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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讲电影如何独特呈现战争的残酷；
第二部分讲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另一面”；
第三部分是电影的主题深入解读，有关生命与艺术的探讨。
欢迎收藏品读。
2003年奥斯卡颁奖礼，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家》提名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多项大奖，但他本人却无法出席颁奖礼。
因为他一旦踏入美国国土，就有可能被警察逮捕。
1977年，他因涉嫌性侵13岁幼女，背负骂名的同时遭到起诉。谁知道他竟然在候审期间跑路到了欧洲，一直到现在都没再踏入美国半步。
后来波兰斯基解释说自己是因为妻子莎朗·塔特被害，自己身心受到伤害，才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这种疑似拿亡妻开脱的说法并不能被广泛接受。
按常理来说，奥斯卡应该不会把奖杯送给一个通缉犯；而那时候美国和伊拉克关系紧张濒临战争边缘，最“政治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反战的《钢琴家》拿最佳影片，但最佳导演给谁都不会给波兰斯基。
谁知结局却一百八十度大反转，《钢琴家》在最佳影片的争夺中输给了歌舞片《芝加哥》，波兰斯基却“破格”拿到了最佳导演。
另外，《钢琴家》还帮助艾德里安·布洛迪拿到了一个史上最年轻影帝。
这部豆瓣评分高达9.2，排名IMDb Top250第36位的电影，到底有着怎样的优异之处？
《钢琴家》横跨整个二战时期，从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开始，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故事聚焦的是纳粹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
主人公Wladyslaw Szpilman是波兰首都华沙的著名钢琴家，全片的视角几乎紧跟着他。
罗曼·波兰斯基选择用黑白的历史影像引入故事。伴随着Szpilman的琴声，被德国入侵前的华沙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完全感觉不到危险的来临。
1939年9月1日上午10点，希特勒正式宣布德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纳粹军队进入到波兰境内。
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发出警告，在被希特勒无视之后，相继对德宣战。
有了英法两国的支持，本来打算离开华沙的Szpilman一家六口举杯庆祝。
然而留守华沙的他们，等来的却是准备灭绝犹太人的纳粹军队。
纳粹并没有一上来就大开杀戒，而是采取循循渐进的方式。
一开始，犹太人被要求每家每户在家中最多只能有2000波兰币。Szpilman一家算得上是小康家庭，他们只好想办法把多出来的钱藏起来，哪怕会有着被德国人发现的风险。
之后，犹太人被要求必须统一带上臂章，臂章自行准备。
即使有一百个不愿意，即使摆明被歧视，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也只能忍气吞声。
到了1940年10月，纳粹准备在华沙建立隔离区，犹太人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住进隔离区的犹太人彻底失去了尊严，甚至没有基本的生命健康权。
没有太多的配乐，纳粹对犹太人的暴力就这样冰冷地呈现在眼前。
Szpilman一家看着纳粹闯进对面楼一家屋子的一幕，触目惊心的程度不逊色于恐怖片。
被软禁在隔离区的犹太人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到底有多艰苦，看看那个抢饭吃的大爷演得有多拼命就略知一二了。
1942年3月，纳粹终究还是毫不留情地对犹太人下狠手。
大批犹太人被赶往集中营“处理”，纳粹士兵可以一言不合就开枪杀人。
身为波兰犹太裔的罗曼·波兰斯基和他的家人就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他亲身经历过人类历史上的这场地狱般的灾难。
一些他亲眼看到过的画面，被移植到了《钢琴家》当中。
