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党百年奋斗历程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重大政治成果。“两个确立”作为理论和实践的产物，不是凭空出现的“飞来峰”，也不是别国经验的简单复刻和剪裁嫁接，而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激荡的历史搏击中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它是历史选择、时代呼唤、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具有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两个确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智慧结晶；从理论依据来看，“两个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格与鲜明本色；从现实需要来看，“两个确立”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之举。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首次指出：“党确立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简称“两个确立”）。“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重大政治成果。对此，学术界已经初步展开研讨和阐释。韩庆祥从“两个确立”的出场逻辑出发，认为十八大以来的经验成就为其提供坚实支撑。黄正平着眼于“两个确立”的重要意义，认为“两个确立”是“未来继续成功”的政治保障和科学指南。党评文从“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辩证关系入手，认为二者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且互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历史是理论的演进基础，理论是历史的逻辑阐释，历史和理论共同构成现实逻辑的思想之源。
一、历史之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智慧结晶
历史是镜鉴教训、汲取经验、孕育智慧的天然宝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反复确证，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愈加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各项事业愈能不断前进。反之，如若政党领袖地位和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弱化，则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将会遭遇巨大挫折。“两个确立”的当代出场是从复杂严酷、艰苦卓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汲取的成功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探索总结出来的科学智慧，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
（一）确立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根本保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大视野下，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苏联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对巴黎公社和苏联的兴衰成败加以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历史逻辑。
1871年，作为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首次尝试，巴黎公社如同昙花一现般淹没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装洪流之中。翻开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卷轴，在巴黎革命过程中，国际巴黎支部发挥了重要影响，但却未能在其中起到主要领导作用。巴黎公社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遗留的“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等国家机器，但它所设立的10个委员会互不统属，且不设置负责人。新生的人民政权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复杂严酷的革命斗争中被残忍扼杀。另一方面，缺乏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政策和策略也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认为公社中存在着“以前各次革命的忠诚的幸存者”和“空喊家”，他们会影响甚至左右革命群众的思想意志，会“极力阻碍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祸害。”在巴黎公社存续期间，始终未能树立起统一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和行动的理论旗帜，遑论以科学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巴黎公社消亡的根本原因。
1917年，处在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俄国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人类社会真正开启由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以列宁为领导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引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成功抵挡住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巩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在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立足基本国情，相继提出“执政党建设”“新经济政策”等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原则，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然而，历史前进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从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执政开始，苏共的指导思想开始走向僵化、教条化。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苏共领袖斯大林的历史功绩，直接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混乱、组织混乱。1985年，戈尔巴乔夫采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彻底瓦解苏共领袖的核心地位，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最终葬送了苏联。苏共的覆亡历史从反面给予镜鉴：一个政党如若不能始终确立和捍卫领袖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不能坚定不移地将科学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势必会走向改旗易帜。
无论是在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中，还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历程中，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稳固与否直接影响到革命、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甚至关乎无产阶级政党的生死存亡。确立政党领袖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科学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绝非政党建设的一般性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二）确立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经验总结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历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过程中，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逐步确立，并不断得到捍卫和巩固。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激荡的历史搏击中、诡谲的风险挑战中始终屹立于不败之地。
1.确立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党克服重大风险的基因密码
实践表明，党的事业愈前进，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愈发复杂严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遭遇的风险挑战数不胜数，但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并最终将其转化为推动伟大事业稳步向前的不竭动力。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始终矢志不移地确立和捍卫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逐步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地位，成功克服革命力量损失殆尽的重大风险。由于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匮乏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党在创立之初尚未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指导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往往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仅在1934年的湘江战役中，党的军事力量就折损过半。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结束党在军事和组织上的“左”倾路线，逐步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党和红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彻底摆脱被动挨打的消极状态，最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为党的革命事业积聚了有生力量。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凤凰涅槃。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下，党成功克服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颠覆的重大风险。苏共亡党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快对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的步伐。一时之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灭亡论”“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为此，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明“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维护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国际、国内的风险挑战中，邓小平“咬定青山不放松”，把准中国这艘巨轮的前行之舵，成为党中央、全党的“压舱石”“定盘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之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乱云飞渡”的外部环境中披荆斩棘、勇毅前行，使社会主义中国成功规避政权颠覆、人民受难的重大风险。
2.确立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重要举措
