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十七个国家七十五位具有影响力的各界人士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最终这场“盛会”于1949年4月20日至25日在巴黎和布拉格两地同时举行。全球七十二个国家的两千余人出席了这场会议，会议通过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等十余项纲领性文件。
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郭沫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布拉格的会议，与之同行的还有徐悲鸿、翦伯赞、郑振铎、程砚秋等我国近现代文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但会议提出一项各个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所有与会国家代表团必须演奏本国的国歌。
而此时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就出现了，虽然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新中国还未正式成立，更没有一首歌是新中国的国歌。在此关头，郭若沫与代表团成员商议，最终决定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临时代国歌使用。
此时全中国已经基本解放，《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却引发了代表团内部的争议。有代表团成员认为，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继续唱“最危险的时候”，是否还符合当下的状况？
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
显然郭若沫也考虑到了这一层的利害关系，便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向上级请示国歌的问题，迅速引起了重视，对国歌的拟定工作也就因此展开。
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将拟定国歌作为优先级最高的事项之一。因此拟定国歌的任务迅速铺展开来。政协任命马叙伦为“国歌初选委员会”的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则具体分工负责这项工作，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
1949年7月15日至7月26日，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分别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这引发了海内外华人的热烈反响。截至8月20日，“国歌初选委员会”已经收到应征稿六百三十二件，曲谱共六百九十四首。
曾经担任过第一届全国政协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秘书的彭光涵，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见证了国歌诞生的历程。根据老人晚年多次讲述征集国歌的事情：
“在国歌征集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全国应征投稿者积极踊跃，既有高级将领、著名诗人、权威学者，还有普通群众，包括军人、工人、农民、干部、教师、学生和自由职业者等,大多来自北平、上海和东北城乡，遍及全国省市地区， 还有尚未解放的地区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等。”
1949年的七月，北京城热浪滚滚，就像是赤焰烤着这片土地一般。在北京饭店的一间会议厅中，“国歌初选委员会”六组成员在这里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为了选出合适的国歌，小组还专门搬来了钢琴，邀请钢琴师一边弹奏，一边审听。经过连续几天的审读，并没有出现一首歌能赢得“委员会”的青睐。
北京饭店
这毕竟是国歌，不得儿戏，更不能为了应付差事随便选一首。在无果的情况下，小组决定从现有的词稿中择优选出十三首，之后再交由“委员会”审核，然后再交给音乐家谱曲，再登报公布歌谱，在群众试唱后再选出国歌。
但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要求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创作出全新的，适配歌词，而且还要符合群众审美，国家形象，这一点是几乎没有可能做到的。国歌拟定工作已经拖到了8月底，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即将在10月1日举行，这个压力不可能不大。
“国歌初选委员会”最终一致决定，应该从现有的中国革命歌曲中排序审查，看看能否挑出适合我们的国歌。冼星海的《救国军国》、《太行山上》，郑律成的《延安颂》、《延水谣》，张寒晖的《松花江上》，任光的《渔光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还有同《义勇军进行曲》并列姊妹篇的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都放进了待选曲目。
但哪一支能够具有代表性，能够有传唱度，普通百姓能接受，歌词是否符合新中国，这些都是问题，而众人也因此议论纷纷。此时徐悲鸿第一个站了出来，提出要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来的。
徐悲鸿早年留学于法国，对法国国歌《马赛曲》有很深刻的印象，因此徐悲鸿认为：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没有国歌之前，都会采用一些得到民众认可的、合乎国情民意的歌曲作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此之前便已经流行开来，在民众层面以及知名度层面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应该考虑用这首歌。
徐悲鸿的观点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郭若沫、张奚若、梁思成、刘良模等人都支持徐悲鸿的建议。
其实《义勇军进行曲》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当时美国的中小学生从广播电台中和电影中就能听到这首歌。美国黑人音乐家保罗•罗伯逊甚至专门问过刘良模：“如果这首歌不是中国的国歌，可以考虑采用为国歌。”
刘良模对此观点颇为赞同，在刘良模看来，新中国是由工农建立起来的国家，国歌自然应该从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既然《义勇军》进行曲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承认，就算是大作曲家作出来的曲也取代不了。因此刘良模在会议上说：“《义勇军进行曲》正是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所以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
郭沫若虽然同意徐悲鸿的观点，但是对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词仍然不满意，郭沫若认为有必要修改歌词，这也得到了会议中部分人的认同。田汉作为《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田汉说：“音乐是很好的，应该没什么问题，歌词过去有它存在的历史意义，历史使命完成了，现在应该给新词让位了。”
而张奚若、梁思成等人又提出新的意见，他们认为正是因为这首作品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原词的含义很是深刻，二人认为应该保持原创性和完整性，没有必要进行修改。
经过第六小组反复讨论，最终未形成决议。1949年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出席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再次召开的国歌制定问题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这首歌的思想艺术高度与国际国内影响肯定成为入选新中国国歌的基本理由，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1944年二战出现重大转折，同盟国胜利在望，美国指挥家福尔希斯提议，经美国国会批准，决定在胜利之日演奏各国乐曲，《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被选定为代表中国的乐曲。
因为国歌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中央对国歌事务很是慎重。9月25日，最后一场关于国歌问题的会议在丰泽园的会议室中召开。毛泽东与周恩来邀请当时北京各党派和文化界人士参加了会议。
丰泽园
已经确定了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次会议的目的旨在讨论是否需要修改“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周恩来对此问题的态度很是明确，周恩来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中包含了“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的思想，虽然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新中国还将面临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的欺辱，新中国发展越强大，帝国主义就会越想破坏攻击我们，因此不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因此周恩来拍板保留“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周恩来在会议中说道：“《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时，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奋勇向前不屈不挠的精神，歌词改了就没这味道了。”
毛主席对这个观点很赞同：“新中国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但我们还是要居安思危。这首歌中的这一句歌词，我看很好嘛！意义深远，我赞成。”
最终会议决定，保留《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这首歌将会在1949年10月1日在全中国奏响。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组织大家起立，他要指挥带领与会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因为这首歌将成为新中国的国歌。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十六人一致响应，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地放声高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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