酒、几个日常吃食，不搞无产阶级最看不上的形式主义，但是人到心到就行。在我们那里，普通家庭的坟茔都有墓碑，但我家的几个统一没有墓碑，没有父亲引导，我都不知道是哪个？
我只能在心里自我安慰，这可能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坚守到最后的信仰，这样的信仰，虽未耳提面命，但已经植根于我们家族的骨血里了。
题外话就不多说了，今天，把QQ空间里13年前的文章转过来，纪念我们家的觉醒年代，纪念那些为今天的好日子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的祖辈们。
题记：没有家谱，但我们有网络；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但我们有血脉的传承。整天在写周围的是是非非，听着这个那个的“罗生门”，却忽视了我最真实的、身边经历过的历史。我决心将这些记录下来，虽然这60年里，我的存在只有28年。9月6日是我的阴历生日，以此作为礼物。（2009年）
一：从爷爷说起
1949年，几场拉锯战下来，家乡陕西省蒲城县正式解放。爷爷刘焕民所在的部队从我老家王子村经过。经过村小学的时候，同村的一名教师（已故。2009年写此文时，他已经80多岁了，以前每年回去，我都要去看望这位慈祥的老人。我就是从他嘴里知道一点爷爷的事情。）看见了骑在马上的爷爷，他马上跟了上去，对爷爷说：“你快回家看看吧，你多少年不在家，家里人都不知道是生是死，而且你家很困难啊”。爷爷让他捎话，说等部队驻扎了，晚上回去看看。
当晚，爷爷骑着马回到家，身边跟着两个兵。当时，他是歌词里常唱到的359旅炮兵团的一名连长。回到家，爷爷告诉曾祖母，他哥哥（刘新民，我大爷，没有子嗣，烈士）在南泥湾牺牲了。曾祖母也告诉他，曾祖父也已经不在了。爷爷姊妹5个，他和大爷早年去闹革命，家里就剩下3个妹妹（爷爷的妹妹，我叫老姑），种着100多亩薄田。别人家里都有劳动力，我们家当时一门全是女将。
3个老姑里最能干的就是以后考上大学，在陕西电视台任职的二老姑。二老姑头发剪得短短的，地里的活全能上手，像个男孩子。曾碰到一件好笑的事，有人曾看到她干活的样子，跑到家里要给她说个媳妇，后来才知道她是女儿身，成为当时的一个笑谈。
看到家里的烂摊子，一家人苦苦巴巴的样子，加上街坊四邻都劝爷爷回家来，因为家里要是没了顶梁柱，真不知道怎么维持。后来，爷爷就打发两个卫兵回部队，说自己在家过一夜就回去。当晚，爷爷就躲在了学校，住在之前跟他讲话的老教师那里。爷爷和衣而卧，这让老教师很惊讶，他不解地问起来，爷爷回答说，多年来，他从来都没有脱衣服睡觉过。行军打仗，常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翻身战斗，就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
爷爷躲了起来，部队上的人找了几天没找到。这事传到了我二老爷（曾祖父的弟弟，中共早期的地下党，就是他带着我爷爷和大爷去陕北搞革命的）耳朵里，蒲城县解放后，他是第一任县长。可想而知，他当时非常震怒，派手下到处去找，说无论如何也要把爷爷找出来。
现在由我来评说这件事，在我眼里，爷爷绝对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要是他贪生怕死的话，当时根本不会去搞革命。因为曾祖父是当地有名的中医，虽然家里不算非常富裕，也是有一些老底的。他完全可以子承父业。他去革命，就是为了信仰，而且这种信仰即使在他偷偷地脱离了部队以后，还继续保持着，这个我以后还会说到。
从二老爷这方面来说，他的震怒当然是有道理的，他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搞地下工作，而且还在南京坐过国民党的牢房。他一手带着爷爷出来，当然不想他中途做个“逃兵”。而且世俗点说，当时解放军势如破竹，再没几个月，全中国就可以解放了，稍微坚持一下，就“功德圆满”了。
但是，事情发生了，就要试着去理解他。自古以来，开明的部队，智者指挥的大军，一般都会权衡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征兵时，父子中要留一个在家，兄弟中，也要留一个在家。当时，我家的情况是，如果爷爷不留下，有个什么闪失，曾祖父的这一边，将会没有继承人。这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农村，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家里没有男劳力，生活无以为继。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总之，爷爷最终留了下来。