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之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苏俄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毛泽东也一贯高度重视党内团结，他认为全党的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百年来，党遭受诸多挫折挑战，在组织和思想层面上曾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最终仍能成长为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始终确立领袖的核心地位和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其一，在确立和捍卫党的领导核心中，增强党在组织上的团结统一。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是在与党内分裂势力的艰难斗争中不断巩固的。长征途中，张国焘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意图分裂党和红军；1937年，王明在长江局任书记期间，多次发表与党中央相悖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在党内造成严重思想混乱。在与张国焘、王明等人分裂党的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不断巩固。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这极大地激发和增强了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维护了党内团结统一，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保障。新中国建立后，“高饶事件”对党的团结统一产生较大影响，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历经民主革命的洗礼已然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迅速肃清高、饶在党内的“余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标志着党的团结统一进入新高度。其二，在确立和捍卫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中，增强党在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在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粉墨登场、轮番坐庄，主要表现为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造成党在思想上的极度混乱。其根本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的是囫囵吞枣、生吞活剥的方法，忽视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命题，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大地上茁壮成长。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全党的团结统一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凝聚了无穷力量。改革开放后，党内也曾出现过或“左”或右的不同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党的团结统一。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系统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和总体框架；1992年，邓小平在部分同志迷茫、动摇之时毅然选择南巡，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回应和解答党内外曾出现的质疑，维护和捍卫全党的团结统一，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不断跃升。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辉煌历史中，确立和捍卫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不仅是党克服革命力量损失殆尽、社会主义政权颠覆等重大风险的根本保障，也是党维护团结统一，凝聚共识和力量的重要举措，更是我们党自诞生以来就逐步形成的重要政治成果和理论智慧。以史为鉴，方能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要把这一成果和智慧继承好、发展好、运用好。
二、理论之依：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格与鲜明本色
旗帜鲜明确立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推翻资产阶级、巩固和建设无产阶级政权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基因密码，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格与鲜明本色。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已明确提出树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地位的重要观点。
（一）确立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须臾不离的内在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确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首要前提。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是引领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但也不否认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引领、推动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人物不仅是自我意志的代表，更是特定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和特定社会阶级的集中代表。事实上，人民、阶级、政党、领袖四者共同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其中人民是主体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和政党领袖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领导核心与灵魂。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对革命的影响力，他认为如果没有领导革命的人物，时代就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致泰奥多尔·库诺》等诸多信件中反复论及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权威的重要性。他指出，权威是合作的前提，“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1873年，恩格斯为驳斥否认一切权威的巴枯宁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在《论权威》中强调：“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论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国家政权之时，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之际，毫不动摇地确立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必要保障，是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确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列宁十分重视革命领袖的权威作用。1900年，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充分肯定确立政党领袖核心地位的重要作用。1920年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明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应当具备的品质和条件，他认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同时，列宁还特别强调政党领袖对于政党文化、政党意志、政党精神，尤其是政党团结具有决定性影响和根本性作用。1921年，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缺乏“有经验、有极高威望”党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确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核心地位的极端重要性。1943年，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指明：“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新中国建立后，为实现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乱象纷呈的国际局势，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核心要素。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纷繁复杂的客观现实，坚持问题导向，因时制宜地提出的“两个确立”，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属性和本性使然。
（二）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厘清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关系，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发挥科学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正确指导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在这里，马克思指明革命理论的优先性和先导性，强调革命理论只要和群众相结合便会成为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空想社会主义和宗派性斗争理论的错误指引下，始终遭遇挫折和失败。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空想社会主义囿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难以有效指导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和驳斥当时社会流行的虚假社会主义学说的丑陋面相，廓清和阐明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此后，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引下，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展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迈进历史新纪元。
面对国内经济派否认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反对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荒谬观点，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驳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斗争。”在这里，列宁将“理论”与“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深刻阐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对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列宁进一步强调：“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十分重视科学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积极意义，主张在无产阶级革命、建设历程中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尤其重视科学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他强调，“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只毛瑟枪。”他通过借喻的方式，把“理论”当作是革命的“武器”之一，把理论斗争提升到与武装斗争并驾齐驱的高度。同时，毛泽东进一步阐释运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武装群众的实践目标。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运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红军，“武装群众”的初步构想。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的重要论断[23]141。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注重在革命实践中推动理论创新。他指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确立政党领袖核心地位、科学理论指导地位的重要论述高瞻远瞩、影响深远，构成“两个确立”生成的理论之源。新时代以来，党在国际上面临的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辨识历史大势，捕捉时代声音将遭受更大阻力。因此，只有承继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格，确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地位、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才能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措置裕如，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复兴赋予的时代使命。
