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人笔下的春节(唯待明朝到手春)(1)

李冬君/文

2020年过去了,我称之为扁平的一年,病毒几乎碾平了人类理性的生长空间。可人生来就自带释放忧患的能力、生而愉快的自由节奏,在2021年的春节,让我们回到“欢乐”的乐章。

因为春节是一个宽容的节日,甚至一切都被允许,特别是欢乐。它耽于当下的释放,更奇妙的是,它还具有记忆考古学的非凡引力,引诱我们去否定时间,轻松穿越,将我们的好奇心倾注于阅读古人的春节诗篇,考究他们过春节时的心境。

上下千年好诗太多了,由此想到历史悠久的好处。尽管王安石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改革抱负,辛弃疾在上元灯节用“东风夜放花千树”对照“灯火阑珊处”,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年的寂影,但我更愿意到十六世纪去过年,因为那里有几位诗人,灵魂里汩汩流淌着才气,诱我嗅到他们的气息。

有人说,哲学以前,诗是最高的语言形式。其实,诗只对自己言说,是很个人化的情绪表达,每一样物事一旦被诗性捕捉到了,都会在灵魂上烙下印记。因此,顺着那几位诗人的除夕吟,就能触摸到他们各自独特的迎春滋味,看见他们的个体风姿。

十六世纪是世界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东西方同时涌现了一大批文艺巨匠,在明代,有唐伯虎、文徵明、袁宏道、李贽、徐文长等等。他们比肩喷薄,以心试法,被时代目为“狂人”。所谓“狂人”,都是些否定现实、挑战常识的人,必定会因冲突而生悲剧,令人起形而上的幽思,落寞为审美的历史唏嘘。读着他们的诗,品咂他们的人生,回到十六世纪去跟他们一起过年,然后,在新的一年里,给自己许个愿。

才子过年如蹦极

历史上的名流,没有比唐寅的人设更能置人于扼腕的懊悔心境了。描述唐寅,汉语里可资凭借的痛惜之词也几乎用尽。天纵不世之才,命运却给他以断崖式的人生截取,他在“天堂”里过完了“炼狱”的一生。

唐寅偏有两首“过年诗”,把一个“举业的精品”,剪辑成人生两截,投射给历史的帷幕,让我们看到连命运都不忍直视的“跳崖”姿态。

1499年是唐寅的巅峰,这一年,他在北京过的春节。

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春节了,因为年后,他就要冲刺科举之巅。在他的预算里,这次“会试”,就应该像他16岁苏州府秀才第一、29岁南京应天府乡试第一一样。

去年11月乡试高中时,他立即刻了一枚“南京解元”的印章,随后北上进京,志在必得殿试三甲。“双第一”盛名远播,据说在京城,争相与他结交的车马轻裘,堵塞了他住的胡同,挑动了他原本毫无遮拦的才子气,与江阴富家子弟徐经,几乎日日携二三戏子招摇过市,奔走于达官门下,走向他的“惟有读书高”与“货与帝王家”的人生终极。殊不知,宿命的罡风早已潜伏在他的脚下。

上元日,中央都放假了,他第一次逛皇家春晚灯会。鳌山灯会始于永乐七年,到弘治十二年,整90个年头。据说皇帝会亲临午门,与民同乐。唐寅满怀喜悦,连作七律《观鳌山四首》,从诗中可以想象当年灯会的皇家气派。人在兴头上,对于所要皈依的对象是不吝颂词的,也幸亏唐寅这般才子的锦心绣口,又值他春风得意,诗情汩汩不自禁,弘治十二年这乌龟山版的春节灯会,因他而彪炳春晚青史。

来看第一首:

禁篽森严夜泬寥,

灯山忽见翠岧峣。

六鳌并驾神仙府,

双鹊联成帝子桥。

星振珠光铺锦绣,

月分金影乱琼瑶。

顾身已自登缑岭,

何必秦姬奏洞箫。

华美之词,如灯花一样灿若星河,将鳌山的纷繁导演如银河仙界。但才子不过瘾,又一气呵成三首,口吐珠玉几无穷尽,铺陈叠加直追汉赋,忽而“沉香连理三珠树,结彩分行四照花”,忽而“凤蹴灯枝开夜殿,龙衔火树照春城”。他穿梭其间,被灯火烘热的情绪高涨,当他看到“莲花捧上霓裳舞,松叶缠成热戏棚”时,忽有所悟,士人唱颂词的落脚点,不正是领唱“万民齐口唱升平”吗?所以最后,他念念不忘感恩,所谓“不是承恩参胜赏,歌谣安得继康衢”。