多年以后，我们家门口，一直挂着一个革命军属的红牌牌。也受到了政府的一些照顾，爷爷也当上了村干部。这证明，他当年的脱离，在极端讲政治和思想的年代，被包容和理解了。
二、曾祖父其人
要了解之后这几十年的历史，就要再往前追溯一下，索性我就把我知道的全写出来。其实，我了解的东西，只能上溯到曾祖父那一代，而且多是口口相传的历史，不是很真切，就不以时间为顺序了。
我们那里把曾祖父叫老爷，我老爷和他的弟弟我二老爷年龄相差特别大，我老爷的大儿子（牺牲在南泥湾的大爷刘新民）几乎和二老爷一般大。据说，两个老爷是同父异母。正是由于年龄相差这么大，才更应验了一句话“长兄如父”，重视教育的老爷一直供他的弟弟读书。
我老爷是闻名乡里的中医，他的中医知识都是自学的，我们家现在还有发黄的、薄如蝉翼、油印的繁体字《本草纲目》，不过已经被虫蛀的不成样子。老爷是一个善良的人，给穷人看病，常常少收钱或者不收钱。后来，他的名气大了，周围十数里的人都找他看病，为了能及时出诊，他就买了一头毛驴。骑在毛驴上的刘先生（我们那里把医生叫先生），是以后几十年里，村人们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有人相求，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深更半夜，我老爷都会出诊，对病人很是负责。
老爷管教儿女非常严厉，他有2子3女，从小就教他们读书。当时条件差，学堂又远，他就自己教，不论男女都一视同仁，都要识字、写字。因为笔墨纸砚属于奢侈品，练字的工具也很简单，就是用一根棍子在地上写，写完后，再用脚抹平，然后继续写。等练得差不多了，就用泥巴捏成粉笔状，晒干，然后在一块石头上写。每次他出门医病，都要给5个孩子布置作业，回来他要检查的。晚上回来，我们老家的院子里，总会听到小孩的哭声。不用猜，那是老爷在惩罚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
老爷究竟严厉到什么程度呢？我听到这样一个版本，就是说，我大爷和我爷爷之所以去陕北闹革命，就是受不了老爷严厉的家法。这当然是村人的猜测，事实应该并非如此，但足见老爷的家法真是让人生畏的。老爷的严厉是有效果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如今（2009年），我的3个老姑都是奔80的人了，他们三个个个有文化，能读报、看书，这在那一带的农村女性中是不多见的。
大老姑嫁了一个军人，解放后，曾是我们镇上的妇女主任。后来退休，一直读书看报，与村里的老太太们气质迥异。二老姑既是农田里的一把好手，又是学习的能手，通过努力，她上了陕西师大，后来在陕西电视台工作。工作后，嫁了一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并立功的退伍军人。二老姑一辈子做事干净利落，善解人意，脾气很好，但她的命却最不好。生了两个女儿，但其中一个在将考上大学时夭折，另一个女儿，如今快50岁了，依然单身。老姑父前些年去世了，快80岁的老姑又脑萎缩，在西安城里孤苦伶仃。小老姑据说在东北上了个技校，后来嫁了个地委书记，他们两人退休后，就住在我们隔壁村，逢年过节都能看到她。（近几年，3位老人已先后离世。）
弟弟去闹了革命，两个儿子也闹了革命，晚年的老爷也受到延安革命精神的感染，在我们那平原地带垒起窑洞来。他的意思是，想和毛主席一样，感受一下窑洞的滋味，体验一下艰苦朴素。但我们那里距延安有几百里，地貌完全不同。我们老家处于关中平原腹地，是个粮仓，当年刘邦就是靠着坐拥关中平原，有了大量的粮食补给，才打败了项羽。我们家在平原上，盖的都是瓦房，想要垒窑洞，就要先打土胚，然后垒成窑洞的样子，再往上盖土。可惜我们那里风调雨顺，老爷请来的工人刚垒好，就被雨水冲成一堆烂泥。如此反复几次，他行医积攒下来的钱也差不多花了个罄尽。