《辛德勒的名单》中，斯皮尔伯格用色彩对比的手法来凸显小女孩的死亡；
波兰斯基则是完全放弃了用艺术手法的渲染，像纪录片一样呈现纳粹暴行后的惨状。
看着倒在地上的孩子，对于Szpilman，对于观众，都是一种折磨。
这种折磨提醒着所有人，战争就是恶魔。
当恶魔被释放到人间，惨剧便不可避免。
视角紧随着Szpilman有一个好处，就是观众可以切身体会到他的感受。
他从去往集中营的路上被揪（救）出来，孤身返回一片狼藉的隔离区，这一段艾德里安·布洛迪的表演已经可以拿半个影帝了。
随着他生存环境的越发恶劣，战争对个体的伤害就越发体现。
波兰斯基没有直接描述战场，几次波兰反抗军和纳粹的巷战都只是Szpilman的偷窥视角，如果转用第三人称去表现巷战，那观众紧跟着Szpilman的紧迫感将会丧失。
正是得益于导演对视角的独到选择，以及对环境的巧妙描写，《钢琴家》才做到了对战争的无声控诉，对历史的逼真还原的同时，没有沦为一部“卖惨大剧”。
波兰斯基曾自嘲地说自己“非常有幸”生活在战争年代。
没什么会比亲身感受更加真情实感，痛彻心扉。
但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感受转化成了电影语言。
当Szpilman逃到了被炮火轰得遍体鳞伤的废墟，个人的力量在动荡时代面前有多渺小，一切都异常直观而残酷。
能拿奥斯卡最佳导演，只从电影方面来说，波兰斯基有资格。但艺术的好坏是否要与艺术家的品格挂钩，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里不再深入讨论。
纳粹是加害者，犹太人是受害者。
这是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固有印象。
绝大多数的二战片都是批判纳粹，并同情犹太人，只是形式不同。
《钢琴家》却不全是。
电影改编自Szpilman的原型波兰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皮曼所著的自传体小说《死亡城市》。
小说真实客观地描写了二战时波兰的众生相，作者虽然是犹太人，但并没有一味地说犹太人有多惨，德国人有多坏，反倒是把犹太人的坏，和德国人的好，也写进了书里。
由于“政治不正确”，《死亡城市》在1946年出版之初遭到了禁止发行，到了90年代才被翻译成英语流传了开来，并获得“全球犹太人文学奖”。
罗曼·波兰斯基领略到了原著小说的特殊价值，他的电影改编也做到了冷静的客观。这对于容易被某种价值导向驱使的二战片来说，实属难得。
遭受到浩劫的犹太人真的就必须被同情？
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全都是好人。
一些犹太人为了自保，他们会干起了类似汉奸的勾当。
Itzak Heller这个角色引出了犹太警察的存在。
历史上确实存在一支臭名昭著的犹太警卫队，他们表面上是维护隔离区里的秩序，实际上是在打压同胞，谋取私利，成为了纳粹帮凶。
但波兰斯基也没有彻底地诋毁这群人。Heller并不算是彻底的坏人，没有他的话，电影演到一半就结束了。
Heller这个角色形象提醒着世人，当犹太警察也是一种迫于无奈的人性选择。
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彻底的好人，也不是所有的犹太警察都是彻底的坏人。
做生意是犹太人的拿手绝活，他们也因此背负了贪财，奸商的历史骂名。
在纳粹占了华沙，用种族歧视政策对待犹太人。
不过一些犹太人似乎不以为然，他们仍然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对金钱的追求并未停止。为了表现这一历史事实，《钢琴家》专门安排了一段犹太大款鉴别金币的戏。
他们要求Szpilman暂停演奏，为的就是听清楚金币的声音，好鉴别金币的品质。同时一个犹太女人还对Szpilman抛媚眼。
战争？
在短暂的几分钟里仿佛没有发生。
反犹太主义并不是纳粹的专利。
早在公元前186年，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就立法禁止犹太教；
公元1182年到1321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
就在波兰斯基出生的20世纪30年代，法国就再次兴起反犹排犹浪潮，这才迫使他们一家返回波兰，后来又遭到了纳粹的迫害。
直到21世纪，欧洲反犹浪潮仍在继续，犹太人的店铺会不时遭到极端分子的打砸。
反犹太运动不是第一次了，这也让很多犹太人觉得，纳粹只是像以前那些反犹主义一样，想赶走他们，或者是利用他们的劳动力生产力而已，反正没有到赶尽杀绝的一步。加上纳粹的灭绝政策是循循渐进的，很多犹太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糊里糊涂地就进到了永远出不去的集中营。