如梦坠的体验,突然从灯火通明跌入至暗时刻,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俗念。正月里看花灯,二月里进“考棚”,不想会考舞弊案发,唐寅受累下狱。

是“受累”吗?凡同情者皆说“受累”。是的,以他的才情,何故多此一举、画蛇添足?无论如何也说不清了,他与重金买考题的主犯、也是好友徐经整天纠缠在一起,怎么说得清呢?连他自己都说“方悔昨朝搬鬼戏”,总之,是有“鬼戏”的。

倘若没有经历过从悬崖跌落深渊的体验,你我都无法体会这瞬间的心理落差所产生的精神跌宕,但我们可以看唐寅的灯诗,要了解一名中国传统士人,只要看他的诗境属于哪一种层次,一般不会错。

唐寅才高,虽贯以行为放浪彪举士列,引天下人侧目,但思想并不离经叛道。从他后来字画上的钤印来看,除了“吴门唐寅”、“吴郡唐寅”表明他的地望外,“南京解元”、“龙虎榜中名第一”、“晋昌唐寅”,还都是他放不下的功名念想。看似一个大雅之人,却做了一件大俗之事,竟也不出性格即命运之囹圄。从秀才第一到乡试第一之前的十几年间,他才气难训,放浪形骸,纵酒狎妓,甚至在府学泮池里裸浴,狂喜之下,不省世俗人事。人们对文人无行的宽容,他一点儿也没浪费,甚至超额使用。直到他父亲去世,随后母亲、妻与子相继去世,才惊醒了他沉溺享乐的不羁之心。

树倒鸟惊散。30岁以后,唐寅几乎是在孤独与耻辱中度过的。仕途不成,又耻于为吏,那就做个独立的个体,他的自我意识似乎此时才开始觉醒。才子任何时候都不缺少才气,才子气是一种具有审美格调的自由气质,是独立的底气。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可供审美的气质,才给后人那么多虚构才子的想象空间,如《唐伯虎点秋香》,那个被王朝打碎了的“举业精品”,活在文化的江山里才会不朽。

诗歌可以矫正内伤。穷厄之际,唐寅开始吟诗自愈,卖画为生。君子固穷,通透起来也不难。做孔子做圣徒很难,那是会试殿试的标准教材,但想做老子做庄子都不难,尤其是唐才子。他写了许多“看透”以及“豁达”的诗篇。读完他的“一世歌”,你会觉得人生就是客居,时间才是主体,所谓匆匆过客,都不过是在为时间“贴金”而已。

唐寅有一幅“行书七律四首诗卷”留传下来,据推测书于40岁以后,晒他过除夕的另一种场景:

紫烟塞屋灌鸣汤,

两岁平分此夜长。

鬓影鬅鬙灯在壁,

壮图劳落酒浇肠。

命临魔蝎穷难送,

饭有溪鱼老不妨。

扫地明朝拜新岁,

吴趋且逐绮罗行。

这一年,他一个人守岁,这一夜也是新旧两年最长的一夜。

满屋子炉火烟尘,蓬头垢面映在墙壁上;贫穷是送不走了,但尚有溪鱼下酒,在除夕浇愁送愁还是够用的。送完愁,扫地拜新年,明早一开门,就到吴趋里集市上,混迹于绮罗新衣的行列中。如此不堪,他还有尚待明年的诗心。文徵明说他“郎君性气属豪华”,的确只有春节的豪华魅力,方与他的才气般配,也才能重燃他的生命之火。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春节是新旧分水岭,除夕守夜,是新旧揖别,春天主生,万物复苏,它带着生命的青色来赴人间之约,那叫青春,叩响万家门户,无论老幼抑或贵贱贫富,都要开门迎新,接受青春的问候。经历了人生跳崖式的降落,那青春之色如缓缓疏阔的江河,流淌成唐寅诗画中的节日气氛,而我们则可以作他诗画人生的守夜人。

