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林语堂翻脸后，写了一篇《骂杀与捧杀》的杂文，这篇收入《花边文学》的匕首似的杂文在讥刺林语堂时，顺带嘲讽了刘大杰。鲁迅说，“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鲁迅的挖苦是很辛辣的，这让刘大杰在文坛矮了一大截。
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
刘大杰当年只30岁出头，在上海文坛上也没有什么名气。对刘大杰有知遇之恩的是新文学作家郁达夫。刘大杰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读书时爱好英语和文学，对黄侃、胡小石的古典文学兴趣不大。在听郁达夫的文学写作课时，对小说创作发生了兴趣。郁达夫被武汉大学中文系辞聘，一名不文的刘大杰即追随郁达夫到了上海，两人睡在上海一个阴暗、狭小的弄堂里的小房子里，有时为了不影响郁达夫的创作，他还到邻近的郭沫若家里玩。郭沫若劝他到日本留学，刘大杰就设法到了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欧洲文学，开始从事翻译文学。所以，鲁迅讥刺林语堂的背后，还有挖苦郁达夫、郭沫若创造社作家的成分在内。
刘大杰校编的民国版《袁中郎全集》
刘大杰为了迎合林语堂、周作人提倡性灵小品，也是为了换取稿费而校点《袁中郎全集》，应该说他的才力、古典文学的修养在这个时候还是远远不够的。刘大杰在《袁中郎全集》的序文中有说自己才力不够的话，这绝非是在谦虚，而是在道实情、说实话。遭受鲁迅嘲笑挖苦的刘大杰，自然心里不好受，一是面子上不好过，自尊心受伤害，二是被鲁迅攻讦了的一辈子也难以洗刷。在鲁迅被树立为新文学旗手的情势下，刘大杰只能甩锅。这甩锅的对象就是阿英。
鲁迅杂文集《花边文学》，内中有挖苦刘大杰的文章
按照刘大杰的说法，鲁迅嘲讽的《袁中郎全集》中标点错误是阿英干的，与他刘某人没有关系。在面对《鲁迅全集》负责注释工作的华中师范学院的同志的问询，刘大杰语气肯定地说是阿英的错误标点。但作家倪墨炎在访问阿英时，阿英完全否定是自己标点的，当时自己也不需要隐姓埋名。最后阿英的话传到人在上海的刘大杰耳朵里，刘大杰也没有强力反驳阿英，而是要求《鲁迅全集》注释组的同志自己判断。实际上，刘大杰的口气已经软下来了，没有斩钉截铁的说是阿英标点的。鲁迅挖苦刘大杰不冤，刘大杰甩锅阿英不成。这本身说明刘大杰私德有问题。
革命文学家、藏书家阿英
共和国初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教授的刘大杰，有不少学生就拿鲁迅挖苦他的错误标点这件事写诗嘲笑他，刘大杰也只能苦笑一声。但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刘大杰吹牛皮，说大话被揭发是谎话成性，对党不忠诚，自尊心受不了，他一激动，血往脑门子上涌，萌生短见，就往黄浦江跳，说我活不成了我要自杀。自杀没有成功，但刘大杰的这个自杀表演相当成功，以致惊动了上海市长陈毅，华东行政区教育部领导也赶赴复旦大学，紧急处理刘大杰跳黄浦江自杀未遂事件。
刘大杰具有“比较严重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奴颜婢膝的崇外奴化思想。”刘大杰说自己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认识不明确。就是因为有自欺欺人而不肯丢掉假面子的心理，精神负担太重，刘大杰三日三夜不睡觉，最后还是写了《清算我的投机思想》的检讨。刘大杰家庭为赤贫，父母双亡，他完全靠打工维持生计、靠劳动养活自己。刘大杰说，“我11岁看牛，12岁耕田，13岁进平民工厂织毛巾，晚上补习英文。”生活很艰难很艰辛，但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刘大杰却遇到了不少扶持他的贵人。郁达夫、郭沫若不算，一批湖南老乡也帮了他不少忙。田汉是创造社剧作家、也是湖南老乡，田汉就介绍刘大杰认识了中国青年党的创始人左舜生。27岁从日本回国找左舜生、曾琦帮忙找工作没有效果，找胡适帮忙在大东书局谋了一个编辑的差事。退出青年党的刘大杰和湖南同乡周佛海结识，从周佛海手中拿了1500万元，炒股票、卖金钞，做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按照刘大杰的叙述，他在上海有两年上午投机，下午教书，晚上赌博，日子过的很荒唐。
刘大杰民国版《中国文学发展史》，奠定了刘大杰的学术地位
刘大杰附和周作人、林语堂提倡性灵文学，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发表作品，强调个人兴趣，提倡幽默，倡导有闲消遣的文学。刘大杰说点校《袁中郎全集》得了1000元稿费。1952年6月27日的《内部参考》有《上海高等学校教师在思想批判中暴露很多问题》的报道。说刘大杰面临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撕破了面子，压垮了精神，才选择投江。投江不成的刘大杰，上岸后似乎变了一个人。要什么，就说什么；每说必上纲上线，每说必绘声绘色。所以，华东行政区教育部的报告说：“一度自杀未遂的复旦教授刘大杰，表示要重新做人，并在坦白大会上自动退赃。”刘大杰的这场跳江自杀秀，为他赢得了人生的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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