当然也有的犹太人是清醒的，《钢琴家》里就有一个大叔提出了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明明犹太人有几十万，他们要是能像我们许多抗日电影那样民族团结，视死如归，纳粹绝不会这么容易地就能控制他们。
另一个犹太大叔做了简洁明了的回答。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觉得纳粹会杀死他们。既然能保命，为什么要吃子弹？
多数犹太人从事的都是手工业，贸易，商业, 制衣业，他们并不像斯巴达那样崇尚武力。
这种民族特色，加上人类共有的自私，贪生怕死的本能，注定了犹太人无法像中华民族一样对外族压迫进行大规模地热血抵抗。
Szpilman在与家人分离后遇到的Majorek，他参与的反抗行动或许就是1943年4月的华沙犹太人起义。
一部分犹太人通过偷运武器获得了武装反抗力量，但可惜和纳粹相比力量还是悬殊，仅仅经过28天的战斗，起义就以失败告终。
这种零星的抗争，已经是犹太人最为英勇无畏的光辉赞歌。
而加害者德国纳粹，在《钢琴家》里也不是脸谱化的。
纳粹的“另一面”，被放在了影片的高潮部分。
Szpilman和一个纳粹军官放下了种族间的对抗与仇恨，共同投入到了音乐当中。
这名叫威廉·霍森菲尔德的德国军官，因为与瓦拉迪斯罗·斯皮曼的结缘而被历史留名。
据闻他曾救助过近50名犹太人，简直就是另一个版本的辛德勒。
德国人在二战后大方认错，并得到世界的谅解。
他们当中肯定也不只有霍森菲尔德和辛德勒做出过善举，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是极端的纳粹主义者。
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浪潮》中，一位教师有意无意地就培养出了一群执迷法西斯主义的学生，更何况是掌握国家大权，有计划有目标的希特勒？
换个角度看，或许一些德国人也是二战的受害者，纳粹主义的受害者。
他们身处在一个被极端扭曲的国家，他们的个人力量难以抵抗时代的浪潮。
像威廉·霍森菲尔德这样人性未泯的人，他们有时不得不服从执行纳粹的极端命令，做着违背自己良心的痛苦行为。
他们知道纳粹是错的，是有违道德的，才会做出救助犹太人的行动。
只是现实总是骨感。做出善举的威廉·霍森菲尔德在生前没有得到相对应善报。
1952年，他死在了西伯利亚的战俘营。
对战争，对纳粹，对犹太，《钢琴家》的态度都是沉静的。
影片主要的情绪都集中在了生存这件事情上。
Szpilman在电影后半段的旅程与流落孤岛的鲁滨逊情况雷同，而且处境更加危险。
可能有人会觉得，《钢琴家》是二战版的《活着》。
在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之时，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电影最着重表现的，是“生存”两个字。
保命是头等大事，所以其他的都是次要，甚至说是可有可无了吗？
如果是的话，片名就不叫《钢琴家》，而是“华沙鲁滨逊”了。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活下去”的故事，Szpilman的身份是贯穿全片的一个核心要点。
（著名）钢琴师的身份对Szpilman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在纳粹入侵的时候，他可以利用自己积累的声望，为父亲空手套得一张工作证明。
犹太警察领队Heller邀请Szpilman当警察被拒绝，但基于对Szpilman的欣赏和尊敬，他还是提供了无偿的帮助。
失去这个天才钢琴家，对于整个波兰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所以无论是Heller，还是Szpilman的那几位老相好，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供救命的帮助。
没有钢琴师的身份，Szpilman的故事就会是另一番模样，他可能根本活不到1945年。
所以说，Szpilman的钢琴师身份是使得电影变得独特的关键因素。
与其说这是讲述一部犹太人幸存者怎么活下来的电影，不如说是一部钢琴家因极端环境陷入身份危机的电影。
Szpilman整个被纳粹压迫的过程，是他守护自己钢琴家身份的一次战斗。
被迫贱卖钢琴，可以看作是故事的催化事件。
就像很多艺术家一样，在特殊环境下，为了吃饭，需要牺牲对艺术的执念。