江南烟雨诗骨狂

文徵明是唐寅的贵人,两人同年生,一头一尾。文小唐十个月,但文不仅少年老成,而且还少年迟语,11岁才开口说话。那一年,他们16岁,在唐寅父母经营的小酒楼里相识了,唐寅正帮父母打杂,从此莫逆。

明代江南商品经济发达,观念开放,唐寅出身小商人之家,文徵明出身仕宦世家,士农工商的等级界限并未影响他们的亲密交往。

在《阊门即事》中,唐寅描绘了苏州的消费主义热情:“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仅凭这首诗虽然无法定义江南新纪元的开始,但足以给资本主义萌芽加分。

文徵明与唐寅一相遇,便偶成了一副文人的对子。文徵明生而外椎(驼背),唐寅风流倜傥;一个生来迟颖,一个天资聪颖;一个浸淫于浓厚绵长的仕宦世家,一个在平民小商人之家摸爬滚打;一个因儒教熏染至肺腑而严苛自守,一个因少拘束而放浪形骸。但他们都得到了文徵明的父亲文林的宠爱,文林在苏州的各种交际,都会带上唐寅并隆重推荐;文林到温州、山东、南京游宦,也都要带着文徵明,对他言传身教。人们都以为文徵明天生痴呆,文林则说我儿神明内蕴,必成大器。

文家悠久显赫,祖出姬姓,两千多年枝繁叶茂,文林一支可追溯至西汉成都守,传至宋代,与文天祥同宗。至明代,文林食禄南京太仆寺丞又温州知府,看来文徵明的前途一派光明。

他在25岁的春节时,就有点等不及了,看他的除夕赋诗:

千门万户易桃符,

东舍西邻送历书。

二十五年如流水,

人生消得几番除?

对文徵明来说,每个春节都是励志节,每个除夕都要悔思,一年一岁一蹉跎,人生有几个除夕?诗中的“易桃符”、“送历书”皆给他一个暗示,时间如流水,流进他的心田,滋长蓬勃的焦虑与期待。新婚已两年,从11岁开口说话,预习举业也有15年了,他踌躇满志,准备来年府试大考。

1495年,文徵明26岁,第一次赴应天府乡试,非常隆重,可惜“不售”。从此,他开始踏上了乡试之路,一试再试三试,屡试不售。1519年是他的知天命之年,正月二日,大雪中,他登上拙政园梦隐楼,园主人老友王献臣的“拙政”经历并未触动他,父亲的希望言犹在耳,他还要继续举业。这一年,他第八次府试不售,待到53岁府试时,他已经是鬓发二毛的老先生了,凡26年9次乡试,皆不售。

查“四库全书”,明朝科考不第,流行用“不售”一词,或许受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本来就要货与帝王家,没考上,就是没把自己卖出去,所以明明白白叫“不售”。商品不对路,家世再好也卖不出去。考场上,文徵明始终坚持古文辞,能售才怪!那时,他与唐寅追随徐祯卿倡导诗文复古运动,斥举业为“罪业”,所谓“向来罪业无人识,虚古时名二十年”,“九举不售”,他反而坦然受之。

父亲为官清廉,55岁累死任上,他只为不辜负已死的父亲,所以一直举考,为父尽孝,这要在汉代早被举孝廉了。当然,九举“不售”,若放在今天,这样的题材也可以上春晚小品。

果然,有人举荐,文徵明入了翰林院作待诏,随时等待皇帝召唤,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年底,还未及除夕,唐寅便贫病而死,留下《临终诗》。也莫怪文徵明没能及时出手救助老友,因屡屡“不售”,他半辈子没有俸禄,且父亲去世的第二年,继母便命他与兄长分家。那时他31岁,携妻带两小儿独立门户,与唐寅落魄故里同时,一样的“才而贫”,只好靠才气在书画中谋生,一个“天生我口惯食肉,清缘却欠杨梅福”的官宦子弟,穷得他时常想“何时去买薄田耕”。

