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通过与人相处，待人接物中去品评一个人的修养和内涵。也从与之沟通时的言语中去判断这个人所属的阶层。似乎初定一个人的人品，就是从与此人交往时，对方待人接物的言谈举止来进行判定。这样的判定实质就是用“礼”来衡量及判定的。
民国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变革，但是传统“礼”在国人心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显得神圣而庄严。
国人之所以有这样认知，主要源于那碧瓦飞甍的皇城之内。
千百年来，每日文武百官们都要在金殿之上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充分彰显着他们的忠诚不二之心，谦恭有礼之态。端坐龙椅的皇帝不怒而威，皇家的威仪显露无疑这一切从宫廷漫延到民间。
高墙深宅大院之内，大厅中当家之人正襟端坐，晚辈儿孙们正叩头、请安。家长威严，儿孙敬畏。从皇宫到民间，所看见的是一幅幅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画面。年复一年，如复一日，这样的礼仪一直进行着，不可更改。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礼”。无形中，成为了一种外在的规范，约束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处理、维系社会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一直沿袭到民国，并未弱化。
古来的“礼”体现着整个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
皇帝是九五之尊，其余皆是他的臣民，对他必须奉若神明敬仰膜拜，见之必行三跪九叩之礼。然下属见上级，平民见官员，晚辈见长辈这可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礼仪之邦礼仪不可废，也必须行叩拜之礼，礼仪繁琐，等级非常森严。这才能充分显示礼仪的神圣与威严。朝廷上，官员们的膝盖几乎没有伸直过，在家晚辈早晚都要给长辈问安行礼，整日唯唯诺诺，脊背从未挺立过。礼仪代表着道德与权威，在行礼与受礼双方很难有平等可言。
上千年来人们几乎没有怀疑过这样的礼节是否合乎人性，是否是人们内心深处都认可与接纳的礼数，是否甘之若饴地享受着这独属我国的礼仪文化。
然而，鸦片战争列强们蜂涌进入中国，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和平衡。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商品和资本，也带来西方的思想、文化。
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遭受着西方文明的冲击国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开始用心体会生活带给自己的冲击。看见外国人很尊重女性。见到女性脱帽、鞠躬、问好，见到男士握手，觉得很是新奇的同时，在视觉和心里有了别样的体验。感觉他们的礼仪似乎更有人情味，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国人开始对自古有之的传统礼仪开始怀疑、思考。进而对古老的封建叩拜、请安之礼进行了扣问与严厉的批评，还提出要彻底改革礼制。
梁启超先生在维新运动中率先指出，叩拜之礼是一种极其虚伪的礼节，备受外国人所嗤笑，主张学习西洋人的鞠躬之礼，一石激起千层浪，梁先生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顽固派们的咒骂，觉得梁先生行大逆不道之事，还遭遇了严厉的痛斥。
后来，反封建专制的声音越来越大，国人普遍认为这些虚礼毫无意义，并不能真正代表礼仪文化与人们的道德修养。反而让国人的膝盖不得伸直，脊梁也在叩拜中弯曲了。致使内心也似膝盖与脊背一样少了尊严，多了卑微，让国人从内心到身体都不能挺立。
大作家包天笑就请安仪式发表了个人的见解，言辞犀利辛辣，完全能够感受到他对旧礼的讥笑与嘲讽。中国人在巴黎出版的刊物《新世纪》上也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主张用鞠躬来替代那些毫无生气，卑躬俯首的礼节。中国人第一次强烈地表达出对自身感受与尊严的重视。
民国是中国进入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封建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人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新就意味着发展契机，一些旧事物彻底的消亡，新事物得到认同和接纳。人们在这个时候对自我愿望的表达，自我诉求的争取，力度与之前完全不同。
那时，改革礼制的呼声已然很高，然而传统的礼俗还占着主导地位。婚姻还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合婚、聘礼一样不少。大红盖头下的悲剧照旧发生。丧礼有时过之而无不及，仍然大肆操办，请和尚、道士超度做法事，宁愿掏空家底，也要操持盛大丧礼，让所有人知晓丧家的忠孝。社交场合时见卑躬屈膝，称呼老爷、太太、小姐之举。节日、朝晚，晚辈还是得给长辈行跪拜之礼。平辈见面仍旧行作揖、拱手等礼。国人交往的礼节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有着质的变化。大多数的国人背与膝盖还是弯曲着。
跪拜之礼完全废黜跪拜原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自己隶属的等级。那时的礼仪从思想上奴役人们，让所有人臣服这样的礼仪，自觉内化，并稳固下来。统治者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人们的顺服、尊崇。
