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鸣
◎冯远征
8月8日，以任鸣对戏剧的赤诚之言——“戏剧就是回故乡”为题，一场围绕他和他的戏剧艺术的追思与回顾，以“任鸣导演艺术研讨会”的方式，在他身后举办。
这次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戏剧家协会、《新剧本》杂志承办。作为导演、作为北京人艺的掌门人，任鸣接续传统、创新表达、培养新人，他一生有近百部导演作品，却低调到生前从未有过一场围绕他个人导演艺术的研讨。关注他的评论家、学者，与他共事几十年的同事、同行，感慨他是“被严重低估的导演”。
任鸣院长的离开很突然，对于北京人艺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入职的时候，北京人艺正好到了一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老艺术家已经开始离去，年轻的一代又没有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茶馆》谢幕演出的时候，台上、台下、后台都非常热闹，没有参加演出的人也要看一看这个谢幕演出，台上的演员也下不去，都像在这样一个时刻做最后的告别似的。我站在上场口看谢幕，没有控制地哭了出来，当时就觉得怎么办，天塌了。那个时候任鸣也很年轻，他后来当了北京人艺的副院长，用相当长的时间为北京人艺的今天打基础。
任鸣很幸运，毕业以后就分到了北京人艺，能够在曹禺先生、于是之老师、林连昆老师、朱旭老师等等前辈的呵护下成长，在还是四级导演的时候，就破格进入人艺艺委会，这是当年老艺术家对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培养。
任鸣一生尽管很短暂，但是很辉煌。任鸣导演说自己一生只干一件事，就是做导演，做人艺的导演。他也确实践行了这句话，一生只在一个单位工作，在这个单位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就是导戏。他一生导演了90多部话剧，在人艺创作的话剧有50多部。现在我在帮助恢复他的《油漆未干》，他还有大量的古装戏、京味戏、现代戏、外国戏，未来任鸣导演作品的演出，还需要年轻导演承担起来。
北京人艺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和开放性的剧院，可能大家都认为北京人艺特别传统，作为一个有70年历史的剧院，有很多老传统、老规矩，但纵观北京人艺的历史，是相当有创新精神的。
首先在焦菊隐先生、曹禺先生的带领下，开创了北京人艺演剧风格，开创了话剧民族化的道路，而且到今天这一表演风格在全国独树一帜。
还有，中国的小剧场话剧、早期探索性的戏剧，都诞生在北京人艺的舞台。当时剧院能够放手让林兆华老师去做，也说明了北京人艺的探索精神。
在任鸣导演50岁左右成为院长后，无论作为院领导还是导演，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北京人艺擅长演京味戏，其实人艺的京味戏并没有那么多，正是因为独特的表演风格，让大家认为北京人艺最擅长京味戏。任鸣从导演《北京大爷》，就跟林连昆老师在京味戏的形式上有一些探索，到《北街南院》《全家福》，到近些年的《玩家》，在表演、演出形式、舞美形式上开启了新京味戏的探索。我们剧院有一句话叫“一戏一格”，他一直在践行，他导演的每一部戏都是任鸣的，但都有新意。
任鸣导演了《知己》《我们的荆轲》等古装戏。他曾经跟我聊，提出了“新东方美学”。话剧民族化到底怎样借鉴戏曲？早期的《虎符》用京剧的锣鼓点，到了《蔡文姬》，没有京剧的锣鼓点，但演员还是按照戏曲的步态行动。今年徐帆再次演出《蔡文姬》，完全是利用了她学过戏曲的优势，在舞台上按照京剧程式化的方式去表演。任鸣从《知己》开始在新东方美学的概念下探索，已经弱化了很多纯戏曲的动作，在形式上有戏曲美学的感觉，但是又探索了一种新的表演方式，生活化一些。
任鸣这些里程碑式的探索，不一定引起轰动的效应，但是对人艺的发展确实有引领和思辨的作用。
人艺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有独特的一批人。我们的外国戏也是这样。我们幸亏有英若诚先生，英先生在把《哗变》引入中国的时候，曾被质疑这个戏是否能在中国有生命力。原因是它是男人戏，没有一个女人，演员上来就是坐在那儿说。英若诚老师说，上了台你们就知道这个话剧的魅力。当时任鸣是这个戏的副导演。有很多关于这个戏的传说，比如导演赫斯顿掐着秒表让演员读台词，因为他听不懂中文，但他要求语言节奏，必须保持这个节奏把台词说完。这也开启了中国演员对表演的另一种认知——还可以这样要求我们去完成表演。朱旭老师当时跟我们聊，他在演《哗变》的时候才明白，我们认为的一些剧场效果，赫斯顿认为是不需要的，如果单纯为了笑声和掌声而演，对这个戏是有损失的。
后来我再接着演魁格，也意识到大段的台词和交锋不应该单纯地顾及观众的反应而演。这也是于是之老师的看法，我跟任鸣探讨过于是之老师的表演，他不会因为观众在这里笑了，明天我就在这里夸张一点，后天再夸张一点，他永远在保持人物的“度”，不是为了博取笑声和剧场效果。
英若诚老师留给我们外国戏中国化的翻译。《哗变》翻译出来演到现在没有改过一句话，也没有一句中国人认知的外国戏应该那样说的台词，英先生的翻译寻找的是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任鸣导演有传承精神，北京人艺历史上留下来的优秀传统，他绝对要坚持，他一辈子都在坚持着现实主义创作风格。通俗的理解，现实主义就是生活化，但其实不然。现实主义可以是荒诞的，可以是超现实的，但是一定跟现实社会、现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荒诞戏在中国没有沃土，如何改变，是文艺工作者的问题，不能强加于观众，责怪观众看不懂。
任鸣导演还留下很多自己的创作感受和体会，完成了《导演的思想》《戏剧的力量》《舞台的魅力》等著作。
杨乾武老师那天在追思会上说了一句话特别好：他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导演。他也是一个值得被研究的导演。
任鸣导演离开我们了，但我又觉得他并没有离开，大幕开启的那一瞬间，他就在。他秉承着承上启下的责任，培养了徐昂、闫锐、唐烨、韩清、杨佳音等导演。我做导演，也是他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你应该做导演，你一定要去做导演。我在他的鼓励下也开始自己导演方面的发展。
当今的中国戏剧已经不是非要讲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化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化了，只是化到什么程度，怎么化，如何传递东方文化。我相信北京人艺会传承这些精神，任鸣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财富，请相信北京人艺不会让大家失望。
任鸣的去世时间写的是19点29分，那天，还有1分钟，人艺的大幕就拉开了。上个月《哗变》这轮演出的最后一场，开幕的时间是19点29分，致敬我们的院长任鸣先生。
本文据冯远征在“任鸣导演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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