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沈从文先生的了解，始于那部《边城》。
在这部小说里，沈从文通过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真情爱、祖孙之间的血脉慈爱、邻里之间的互助友爱，向我们展现了边城百姓身上那种至真至善的美好人性。
然而，沈从文花了那么多笔墨，把书中那些小人物写得如此善良美好，但临到最后，却没有给他们一个完美的结局：祖父死了，天保死了，傩送出走了——他亲手把自己构建的美好一手打碎，并告诉我们：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然而，无论是《边城》，还是沈从文的其他作品，都充斥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那正是沈从文一生所固守的执念，他就那样静静地待在原地，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却跟不上时代的滚滚洪流。
正因如此，很多与其同时代的作家，并不欣赏沈从文。
国学大师刘文典曾对旁人不屑地说：“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拿400块是应该的，我只能拿40块，朱自清只配拿4块，至于沈从文，4毛钱都不应该给！”
革命女作家丁玲也曾公开批评过沈从文，说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但沈从文秉持着自己的质朴，从不与人论战，只是埋头继续写着那些流水空灵，神而明之，又质朴得宜的文字。
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沈从文晚年时，家中养着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那是《边城》里翠翠曾在梦中采摘的草，也是沈先生最喜欢的草。
是啊，一直到临终时，沈从文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最心爱的虎耳草，以及再也看不到的湘西故乡……
纵观沈从文的一生，既品尝过贫贱辛酸，也经历过纷飞炮火，始终充满了无奈和遗憾。但也正因为沈从文走过了最漫长的道路，看尽了最落寞的岁月，他的文字才能拥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张力，才能容纳打动人心的莫大力量。
鲜为人知的是，1949年以后，沈从文几乎再没有创作过任何小说，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文物研究上。此后四十年里，摇身变成文物研究专家的沈从文，一直在与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
这期间，他的专注和投入，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少，甚至可以说，沈从文对文物的鉴赏力和积淀的艺术观，与他的文学功底一样，同样是大师级的。
后浪出版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一书，详尽收录了沈从文鲜为人知的“另一半”创作：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包括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书画等类，还谈了个别地方的民俗文化。
比如，沈从文在谈及各地的节日风俗时，就曾讲述了别开生面的“云南跑马节”。
一年一度的“跑马节”，是在昆明附近的跑马山下举行的。对于近百里内的民众而言，这的确是一场空前的盛会。届时，百货云集、百艺毕呈，无论是各种酸甜苦辣吃食摊子，还是新样首饰、花边阑干、五色丝线，以及胭脂水粉香胰子，都令那些一辈子没出过山沟沟的朴实山民大开眼界。
但最吸引沈从文目光的，却是那些花样各异的坐骑鞍桥。
沈从文早就从唐宋人笔记中得知，“犀皮漆”做法来自西南，是由马鞍鞯涂漆久经摩擦而成，“波罗漆”即犀皮中的一种，但历史上少有实物取证，因此学者们长期难以认定这种漆样是否真实存在。
正是在“跑马节”上，沈从文仔细观察了大量马鞍，从而发现了各种彩色重叠的花斑，其中不仅有犀皮漆云斑，还有五色相杂的牛毛纹，那正是宋代“绮文刷丝漆”的做法。正是这个发现，让沈从文悟到了“由物证史”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研究物质文化史和工艺图案发展史上。
沈从文还对元宵节观灯的风俗进行了一番详尽的考证和阐述。他指出，观灯成为一种习俗，始于唐初，发展于两宋，来源则出于汉代燃灯祀太乙。
观灯举行“灯市”，是从北宋汴梁起始的，南宋临安续有发展，到了明代，则集中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以东八面槽一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灯市约持续十五天左右，汴梁城内要事先搭一座高达数丈的“鳌山灯棚”，上面布置着上万盏各色灯彩。到了正月十五那天，皇帝会乘着一顶敞轿前来观看，所谓“与民同乐”也。
沈从文还从宋人笔记中整理出许多灯彩名目，比如光如满月的“琉璃灯”，用红白沙罗拼凑而成的“万眼罗”，以及各式各样的巧作灯、竹马灯、滚灯、冰灯，还有几乎失传的“明角灯”“料丝灯”和“金鱼住水灯”，这些精致好看的灯彩，充分体现出古代民间风俗生机勃勃的活力。
沈从文浸淫文化、文物研究数十年，积累了大量随笔和文章，在这本《花花草草坛坛罐罐》中，沈从文除了对陶瓷、丝绸、书画、服饰等常归领域进行研究外，更多的是对民间的花灯、窗花、龙凤图腾之物进行鉴赏和论述。
比如，沈先生在谈及凤凰图腾时，曾特意指出，凤作为一种传说中的神鸟，其形象和寓意，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才逐渐定型，直至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凤凰。
沈从文还将凤凰形象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远古时代，从甲骨文上刻有的“凤”字，到《周易》里的“有凤来仪”，这一时期的凤凰形象还没有统一，在佩玉上如大鹫，在铜器上如孔雀。
第二个阶段是春秋时代，从《诗经》里的“凤凰于飞”，到《楚辞》里的“鸾鸟凤凰，日以远兮”，凤凰的形象逐渐完善，诞生了金村式秀美无匹的雕玉佩饰，以及长沙出土的漆器凤纹图案。
第三个阶段是秦朝以后，凤凰被视作国家的祥瑞之一，并影响到宫廷艺术。在这一时期，凤凰曾转化为朱雀，与青龙、白虎、玄武象征四方四神，在建筑上有朱雀阙，在瓦当上有朱雀瓦，后来曹操修建的“铜雀台”，也是根据这一时期凤凰的形象而建的。
到了第四个阶段，凤凰在民间被视为爱情的象征，多用于铜镜装饰，在宫廷则与龙结合，成为上层统治权威的象征，特别是女性后妃的象征，“龙凤呈祥”主题图案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在第五个阶段，随着牡丹的地位上升，凤凰形象在艺术上与牡丹形成了新的结合，由唐代的云凤，转变成“凤穿牡丹”“丹凤朝阳”等形象，象征着光明、幸福、爱情与美好，形象也变得更加秀美华丽，最终定型为我们今天常见的凤凰图案。
总之，从这本《花花草草坛坛罐罐》里，我们不仅可以饱览丰富多彩的文物考古艺术，也可寻觅沈从文离开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这些横跨三十年的文章细节，足可见沈老后半生的浮沉与心境。或许，汪曾祺老先生对恩师的评价，与沈从文先生这本书的意趣主旨最为贴合吧：
“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