然而国人的觉醒，终迎来了礼仪的春天。国人越来越高的呼声，强有力的据理力争，终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礼制》颁布前，就有明令祭孔时“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人们终于从跪拜中伸直了膝盖。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国人见面行鞠躬礼。同年八月十七日，民国政府颁布了《礼制》，终于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礼，庆典、礼典、婚、丧、聘问用脱帽三鞠躬，公宴、公礼式以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礼，寻常相见用脱帽礼，军人警察有特别规定者，不适用本制。女子只行鞠躬礼，不用脱帽。”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国人终不用随时低着头弯曲着脊背和膝盖了。那时的国人似乎比往日高大许多，话语也能说得流畅而有力了。见面问声好，握握手已然是最为常见的礼节，再不用惊奇与艳羡别人了。
一九二八年草拟的相见礼中，对在官厅、社会、家庭的礼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废除跪拜，以鞠躬礼为主。下级拜见上级，朋友、兄弟相间，还有晚辈拜别长辈时只需鞠躬便好。废跪拜是民国初年礼仪革命的胜利，国人逐渐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没有天生的贵种与卑贱，礼节上的尊卑等级观念已为平等观念所取代。
新式礼仪的推进国人见面不再磕头作揖，虚礼逐渐被摒弃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亲近了许多，内心也少了许多的压抑和忐忑。于是，社会上大力推广西式的脱帽鞠躬礼，不论城乡都用这样的礼仪。
见面的鞠躬礼让中国人随时准备弯曲的膝盖伸直了。内心存留的奴性、等级、压迫的意识就如被废黜的礼制慢慢赶出了内心。生活少了冗杂，变得轻松了许多。不用见着富人或者政府官员们，就得弯腰叩头叫老爷。生活少了压制，脸上也舒展了笑容。虽然生活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至少不用随时低头，看不见头顶的太空，还有刺眼的阳光
乡村的小桥流水，袅袅炊烟很是让人向往和喜爱。然而这一片天空下陈旧的空气还是无法吹散。越是偏僻的地方，传统的观念越是根深蒂固。文明的空气是被他们所排斥的。他们恐惧变革，恐惧出生以来既定的身份和地位被改变，即使忍受着卑贱和痛苦，依然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过去的礼制，认为祖宗的东西是不能轻易变更的。因而农村很多地方见面仍然做长揖。农村的生活还是在陈旧的礼制中拥有暂时的宁静。新旧礼节的存在使得民国的礼仪仍然是新旧混杂。
见面的鞠躬之礼相对而言很好推广，人们接受起来不是很困难。但是在结婚之时、丧礼之际，祭祀时刻要改鞠躬理解就异常困难。
一些到城市读书的乡村学生，接受新思想、新礼仪的熏陶教育，他们很乐意接受不同的变革。回乡举行婚礼时他们就能使用新礼制行鞠躬礼，不再行跪拜之礼。在宴请宾客时难免受人指指点点，很多好事者全无善意，卫道士们跳将出来横加指责，说他们无君无父，目无尊长，无视礼节，不遵从传统。他们忍受着语言上的咒骂，甚至还要受到肉体上的折磨。传统礼节很浓厚的家庭，父辈们声色俱厉警告他们，不遵从古礼休想结婚。
婚礼很注重传统礼节，丧事就更无法脱离传统的轨道。丧葬礼俗中西方的差异更大，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很快接受新的礼俗。然而在传统思想浓厚的广大农村，是怎么也不能接受西方的礼仪。他们觉得不能背祖忘宗，不能忘记最基本的礼义孝悌。死者为大，更为尊，不能废除传统的礼仪，那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所以丧葬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了新的礼制。
祭祀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更是神圣而重大的事情。供奉、燃香、叩拜有礼而虔诚，任何一个细节都不会疏忽，礼数周全，祈祷带来福音别降临灾难。
政令、制度虽强调取消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国人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也能拥护新礼制的使用，人人似乎都有了尊严，不再因等级而屈膝。然而婚丧、祭祀这道坎国人很难迈过。精神生活中，人伦道德、宗教观念还是深深占据着国人的思想和灵魂，一纸公文就想彻底剔除这些思想，是不太现实，这样的转变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很大的努力。
握手是民国礼仪变革的重大成果握手也是西式的一种常见礼节。西方的对于握手的礼俗是有相应的默成。一般：“握手时两人相距一步，握后上下微摇，受礼者是男士可重一些，是女士则需轻握。受礼者是上级领导，手不可摇动。”
握手之礼最初是在清末传入。那时我国尊卑观念，男女授受不清极为浓厚，哪能随意握住上级的手，那可是娇贵的手，是不能轻易触摸的。而女子的手更是不能任人触摸，那是不道德、不雅的行为。未出阁的女子被这样握住手，婆家恐怕都难寻。所以国人接受鞠躬之礼没能很快接受握手之礼。随着平等意识的日益浓郁，一些进步前卫的国人逐渐接受了握手礼仪。
握手礼仪的接受充分体现了社交礼仪的简化，也便显出民众日益民主化。江寄萍在《北平的风趣》里很有感触地缅怀他对握手这一事宜的怀念。他认为，天天见面鞠躬握手并不觉得珍贵，当分别十年八年，想到曾经握手谈天便十分的想念，缅怀那样的日子。
一九四三年十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温泉举行的礼制讨论会上决定，正式将握手礼仪载入官吏仪节。还是以鞠躬免冠为主要相间礼节，新增了颔首、肃立、起立等新礼节。
这些新的礼节已经被法规所确立，很快被国人接受推广，但是一些前朝遗老遗少还是使用着旧时礼节，慢慢地这些礼节运用的人越来越少，出现这些礼节的地方也不多了。
历史终将会成为历史，不合时代潮流的礼节终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被方便、平等、人性化的礼节所替代。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人们对平等、自由的追求。
好书推荐 || 摘自新书《独立苍茫自咏诗·民国》 曾春梅/著 版权方授权发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