看着后院一堆烂泥，老爷并不伤心，他反而很高兴，大发一番感慨。他说：“我见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染上了坏习气，他们吃喝嫖赌一番，把家里的田产、积蓄全都花光后，就开始打房子的主意。最后房顶的瓦片被卖了，房梁、椽也被卖了，最后连砌墙的砖头都卖了。我就不把钱留给后代，我把钱变成窑洞，变成一堆泥，让后代连砖头都找不到。”我们老家有一句俗语“儿女自有儿女福，何必跟着儿女做马牛”，我想老爷的意思就是这个。
关于老爷，我还听到一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个倔老头有多么固执和脾气暴躁。家里几个男丁都去搞革命了，我们老家又属于国民党统治区，所以经常有一些保长之类的，迫于上面的压力，到我家去追问老爷的两个儿子和弟弟的下落。老爷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把那个保长骂得狗血淋头。“你问我他们在哪里，我还想问你呢，你要人，我到哪里去找？#￥%%……&&”后面的一堆乱码，是农村骂人最狠的脏话。
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衰老的老头了，看到他如此暴跳如雷，村人就劝他，说：“你一把年纪了，还那么暴躁，况且这些人手中都是有权力的，万一他们使个什么坏，你划得来吗？”老爷根本不听劝，把保长之类的发难者，骂得灰溜溜逃跑了。
“生噌冷倔”是多数陕西人性格里的基因，老爷则把这一个东西演绎得入木三分。这个性格基因，在我和几个堂兄弟、姐妹里，也能找到一些影子。
三、二老爷刘子毅
刘子毅（1903~1969）又名国华。荆姚镇王子村人，蒲城单级师范毕业。民国17年（1928），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支部书记、共青团特支负责人、陕西省委科长、秘书长。22年（1933），在西安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押于南京。在狱中，不屈不挠，顽强斗争。26年（1937）国共合作，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曾在蒲城县荆姚小学任教又担任校长。此后，进入陕甘宁边区，任边区银行处长等职，参加延安整风运动。解放战争开始后，被派回蒲城、白水一带，从事地下活动，开展游击战争。解放后首任蒲城县长。
1952年后，历任陕西省委宗教委员会秘书长、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处长、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处长、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秘书长、哈尔滨松花江地委秘书长、绥化地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1967年被“四人帮”指控为叛徒，隔离审查。1969年3月，江青电话指示黑龙江：“此人系重大案件成员，立即逮捕。”乃被关入绥化监狱。同年10月25日，在狱中病逝。1978年，平反昭雪。——《蒲城县县志》
二老爷是我所知历史里我们家族最有出息的人物，关于他，我无法写得更详细，只能从奶奶和一些街坊那里得到一些片段。好在我通过网络这个神奇的东西，找到了他的女儿，也就是我远在哈尔滨的小老姑刘京燕。
我们那边是国统区，二老爷那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我想可能和他上师范有关。也许是在学校里接受了新思想。只是听人说，他在我们荆姚小学当校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共产党，都觉得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闹革命的时候，我爷爷也在附近一个小学很活跃，那时候，爷爷是那个学校的教员。
身份暴露、加上国共关系的变化，二老爷被捕入狱。被解救回来后，就去了陕北。那时候也不敢回家，只是有时候搞地下活动时，就偷偷地回来一趟。有一次，他晚上回来，在村口被一个相当于村长一样的村官看见了，按理，这是要报告给国民党政府的。但是那个村官和我家有点血缘关系，属于同姓远房亲戚吧。他并未将此事上报，第二天天不明，二老爷就离开家了。奶奶说，要是那个人告密，二老爷多半都会被抓，事后得知此事，全家人都很感激那个村官。一直到解放，再到后来，虽然血缘关系都相当疏远了，但两家还是一直有往来。