54岁这一年,初进京时,京城士林为他倾倒,比之王维、米芾。但文徵明作画有三戒:一不为宦官作画,二不为诸侯王作画,三不为外夷作画。上下左右都得罪光了,适逢明世宗因“大礼议”之争,杖毙伏阙诤谏的翰林编修17人,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何来生命的尊严?这都是寒窗苦读考进来的进士啊!唉,这些愚夫子!幸亏文徵明跌伤左臂,一月未朝,否则他如何自处?是要表态的。

避过此祸,文徵明彻底心寒,加上同僚排挤,黑语刺耳,什么“衙门不是画院,何容画匠处此焉?”“奈何辱我翰林焉?”文徵明一个安贫乐于诗画的世家子弟,才不会在这儿抢食狗嘴余物,他要回苏州天堂去了。三年乞归,终于得允,解脱朝廷,欣喜若狂,他不管不顾即刻解缆,行船南下把家还。

走京杭大运河最便捷,可才到通州潞河,河面就已结冰。明朝时,通州潞河驿站是水陆两用的京城门户。天留人啊,朋友们劝他归朝,他哪里还敢回头,宁愿寓船,待来年开春冰融再回家。一个人在船上除夕守夜,侍弄炉火,想家的诗情便在笔墨纸砚上晕染开了:

拨尽炉灰夜欲晨,

不知漂泊潞河滨。

灯花自照还家梦,

道路谁怜去国人。

浩荡江湖容白发,

蹉跎舟楫待青春。

只应免逐鸡声起,

无复鸣珂候紫宸。

他原本就是个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人,诗的前半阕絮叨孤独,以补偿他想家之苦,后半阙窃喜油然,他从此再也不用一听鸡鸣就起床,也不用穿戴朝服官帽去皇宫,更不用频频作揖应官腔,就在船上躲清闲,等候青春来敲门,然后解缆南下。

文徵明几乎每个春节都写诗,诗如其人,不看年谱,几乎分辨不出诗龄的差异。他少年老成倒方便了他持守古拙,每年除夕一首诗,不为华彩,但求超然平淡,就像做个小结,不断地回首,给每一年的命运作揖。他无欲则刚,生活中“但求无事无妨贫”,就这样,在每一年的诗里柔化了自己的坎坷,凝成了智慧的结晶。当宁王朱宸濠派人带着书币到苏州邀请唐寅、文徵明、谢时臣、章文时,唯独文徵明不为所动。事后,无不服之。严嵩过苏州求见,文徵明守着自家规矩拒不见。山水画家背靠的是山川,胸中自有丘壑,面对隔岸的人事一脸平淡。

“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阔,一年功课在文词。”这个除夕,他已经85岁了,有旧诗可拣,有太多的故事可供回忆,还有儿孙满堂。看到“家人欢笑说年华”,更加珍惜“常得团圆有几家”?“孙曾绕膝更翩跹”,“不觉残龄又一年”,他想起天上“唐寅早已抱婵娟”,而他还在地上“却对梅花一灿然”。

楚狂人的“性灵”年节

文徵明当然不知袁宏道是谁,但袁宏道知他,还知他是唐寅一生最敬重的朋友,知他与唐寅最好的朋友祝允明不一样。唐寅曾自称“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看到这句话时,袁宏道的性灵被唐寅的真性情击中了,随即批道:“真心实话,谁谓子畏狂徒者哉?”子畏是唐寅的字,其实他谁都不畏,就连向文徵明表示一下谦虚,都要援例孔子,自比孔丘。狂人与狂人相惜,才子与才子通灵,六休度化六如,怎一个“缘”在一百年后相偶?

袁宏道,字中郎,号六休,上述那句话就出自《袁中郎先生批评本唐伯虎集》。据说这本唐寅的传世之作,是离唐寅最近也是最好的,由袁宏道独家批注。

楚人看吴人,趣味的角度像江河之倾,由于地势的优越感,楚人总会居高临下,凭借长江中游俯瞰下游。不仅地势,历史上楚人的势头也总占上风。战国时期,越人把吴人灭了,楚人又把越人灭了,然后派楚公子春申君去治理东吴,至今上海“申”字就是因春申君而来的。万历年间,湖北公安县一门三进士的老二袁宏道,又被派到苏州吴县任县令,他仍然带着拯救吴门的情怀。

