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最小的反抗力量与最大的攻击力量相当，则可取得平衡。但实际情况仅允许人为的非稳固的平衡存在，唯有若干大国秉持中庸及公正之精神，此一平衡始得以持续。
——（法）塔列朗
战争的起因克里米亚战争在近代欧洲外交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因此，对其起因的分析也应立足于19世纪欧洲外交格局的演变。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形成了以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英国及随后被接纳的法国为核心的“欧洲协调机制”。其核心运作原理在于，经过拿破仑战争的教训，五大国认识到只有彼此尊重各方的核心利益才能避免欧洲大战的重演。但是，与以往的战后安排不同，拿破仑战争带给欧洲的不仅是战争的恐怖，还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派思想。因此，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亲王施展其高超的外交技艺，在欧洲协调的框架内，又打造了一个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的“保守派同盟”，相互支持共同压制欧洲的自由派力量。在这个同盟内，奥地利民族成分复杂，是保守派最薄弱的环节、普鲁士的实力尚不足够强大，因此，俄国成为了欧洲保守力量最坚实的后盾。
维也纳会议，欧洲均势外交的杰作
虽然同为欧洲协调的一员，英国和法国对“欧洲协调”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欧洲协调对英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是因为，欧洲协调在客观上实现了欧陆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大英帝国在此一时期也达到了国势的顶峰。但是，英国也十分担心欧陆国家以欧洲协调的名义对他国的干涉。一旦这样的行动成为常态，就会严重威胁到英国的行动自由。因此，英国始终对欧洲协调持一种警惕的态度。1848年革命中，俄国帮助平定了奥地利国内的乱局，成功压制住了自由派运动。再加上，俄国对波兰的实际占领、对奥斯曼帝国的不断蚕食以及对印度殖民地北部边界的威胁，使得英国对俄国的恐惧达到了顶峰。
法国的态度就更值得玩味了。1848年革命对欧洲外交格局的一个长远影响就是拿破仑三世的上台。拿破仑三世一心想重建他叔父拿破仑大帝的荣光。因此，他设计了一条乍看上去颇为长远的外交战略。其核心逻辑是这样的：拿破仑三世认为，欧洲协调的本意就是为了防范法国的崛起。因此，破坏欧洲协调是重建法国荣光的关键；由于俄国是欧洲协调和保守派同盟的中流砥柱，因此，关键中的关键就是破坏俄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的外交操作中，拿破仑三世利用英国对俄国的恐惧以及法国作为欧洲自由派“圣地”的地位，联合英国、支持自由派运动，从而一步步的瓦解“欧洲协调”。挑起克里米亚战争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战前的外交危机克里米亚战争直接的导火索是法国对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圣地的保护权发起的挑战。奥斯曼帝国境内拥有众多的基督教徒，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拥有对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圣地的保护权不仅仅关乎宗教，更能给本国在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带来巨大的影响力。面对这一情势，奥斯曼帝国是喜闻乐见的，因为他们非常希望能有其他国家介入抵消俄国的影响力。
面对法国的挑战，俄国的外交战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一方面，俄国错误的引用1774年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来主张自己的权力。但是，该条约中并没有规定俄国拥有对奥斯曼帝国圣地的保护权。相反，这一权利只是俄国在随后的时间里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抢来的。
俄土战争战败后，奥斯曼帝国被迫签署了库楚克·开纳吉条约
另一方面，俄国转向保守派同盟的中另外两个盟友寻求支持，他本以为奥地利和普鲁士会出于同盟的道义以及俄国在1848年革命中对二者的帮助来“回报”自己。但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对于普鲁士来说，奥斯曼帝国离普鲁士非常遥远，自己在那里没有重大利益。相反，一旦普鲁士支持俄国就不得不承受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因此，普鲁士的回应是非常不积极。
在整场克里米亚战争中，为和平做出最执着贡献的当属奥地利了。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从宏观层面上说，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拥有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奥地利是多民族国家，它非常担心巴尔干的混乱威胁到本国的稳定。从微观层面上说，奥地利夹在法国和俄国之间，不论它支持哪一方，都必然要承受另一方的压力。如果它支持俄国，那么做为报复法国必然会支持意大利反抗奥地利的统治（当时意大利北部在奥地利的控制下）。这些都是奥地利不愿也不想承受的。因此，奥地利非常积极的在各方之间斡旋，最终达成了相对温和的“维也纳照会”。
俄国认识到自己在欧洲各国面前的孤立无援，因此表示原因接受“维也纳照会”。其实对于此时的俄国来说，圣地保护权问题并没有伤及自身的核心利益，更多的是荣誉问题，如果可以达成体面的协议，俄国愿意做出让步。欧洲大国都表示认可的“维也纳照会”，本可以结束这场危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另一个当事人奥斯曼帝国却拒绝了。奥斯曼帝国给出的解释是，必须对照会进行重大修改，否则俄国可能对其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解释。但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做为弱者之所以敢于反对五大强国的决定，根本原因在于，它认识到自己扼守黑海门户的战略地位，英法不可能坐视自己被俄国控制。相反，只有将英法两国拉进来才能抵消俄国的影响力。正是这一客观现实，极大地提高了奥斯曼帝国的谈判地位。
战争中的外交博弈事后想来，奥斯曼帝国做为最弱的一方，它的外交逻辑却最为清晰：充分利用自身独特地理位置的“不可替代性”作为筹码迫使英法站在自己一边。除了上文提到的拒绝“维也纳照会”之外，它还利用了俄国另一个战略失误。