另外一个记忆是，解放后，二老爷经常跟爷爷通信，因为这些信件都没留下来，互相探讨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我听奶奶说，主要也是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后来，二老爷也回过几趟老家，带着他湖南籍的妻子。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他虽当官，但没有一点架子。碰到一些家务事，需要做出决断的，都会笑着说：“这事咱说了不算，由掌柜的（在老家，两口子一般不直呼其名，都叫对方掌柜的）说了算。”
他到北京、到哈尔滨，一直不间断地与老家通信。文化大革命里受到迫害的时候，通信一度中断。那种形势也波及到了老家，爷爷他们觉察出了不对劲，但混乱的日子里也没敢怎么打听。后来才知道，二老爷出事了，一家人无不伤心。
二老爷一走，他这一个支系就和老家很少有联系。2007年底，我试图在网上搜索家族的信息，查到了他女儿在网上给他设的纪念墓。一番联系，终于找到了远在哈尔滨的亲人，2008年的元旦，我们都很激动，因为彼此好像经过网络产生了心灵感应。
2019年摄于哈尔滨，虽几十年不见，血脉中我们骨肉相连。
2019年，我们终于在哈尔滨“网友”见面，血脉相连的人，即便几十年从未见面，也是倍感亲切。
在哈尔滨，有二老爷的儿子和女儿，还有二老爷的孙子，2009年时读中医研究生。小老姑也很年轻，比我想象的年轻的多，比我妈妈还要小。她奇怪哥哥的儿子为什么一心选择中医，我告诉她，这也是有家族传承的，给她解开了一个血脉上的谜底。
关于二老爷，我只能寻找这些残片来示人。更多的信息，我也并没有过多去探究，因为再探究下去，看到的就是个历史悲剧。这种悲情，一定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不然会影响后人的心境和对未来的希望。但，这些一定要记录下来，一定要铭记。
四、爷爷这个人
我没有见过爷爷，我爸爸10多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所以没有机会听他讲战斗故事，不过，按照他的脾气，即使我们能碰面，他可能也不会给我讲关于战斗的事情。爸爸说了，爷爷在家从来不讲他搞革命、打仗的事，他只和一些从部队上下来的村人说这些事。爸爸对爷爷的印象也不深刻，从他嘴里也难勾勒出爷爷的形象。关于爷爷的一些事，我是从奶奶和其他一些人嘴里知道的。
爷爷是个特别固执的人，我观察了我们家的近几代，好像固执就是我家的传统，成了我们基因的一部分。他应该是个非常忠于毛主席的人，因为他托人从西安买的一套毛泽东选集，至今还摆放在老家的书架上。其中缺了一卷，每册上都写着他的名字——刘焕民，爷爷的字写得不错，家里也只有他的这点墨迹了。家里有张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张是他在村子旁边修铁路时的合影，几十个人的合影，他当然显得很小，上面的他，是一个穿个破棉袄，腰里扎个草绳的老头。
据说，爷爷从来不打扮自己，从来不在衣着上讲究。他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抵制一切浮夸、虚荣的东西。他的小妹，就是我的小老姑结婚时，毛主席倡导简简单单办婚礼。那时候，结婚没有花轿，也没什么唢呐乐队，农村的青年男女结婚往往就是扛把绑着红花的锄头、铁锨，去对方家里接亲迎亲的。小老姑当时觉得一生一次的大事，这样解决了，实在太简单，就向男方的家里要了辆牛车，然后让在上面搭上个席子，就算是一个简单的花轿了。
谁知就为这个，爷爷不高兴了。接亲那天，奶奶给他缝好的新衣服放在炕头，可他就是不穿，照样穿着自己的破衣服，腰里扎根草绳就出去干农活了。当时，曾祖母已经去世了，女方这边，就爷爷这个能应酬说话的男子汉了，他不去，那简直就说不过去。奶奶生气、吵架，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是奶奶带着几个孩子和另外两个老姑去送新娘。
事后，奶奶质问爷爷，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参加，爷爷说，她（小老姑）给人家要牛车，要花轿，就是不对，都什么年代了，毛主席说要一切从简吗，她为什么就那么大的派头？当时，奶奶只是感到很无语。