除了抢救他仰慕的唐寅不要被历史的泥沙掩埋外,这位楚地性灵之人,还要与吴门文坛对话。可此时,吴门文坛俱往矣,“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都已成为历史的风景。但文坛不能没有“派”,尤其是万历年间的文坛,初现文艺复兴的小气派,不能说与吴门文坛的前赴后继无关,不过吴门文坛在反对理学时,复古的姿态因过于追求原装而有拟古之嫌,缺乏对当下个体的柔性观照,于是“拟古”或“仿古”,便成为袁氏三杰顺手拈来的批判靶子,特别是袁宏道带着公安派的性灵派头来到吴门,异趣风靡。

他曾用宋徽宗式的“天下一人”口吻谈论当代文坛,那时他才25岁,没有向文坛打躬作揖,便冲口而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这首绝句毫无雕饰,锋芒直指复古运动的文坛,“无文字”可看。

还有更尖锐的,他在给吴门狂人张献翼的信中,怒语狂飙,批判文坛的痼疾,一如尊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仗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的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

读完这段话,你会在笑喷之余想起“楚辞体”,为什么楚人写诗,每一句中间要加一个“兮”字隔断?大概就是为缓冲楚语的狂烈吧。

话虽如此,但质量不低,一个模子写诗文,人人都戴一样的帽子,当然不是文学创作。无关个体心灵的写作,只能看作是间歇式的群体中魔,正如袁宏道所语“死于古人语下”,其“古人语”可以在任何时代以不同的面目呈现,所以它蕴含了当下的意味。

又一个楚狂人,比接舆笑孔丘还狂。但他没有“凤歌”笑吴门,文坛文章事,为政归为政,他在吴县认真为官,整顿吏治,处处与民方便,颇受吴人拥戴。但他那楚人才气,难以适应吴人官场习气,只一年,便乞归挂印,还不胜感慨,“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为苦,若做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

都说读书苦,做官难,而才子,尤其是出身世宦门第、家道殷实的才子,哪里能容忍一个七品芝麻官的上下左右之难?至于读书嘛,那是才子命里的活计,前世都做过一遍的。袁中郎24岁进士及第,并未急于游宦,而是在家乡赋闲读书游学。

李贽在麻城龙湖讲学时,连妇人都会结群去听,据说万人空巷。人总要寻找内心的声音,于是心学就出来了。那时袁宏道还是个苦闷青年,也来问学,李贽与他谈禅十日,中郎相见恨晚。

三年后到吴县任上,是他第一个仕宦生涯。

吴门文坛,吴县官场,都被楚狂人的“性灵”洗劫一遍,但官场让他苦不堪言,他直叫离任。1596年他乞归不成,便在苏州过年,写了一首长诗《迎春歌》,展示了“楚狂人”的性灵款式:

东风吹暖娄江树,

三衢九陌凝烟雾。

白马如龙破雪飞,

犊车辗水穿香度。

绕吹拍拍走烟尘,

炫服靓裝十万人。

额罗鲜明扮彩胜,

社歌缭绕簇莽神。

诗的视角给出俯瞰的畅快,让我们看到了迎春仪式的狂欢场景,甚至带出万人空巷的想像。但诗人的卓越才气还远未释放,细微处才见他驾驭诗句的真情,给他热爱的百姓,作为文化中国里的人,谁能不懂这一年一度的欢乐野趣和对幸福的期待呢?

接着,他的诗眼开启细节,诸如“乌纱新缕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一路香风吹笑声,千里红纱遮醉玉”,“拾得青条夸姊妹,袖来瓜子掷儿郎”……

无愧性灵派的掌舵,一气呵成十五联,诗句如瀑,却柔情明媚,就像诗人内心盛开的温柔之花,将吴门迎春的欢乐传递给读者。

张岱对袁宏道的评价很高,说他的诗文如“修眉灿目”。真像少女修眉一样,他细细描绘,参差罗列,不厌繁笔铺陈吴门春节的富庶、欢乐与多彩,格局如“春江花月夜”,但这里没有皇家的华丽,只有市井的繁华。诗的铺排则着力于精微与恢弘的表现张力,宣喻“性灵”不仅仅抒情,还有创作技艺的老练,才能成就一幅江南的工笔年画。