与家人的分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Szpilman不仅开始了孤独的流浪之旅，而且难以得到弹琴的机会。
他暂时失去了钢琴家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只为一口饱饭而活的动物。
直到他被安排去到“安全屋”，钢琴师的身份被唤醒。
那间屋子里摆放着一架钢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
由于他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提示隔壁的纳粹士兵来查房，他只能在心里弹奏乐曲。
他还没有完全重拾钢琴家的身份，所以他无法真正地弹奏。
随着战事的越发激烈，他得到的支援也越来越少。
“华沙鲁滨逊”漂流记正式开始，他要寻找的只有水和食物，他的生命仿佛彻底失去了“音乐”两个字。
这是电影提出的一个终极问题，极端的环境，可以让一个艺术家彻底沦为“禽兽”吗？
后面的剧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即使吃不饱，喝不足，Szpilman还是会怀念起钢琴。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安全屋时期，那架钢琴唤醒了他的钢琴家身份。
到了流浪旅程的终点，屋子里还是“巧合”地出现了琴声，还有一架钢琴。
象征着他钢琴家的身份从未远去。
纳粹军官虽然是没有太大的恶意，但他的枪始终是无形的压迫。
Szpilman的终极考验就是，在饥饿和纳粹的双重威胁下，他要证明他的钢琴家身份，重拾他的钢琴家身份。
高潮部分，差不多4分半钟的演奏之所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是因为Szpilman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活了下来？
并不是。
纳粹军官完全可以在听完后一枪毙了他。
他之后能否活下来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他通过这次弹奏，终于重拾了钢琴家的身份。
他通过了终极考验，他证明了一件事。
生命与艺术可以是一体的！
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有什么区别？
答案可能有千万种。
其中一种是，人类拥有艺术，而其他生物只知道吃喝拉撒，吃饱喝足了玩耍生育。
如果人只知道吃喝拉撒，没有更高的追求，即便懂得制造工具，其实也和猴子、猩猩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
正因为人类有着比饱暖淫欲之外的其他追求，社会才需要发展进步，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
当然这种超越生命本身的追求，不一定是艺术，也可以是探索精神，可以是爱情亲情。
只是对于Szpilman，是艺术，是音乐。
这种追求，并不会因为生命受到威胁这件事情而消失，或者说重要性要比生存这件事情低。
有些人总是会嘲讽有梦想有追求的人，饭都吃不饱，你还追求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Szpilman在电影中的处境，命都要没了，还弹什么琴？
结果呢，他用弹琴这件事换回了一条命。
也许有的人是被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对于类似Szpilman这种人来说，对于真正的人类来说，“上层的建筑”只要建起来了，就会一直存在。
毕竟那是决定人类成为人类的因素之一。
是“人类”的根本。
和生存这件事是一个等级的，是互相关联的。
只有“上层的建筑”建立了起来，人类才真正地成为了一个“人”，真正地和猴子、猩猩等其他生物区别了开来。
人类的生命因此变得独二无一。
所以为什么说，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要只顾着拼命赚钱。
没有了音乐，就没有了Szpilman这个“人”，Szpilman只会变成一个“鲁滨逊”，一只“动物”。
通俗点说，就是Szpilman失去了灵魂，只剩下需要水喝食物的躯壳。
人类，绝不仅仅是为了水和食物而活着。
只有水和食物的生命，不一定是人类的生命。
但有了某种追求的生命，拥有艺术的生命，一定就是人类的生命。
而拥有电影的罗曼·波兰斯基，他的人生无论有多少波折，他都从未离开过电影。
也难怪他会说，《钢琴家》是他坟墓上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