三、现实之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抉择
纵观世界近现代历史，不难发现，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科学的指导思想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追求独立解放的根本保证，更是实现现代化发展、创造新型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当前，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新变化、新特点都不可避免地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聚诸多不确定因素。就国际形势而言，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国际局势乱象纷呈。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板块迅速崛起，国际金融体系深度重构，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正在蓄势待发，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以无比昂扬的姿态大踏步地迈向世界舞台中心；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步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期，东西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生态、民生等领域仍存在不足和短板；从党的自身建设状况来看，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党的自我革命水平持续跃升，政治领导力、组织凝聚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但“四大风险”“四大考验”对党的危害仍旧长期存在。同时，受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经济逆全球化、政治压迫、文化交锋等现象屡见不鲜。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国内新态势，党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自觉遵循历史规律，发挥历史主动，必须要始终坚守“两个确立”，否则就极有可能在交织激荡的国际局势中迷惘无措，在错综复杂的利益藩篱中迷失方向，最终难以肩负起民族复兴、人类解放的时代重任。
（一）“两个确立”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指挥棒”
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政治体制在思想文化、群体意识上的集中表征，是观念上层建筑的统合样态。在政治生活中，它关乎一个国家的道路和旗帜；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以价值观、社会精神等形态出场，驱动和制约着个体、组织的行为方式。马克思曾强调“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毛泽东也曾警示全党，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崩溃是政权颠覆的重要因素。指出，意识形态“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决议》中，“意识形态”的词频高达12次。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构建安全稳定的意识形态格局在新时代的重要战略地位，可见一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态势呈现安全稳定的良好趋势。但这并不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就此烟消云散。恰恰相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正不断呈现新的态势。一是资本与技术“媾和”，趁机操纵和控制社会舆论。资本利用平台垄断优势，以“限流、删帖、控评”等方式片面引导社会舆论，借此达到混淆视听、推波助澜的目的。二是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更为隐蔽、更具迷惑性。近年来，西方不断向中国输出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多次以“人权”“自由”等名义粗暴插手西藏、新疆、香港等地的内政事务。总之，无论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如何变化，终究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抹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击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二）“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党的建设迈向更高阶段的“助推器”
“两个确立”作为党百年奋斗的智慧结晶，对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迈向更高阶段具有重要作用。“两个确立”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大有裨益。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保障。第一，有益于巩固党的政治领导。政治领导的前提在于保障党的领袖和指导思想的核心地位。坚守“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领导的关键所在。第二，有益于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提升政治能力是党加强政治建设的目标追求，是党长期执政、科学执政的首要前提。坚守“两个确立”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接续推进自我革命，提升“四个自我”的能力和水平。
“两个确立”有利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础性建设，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内在保障。在百年党史的各个历史时期，思想建设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第一，“两个确立”有益于坚定全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与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两个确立”的提出，再次明确党的历史使命，补足全党精神之钙，把稳全党思想之舵。第二，坚守“两个确立”有益于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全党。要想确保广大党员思想政治立场不偏离、不转向，就必须要从理论教育入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拥有深刻的领悟。确立“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疑是实现武装全党、教育全党的现实要求。
以“两个确立”统领“两个维护”与“四个意识”同向发力，为新时代党的建设迈向更高阶段提供强劲支撑。“两个确立”是源、是本、是根，是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四个意识”的内在依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党面临着新的严峻态势，仅仅发挥“两个维护”或者“四个意识”的作用显然远远不够。因此，“两个确立”的新时代出场，将“两个维护”“四个意识”有机统领起来，在思想认同、政治认同中，激发捍卫核心、维护核心的行动自觉，助推新时代党的建设水平迈向更高阶段。
（三）“两个确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将百年来党的奋斗主题归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价值目标，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做好了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准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创建了民族复兴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时期，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将遭遇到更为险峻、更为复杂的风险挑战。这就迫切地要求我们坚守和捍卫“两个确立”，才能在变化莫测、风云激荡的国际局势中如期完成历史使命。
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和伟大进程需要党的领导核心来掌舵、需要科学的指导思想来领航。首先，从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来看，“两个确立”能够助推新时代党的建设迈向更高水平，必将为“未来继续成功”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两个确立”的当代出场，极大地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水平和能力。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持续提升势必会带动党其他领域建设水平实现飞跃，由此推动党的建设质量迈向更高的历史阶段。实践表明，党的建设质量愈高，党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实现政治使命的能力就愈强。“两个确立”的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锻造更为坚强、更具智慧的领导核心。其次，从民族复兴的引领力量来看，“两个确立”彰显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必将为“未来继续成功”提供强大的思想指引。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解决中国人民如何“站起来”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解决中国人民如何“富起来”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为实现中国人民“强起来”奠定理论保障。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巍巍巨轮始终保持正确的航向，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科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旗帜。最后，从民族复兴的主体力量来看，“两个确立”能够凝聚和激发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必将为“未来继续成功”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实现民族复兴，是由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广泛参与、戮力同心的伟大事业。“两个确立”如同一面高扬的旗帜，促使民族复兴的实践主体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
四、结语
“两个确立”的时代出场正当其时。从历史逻辑来看，“两个确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智慧结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理论依据来看，“两个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承继和发展，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应然要求；从现实需要来看，“两个确立”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动力源泉和思想旗帜，是民族复兴的形势使然。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深度交汇的关键时期，民族复兴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的历史节点，深刻体悟“两个确立”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时代价值。
（作者：沈泉鑫，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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