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最好的两部作品，是在她生前最后的岁月写出的，是在她身心最为煎熬的情况下写出的，一部是《马伯乐》，一部是《呼兰河传》。地点是香港。
《马伯乐》没有完成，萧红就去世了，时年三十一岁。临终前两天，她在纸条上写道（此时她的喉管动了手术，无法说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的事。
七十六年后，著名汉学家、同时是萧红的研究者和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先生，呼应了萧红的心语，给《马伯乐》写了续篇，就像高鹗给《红楼梦》写了续篇一样。萧红写那句话的时候，想着或许会有一个“别人”来做这件事，或许没有；就算有，她也不知道这个“别人”是谁，什么时候出现；但有一点她一定是知道的，如果这人出现，肯定是她的知音。
现在完整版的《马伯乐》（萧红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前九章，和葛浩文的续篇第十章到第十三章），联袂呈现在读者面前。
刘震云
因续篇是用英文写的，萧红的第二个知音就出现了，把作品由英文译成汉语的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女士。
续篇是不好写的，因为它受已有作品人物关系、人物性格的限制，受已有情节和细节的限制，受已有人物语言特征和叙述语言风格的限制。落笔之处，处处得有已有篇章的来历；或者，已有的因，如何结出现在的果。如果是结出不出意料的果倒也不难，读者也能认可，但续篇作者的创造力又在哪里呢？还需在故事结构、人物命运、人物关系的发展上出现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布局，这就考量续篇作者的想象力和文学表达能力了。
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马伯乐》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在萧红的其他作品中，如《呼兰河传》，还有另外两部写得较好的作品《生死场》和《商市街》，作品的灵魂或立足之处是真情实感，但到了《马伯乐》，却突然改成了荒诞和幽默。当然，在《呼兰河传》《生死场》和《商市街》里，萧红也不时显露出她幽默的本能和才情，但这些幽默还停留在作品的语言、细节和情节层面，到了她最后一部没完成的作品《马伯乐》中，她的幽默突然上了一个层面，即幽默开始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上。这就出现了整体的荒诞。作品中的主人公马伯乐，生活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残酷岁月里，马伯乐是这个人口众多而实力弱小的民族的一员。日本军队一步步占领中国，马伯乐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避。而且，一开始，是抛下家庭独自逃避。他从青岛逃到了上海。马伯乐本应盼着侵略者晚些来到，但他却盼着他们能来的快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上海把钱花光了，如果日本人占领了青岛，老婆就会带着孩子来上海找他；而老婆来了，老婆带的体己钱也就到了。这种民族大义和个人企图的悖反，也即“大”和“小”的悖反，就使作品在整体上出现了啼笑皆非的荒诞。接着，他带着家庭由上海又逃到武汉。他逃跑的足迹，就是侵略者的铁蹄接着踏来的地方，也算对“大”和“小”合拍的讽刺。
能把幽默上升到结构层面的作品寥寥无几，《马伯乐》算一个。
葛浩文是懂萧红的，是懂萧红创作的历程和变化的。他在创作《马伯乐》续篇的四个章节时，紧紧把握了这部作品的灵魂：幽默和荒诞。于是，他让马伯乐带着一家人又从武汉逃到了重庆。这是萧红在现实中的足迹，也是马伯乐继续荒诞的跟随。重庆是当时中国的陪都。在《马伯乐》续篇里，葛浩文出色地写出了一个民族“首都”的生活的喘息（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从全国各地逃来不计其数的难民），而马伯乐的喘息，又与生活和民族的灾难多么不搭调啊。一片乱象和哀嚎之中，马伯乐整天想的是如何卖包子，把包子卖给难民和底层劳动人民，相当于审时度势，发一点国难财——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卖几个包子，还能发财到哪里去呢？而且，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可能性，包子或者卖出去，或者卖不出去；如果包子卖不出去呢？马伯乐也不发愁，他自己把它们吃了。大轰炸间隙，马伯乐喜爱躲开太太和家庭去街上闲逛。闲逛之中，路过一个礼拜堂，碰到一些山东老乡，相同的乡音之中，马伯乐感叹自己多舛的命运并不独特，难民便当得心安理得；闲逛的时候，他碰到一对日本夫妇，接着认识了另一个日本女人绿川英子，开始跟她学世界语；妄想用世界语来推广世界和平，这与当时的环境又是多么格格不入啊。一次出来闲逛，他把二儿子约瑟丢了。马伯乐声嘶力竭地喊叫和寻找，原来约瑟掉进了日本飞机炸出的大弹坑里。个人与民族的命运，总算在这里碰撞了。葛浩文是懂幽默的，通过这些人物关系、故事和情节的演进，马伯乐的命运一步步得到了荒诞的提升。
作品的结局是最难写的。马伯乐的出路在哪里？是这部作品在结构上的重中之重。葛浩文尊重萧红对作品架构的整体设想，让马伯乐带着二儿子约瑟从重庆又逃到了香港。因为从作品第一部和第二部前九章的框架考察，萧红对作品整体设想的关键词是：逃。萧红自己的足迹，也是从重庆去了香港。马伯乐和约瑟逃到香港之后，又经历了种种荒诞的事情。在种种荒诞中，葛浩文突然转折和正经了，让马伯乐和萧红在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集会上见到了。这真是神来之笔。逝去的萧红，怕也不会想到在续篇里又与她作品里的主人公重逢吧？葛浩文在结尾处的最后一笔也力透纸背，将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合拢。但马伯乐结局究竟如何，留给读者自己寻找答案。
还有语言，萧红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那时的语言特质——含生活语言、文字语言和文学语言，均与现在的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有所不同。续篇的文字，却一板一眼地回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与萧红的文字水乳交融。这，显示了续者和译者深厚的国学功底。
《马伯乐》（完整版）这部作品是幽默的。大家知道，喜剧的底色一定不是喜剧而是悲剧，幽默的底色一定不是嬉笑而是悲凉。萧红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是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临终前回溯自己短暂的一生，“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好在几十年后，还有一个研究者和译者，一直在表达对她及她作品的深情厚谊。正如葛浩文先生在序中所说，如萧红地下有知，当明白这情谊用心良苦。
惺惺相惜，说的是一种境界。对创造同一部作品的两个不同的作者而言，生活和文学的认识，能站立在同一个层面上，实属难得。
萧红尊重的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诚哉斯言。
相惜不易。相惜是一种力量。
（本文为作家刘震云为《马伯乐》（完整版）所作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