因为爷爷很公义、认正理，他一直在村里当治保主任，这个职位就是调解一下民间一些纠纷和矛盾。爷爷常常站在正义的一方，免不了会得罪人，这在制度正常的社会环境里，本也没什么。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一些内心邪恶的人算是找到机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天晚上，村里其他小组的几个人，把爷爷叫到屋子后面的地里，一顿群殴。幸亏中途有人路过，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这些人怕暴露，才四散逃散。
从那次被打后，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病情拖了约一年。实在拖不下去了，他就去西安的医院检查了一下，原来，他的两根肋骨被打断了，一直没有怎么医治，就没有好。后来，从西安回去不久，爷爷就去世了。
五、我出现了
爷爷先曾祖母而去，家里一时非常困难，靠奶奶一个人拉扯着5个孩子，供养着年迈的曾祖母。曾祖母也是个被新思想武装了的革命者，她提倡过一种简朴、克己的生活。据说，那时候家里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纺棉线，用手工织的，白色的棉布容易脏，曾祖母就用炕洞里的草木灰给棉布上色。
90岁的奶奶说，看着世道越来越好，她越活越有精神了。
奶奶是个能干，也不服输的人，奶奶的娘家也是以前的大户人家，待嫁闺中的时候，都没受过这么大的苦。与我爷爷这个倔老头结婚后，真的是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爷爷又走得早，奶奶一人担负整个家庭重担，并无多少怨言，不管邻居、亲戚多么瞧不起，奶奶还是忍辱负重地挺了过来。
伯父和爸爸成年后，由于我家是革命军属，政府给予一定照顾。伯父进了镇上的农村信用社，爸爸进了建材机械厂，家里的压力得到一定缓解。爸爸爱看书，但读到初中就不读了，听他说，当时都搞政治，学业都荒废了，所以没有继续读下去。爸爸读书这个爱好一直没有变，痴迷的时候，都会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这也遗传了一些给我。
爸爸和老妈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其实当时也不算门当户对，但那时候好像也不太讲谁家钱多钱少的问题。爸爸这边，当时是相当穷，要结婚的话，只能从老房子里分出一间来。外婆家好一点，外公是我们地级市工商银行的干部，当时的人都很无私，外公在距老家80里的城市里公干，并未把外婆也接过去，外婆在农村带着3个孩子，妈妈是老大。农村里，双方在被介绍认识前，都要互相了解家底的。我家的贫困状况，外公也是非常清楚的，但他只有一句话，人家是革命家庭，人又好，这就足够了。
爸爸爱看戏，我们附近的村子经常会搭台唱秦腔，这时候，爸爸就会骑着个单车，带妈妈去看戏。这大概就是他们那时的浪漫吧，据说，怀上我的时候，妈妈还挺着个大肚子和爸爸一起去看戏呢。听到这个历史，多年以后，我给自己身上的艺术细胞找到了源头。原来都是因为爸爸妈妈早早进行胎教的缘故。
1981年农历7月18日，我出生在这个逐渐脱离贫困的家庭里。那时候，爸爸领着一份薪水，又有自己的农田，算是有两份收入。工厂离家也就5里，骑自行车上下班，从厂子里回来，还可以给家里干农活。那是中国经济走上腾飞的好时代，大家都大踏步地前进，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后记：清明的意义
个人觉得，其实，清明的意义，并不在于形式上。比赛烧多少纸钱、豪车、别墅，那只是俗人的俗世观。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怀念先人，知道自己的来处，建立起使命感，要努力做一个不管过去多少年，在子孙后代的心目中都有位置的人，一个对家庭、家族、国家、人类有意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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