早在“维也纳照会”出台之前，俄国实际上已经愿意让步了。俄国代表缅希科夫亲王提出，只要奥斯曼帝国能够保证东正教会在苏丹的庇护下继续享有原来的特权，他愿意结束这场纷争。但即使是这样并不过分的要求也遭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拒绝。恼羞成怒的俄国军队越过普鲁特河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俄国的初衷是希望以实际的军事威胁来迫使奥斯曼帝国屈服。但这一举动在利益交织的欧洲看来绝对是一招臭棋。一方面，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扼守多瑙河出海口，这里是奥地利重要的贸易通道，他们不可能坐视这一战略重镇落入另一个强国手中。如此一来，就彻底堵死了奥地利支持俄国的可能。另一方面，俄国的出兵使得奥斯曼帝国苦心打造的“受害者”形象更加真实，反而降低了俄国本来就靠不住的法理地位，也将英法彻底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
不过万幸的是，英法两国在战争中的表现同样值得商榷。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政府内部就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是以时任首相阿伯丁为代表的主和派，另一个是以斯特拉福德·坎宁为代表的主战派。二者的争论最终以后者的胜出告终。但是主战派提出的目标太过遥远，他们希望通过一场大战，彻底将俄国排除出欧洲均势之外。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就不仅需要黑海、同时还需要从波兰和波罗的海方向发动进攻。这就需要获得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支持。上文已经分析过，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看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他同样是一个好高骛远之徒。虽然他上台之初就制定了长远的外交战略。但是面对国内出现的反战声音，他的优柔寡断占了上风。不仅支持结束战争，甚至还希望效法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的《提尔西特和约》，重建法俄同盟。最终，克里米亚战争在奥地利提出的“维也纳四点”的原则上落下帷幕。
《巴黎条约》：战争的影响与启示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巴黎条约》与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相似，也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大的条约。该条款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俄国撤出占领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实现多瑙河的国际化；另一个是规定博斯普鲁士海峡在和平时期对军舰关闭并且规定俄国不得在黑海保持海军力量。
我们先来分析《巴黎条约》的直接影响。该条约最有效的规定当属恢复多瑙河两公国的独立（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这两公国构成了后来的罗马尼亚的前身，并且一直充当俄国、奥地利和巴尔干之间的缓冲国，直到二战的爆发。但是对黑海的规定就值得商榷了。表面上看，俄国失去了在黑海部署海军的权力。但同时也得到了土耳其海峡在和平时期对外国军舰关闭的承诺。这实际上足以保证黑海的安全。此外，奥斯曼帝国海军在战争中已经被摧毁，英法舰队又从黑海撤出。因此，黑海的实际控制权仍然在俄国手中。所以，《巴黎条约》对俄国的限制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克里米亚战争对欧洲外交格局的长远影响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方面，克里米亚战争迫使欧洲大国改变战略方向。经历了战争的失败，俄国将其扩张的矛头转向东方，并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失败后才再次转向。克里米亚战争对战胜国英国的影响同样深远。英国的战争目标远没有实现，重大的伤亡和目标上的失意使英国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强烈的厌战情绪。有学者指出，这一厌战情绪直接影响了英国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做出不干涉的决定。
另一方面，“欧洲协调”宣告瓦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令俄国大失所望。失去俄国的认同，保守派同盟和欧洲协调自然失去了支撑。直到30年后俾斯麦重新搭建起欧洲结盟体系之后，这一局面才有所缓解。但原本的“协调一致彼此支持”的局面再也没有恢复。
克里米亚战争地图
克里米亚战争对后世影响不仅体现在欧洲外交的层面，更超越历史给予后世以深刻的启示。这是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展现出了两件足以警醒后世的外交事例。一是，“弱国决定强国”，奥斯曼帝国充分利用了自身地理位置对遏制俄国扩张的不可替代性，迫使英法站在自己一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危机的加深。不幸的是，“弱国决定强国”的悲剧一再重演，最典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匈帝国同样利用自身对德意志帝国的重要性，迫使德国支持自己在巴尔干的主张。这虽然不是一战爆发的主因，但却是一战爆发的重要导火索。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但是这里的“弱”不仅仅是指军事经济这些硬指标上的强弱，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如果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在大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同样可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化弱为强。外交并非纸面实力的简单比对，而是依托现实的智慧博弈。
另一个是，“毁灭与重建”之间的矛盾。从结果上看，“欧洲协调”的瓦解似乎是实现了拿破仑三世的目标。实际上却不然。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就可以发现，克里米亚战争虽然瓦解了欧洲协调，但却并没有重建新的欧洲秩序。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已经体现出了他性格中优柔寡断的致命弱点。在重建欧洲秩序的关键时刻，他却将注意力转向在遥远的墨西哥建立霸权。欧洲协调的瓦解直接导致了俄国与奥地利关系的破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过程中，俄国坐视不理。拿破仑三世是一个秩序的破坏者，但却没有能力重建新的秩序，最终使德意志帝国壮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克里米亚战争改写了欧洲的历史。
参考文献：1、《大国外交》（美）诺曼·里奇
2、《1848-1914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英）A`P`J`泰勒
3、《奥斯曼帝国六百年》（英）帕特里克·贝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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