无论如何,吴令还是耗尽了他的拯救情怀,吴钩也看了,栏杆也拍了,他要离开体制,也离开苏州,去游历吴越名胜,畅游文化的江山,人生止损于此,幸之。

“性灵”不能没有人与山川相映发的快乐体验,他兴奋如一只逃逸成功的兔子,“丘壑日近,吏道日远”,他的“心近狂矣,痴矣!”他“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游历使他“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

1597年,中郎30岁,辞掉吴县县令,往绍兴回访知交陶望龄。陶望龄是谁?是大才,万历十七年进士,会试第一、殿试第三,刚直清廉,提倡心学,把做学问当做休息,所以居号“歇庵”。去年回乡省亲,曾往吴县拜访过袁宏道,两人畅谈三日。

袁宏道从“歇庵”书架随意抽了一本书,烛烟久熏,字迹模糊,细辨书名《阙编》。没想到,他才读了两页,忽然惊跃连呼,作者是谁呀?古人焉?今人焉?陶公回之,吾同乡徐渭先生所作。两人当即秉烛读诗,忽而击掌,再读,忽而拍案,又读,达旦,意犹未尽。袁宏道恳请陶公不惜代价搜集徐渭轶文,陶公不负所望,编成长达三十卷的《徐文长集》。

袁宏道则顿足扼腕,仰天长叹,恨自己三十岁,才知海内有此一惊鬼神的文长先生,他不禁天问,老天呐,为何让我们相识甚晚?“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先生任凭一己孤独之“性灵”去抵抗俗世的不堪,不惜自残而致狂疾疯魔。悲夫!痛哉!袁宏道几乎以匍匐的姿态为《徐文长传》。

有一首除夕通宵饮酒诗,是徐渭在百转九回的磨难之后写的,可诗中所见仍是他不死的王者之风,“饮我金杯三百斛,五更漏转犹未残”,“醉余皓首冲泥滑,欲跨白马呼银鞍”。

同年,袁宏道北上游历至仪征,此时,具有人性启蒙之光的“性灵”说,在东南文坛已是所过草偃,就像当年楚国统一吴越一样。旅途过除夕,游历的兴奋犹存,从丁酉除夕的诗中自然流出,“得意人间世,经年作旅人。愁因山水减,荡免父兄嗔。”游历释放了他的郁闷,也增长了他的见识,这个旅年过得很开心。

接着,他就往北京去了,那时李贽也在北京,住在西山极乐寺,除夕夜,李贽写了一首诗,“众生齐唱阿弥陀,人在天涯岁又过。但道明朝七十一,谁知七十已蹉跎。”诗中参禅的年味似乎消弭了他的狂气,他开始反刍,出世原本是对俗世的否定,但他又不得不寄身于这无处不在的红尘,而且身处红尘反红尘,红尘偏又给予他红火的回报,这是多么的荒腔走板!可这就是红尘里的调,任你说它蹉跎,可它仍是你摆脱不掉的未来褶皱,时间给予人的不是滑梯,而是带有美感的搓板。所以,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未来犹可期也。庄子曾说孔子,“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就有重新做人的意思。子在川上轻轻地曰,“逝者如斯夫”,流水从不回头,每年我们都会感慨,又一年过去了,真快!所以,来年不管重不重新,都要尽快做人。

做人,不光要做李贽的“童心”,还要做袁宏道的“性灵”,要做出个日常。据说,袁宏道平日很专注于瓶花和室内小筑,他说,常为旅人,难以种花,所以,才会随时淘各种花瓶带在身边,随时插花,置于案头,他的性灵品位,雅起来也在九段以上,清丽独幽。在北京,他开始写《瓶史》,其中一句“斗清不斗奢”,就知他是个素心人,将归隐之美托于瓶花中。

1600年,兄长袁宗道病逝,袁宏道告假返乡,在柳浪湖边小筑一个“柳浪馆”,暂存他的“性灵”。在柳浪馆的除夕有感中,他的“起兴”在“闲花闲月”里徘徊守夜,唯待“明朝到手春。”除夕一过,清晨一开吉门,春天就到手了。大自然慷慨,时辰一到,就给你一个春天的压岁钱,该给人类的,它从不吝惜。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六卷本,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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