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从天上派到人间的快乐使者。这样讲的依据只有一个，即古今中外、世界各地都不约而同地拥有酒、饮用酒。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酒可以给忧愁以化解，给苦难以解脱，给幸福以增进，给自在以欢欣，给生命以升华。
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美酒，最早的传说是始于上古，由黄帝发明了“酒泉之法”。方法是以曲米加丹药，造成了“汤液酒醪”。后传仪狄造旨酒，杜康造秫酒，世代传承发展乃成。从典籍记载看，黄帝是中华人文初祖，仪狄是帝舜之女，杜康是夏国之君。仁怀茅台酒博物馆有文字载：“酒始于智者，后世循之，以之成礼，以之养老，以之成欢”。
《诗经·大雅》载：“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小雅·鹿鸣》载：“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所以，自古以来，酒就具有诸多妙用，可以祭祀，可以享用，可以宴乐，可以成欢。饮酒可以给人带来奇妙的欢乐。
酒为文化，就小的方面说，可以给人快乐；就大的方面说，可以观照人生。在人生这篇大文章中，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不离须臾。所以，常常需要美酒给予抚慰关照。曹孟德在《短歌行》中慨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日常生活中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有美酒佳肴作伴，可以释放压力，超越解脱。唐人王维在《酌酒与裴迪》中吟道：“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说透了人情冷暖，世事艰难，好在有美酒可慰藉，不如酌酒以自宽。尤其是陶渊明作的《饮酒》二十首诗与苏东坡和其韵的《饮酒》二十首诗，时显时微、时深时浅地将人生的况味，饮酒对人生的安顿，表达得谐通佛道之境。如陶公《饮酒》诗曰：“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其十五）”“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其一）”这就将宇宙天道、寒暑荣衰与人道人生、诗酒相娱都串联在一起，以酒达成心会与欢持。苏公在《饮酒》诗里更将人生超脱与饮酒解脱打成了一片。如“醉中有归路，了了初不迷。（其一）”这些诗句都体现了借美酒引人入道，醉中参生灭、去欲身、明空洞、了不迷的关照，是至性至情的解脱升华之道。
在人生诸美中，美酒与诗歌，各擅其长，本应各美其美。但诗与酒的关系尤为特殊，堪堪如孪生兄弟。诗自诞生起，就与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美与共、相携同生。酒不期然注入诗里去，诗不自觉吟入酒中来。正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浣溪沙》）“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李白）中展开的妙趣了。
在古代，祭祀必用酒，必颂词；宴会必用酒，必兴歌。而诗的前身是歌，是用来颂唱的。诗酒在这种长期凑泊应合中，酒的兴奋灵感优势发挥出来，与诗歌的自由浪漫相互促进。在酒精荡漾、身心放松、精神愉悦的状态中，演绎出了诗酒鸣谐、超达旷逸的幸福人生。
我们以诗为证。其一，“取兴或寄酒，放情不过诗”（白居易《移家入新宅》）表达了一旦从酒精的兴奋中提取到诗的兴味，激情的诗就自然地流淌出来了。其二，“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描述了要从俯仰有态的万物中寻找诗情，若得美酒相助，诗句就浩浩汤汤、豪情万丈地涌现出来了。如杜甫所言，李白是真正可以“斗酒诗百篇”的诗人。“一瓮醍醐待我归”（白居易《将归一绝》），醍醐，也是美酒的爱称。以醍醐冠酒名，隐喻了灌顶开悟的含义。所以，酒还可以提升人生的维度，不仅可以“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还可以达到醍醐开悟，自由自在、了了分明的状态。诗人杨乘曰：“酒肠堆曲糵，诗思绕乾坤。”
诗酒二美共美，由酒曲从内在发酵，让诗情诗意从内而外勃发，最终充满了天地乾坤。难怪白居易说：百事尽除去，尚余酒与诗。（邓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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