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版家，黄洛峰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革命的文化出版事业。三十年代，他在李公朴、艾思奇等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主持社务，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团结抗日。主持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他曾经长期和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等同志一起，团结大批进步作家，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坚韧不拔的斗争，不断扩大革命书刊、进步书刊出版阵地。
黄洛峰曾就职的“读社”，也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的一部分。1937年2月，“读社”经过改组扩大之后，黄洛峰任经理，兼做出版业务和全社的经营管理。
黄洛峰在出版业务上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订出版方针和出版计划。
“读社”本来就有办成“读者之家”“作者之家”的宗旨，经过社领导的多次酝酿，出版方针定下来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长远任务和以抗日救国为现实任务。这个方针为“读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出版计划是由黄洛峰和艾思奇、郑易里精心研究之后提出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首先要出版的就是《资本论》。
1867年9月，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第1卷）在德国汉堡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最厚重、内容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资本论》在当时被引进中国出版也是非常艰难的：
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资本论》的第1卷第1分册（即第1卷的第1篇），由陈启修（陈豹隐）根据德文版参照日文版翻译。
1932年8月、1933年1月，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2、3分册，由潘冬舟翻译。
1932年9月，北平国际学社出版《资本论》的上册，由王慎明（思华）、侯外庐译。
193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即第1卷第1、2篇），吴半农译、千家驹校。
1936年6月，北平世界名著译社出版《资本论》第1卷中册（即第3篇第8章至第4篇第13章）。世界名著译社出版《资本论》第1卷下册（即第5篇第14章至第7篇第25章），右铭、玉枢译。
……
从1930年到1936年，经过京沪两地学者的努力，《资本论》第1卷中文版全部出齐。
1928年，郭大力（1905—1976，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王亚南（1901—1969，经济学家、教育家）已经着手合译《资本论》全三卷，曾几度接洽出版事宜，但都未能如愿。经原《读书生活》编辑夏征农介绍，他们找到了“读社”，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财薄利弱又困难重重的出版社当即答应出版《资本论》，并完全同意译者所提出的要求。
为了保证《资本论》翻译的顺利进行，“读社”与译者签订了约稿合同。合同规定：每月由出版社支付郭大力、王亚南各80元预付版税。而且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日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拿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专供支付译者预付版税之用。
尽管这个单立的专门账户占用全社资金近半，黄洛峰也毫不动摇，宁肯在其他方面更艰苦些，紧缩开支，也不愿失信于辛劳的译者和渴望的读者。他动员全社人员，不管大气候怎么恶劣、小环境怎么困难，都要齐心协力，保证《资本论》在中国的出版。
正当黄洛峰一展宏图之际，日军侵华的战火烧到了上海。
1937年7月31日，李公朴被释放回到上海，不久即与柳湜到华北前线慰劳军队。这时，艾思奇和周巍峙相继奔赴延安。“读社”领导集体只有黄洛峰、郑易里还在上海。本着“在抗战中求发展”的方针，他们决定将“读社”西迁武汉，上海则由郑易里负责，留在租界等待《资本论》的译稿，并处理书刊的其他事宜。刘麐、张汉清等协助他继续坚持出版发行工作，作为后盾。
“读社”的领导集体就这样分向三处：延安、上海、武汉。随着抗日战争的迅速蔓延，整个出版事业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读社”也不可幸免。但是，《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要继续执行不能改变，这是黄洛峰离开上海前，和郑易里一起向译者作的保证。
郭大力的翻译工作，也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干扰。当《资本论》第1卷译稿交到郑易里手中之后，郭大力提出，为了人和译稿的安全及后续工作，要撤往他的家乡江西赣州。他的计划得到了“读社”的大力支持，“读社”专门派人陪送他绕道香港等地，安全转移到达目的地。
这样，郭大力在老家译完了第2卷和第3卷（其中部分稿件为王亚南所译）。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无产阶级提供强大理论武器的《资本论》译稿在中国的上空传递着，直至1938年3月。
1938年3月，郑易里拿到了《资本论》全部译稿。为了译文的准确，郑易里对照日文译本校阅了一遍，同时又请章汉夫对照英文原版校阅过部分译稿。
黄洛峰常常以《资本论》出版为例，提醒“读社”的所有工作人员：“这就是我们的事业，对伟大人物的巨著，就要具备这样严肃的科学态度，来不得半点疏忽和马虎，因为巨著本身凝聚着科学结晶，参与制作的人，都必须具有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
当黄洛峰得知《资本论》全部译稿已经过反复校阅可以付印，又了解到上海印刷业因战事而暂时萧条，印刷厂家无活可接，印刷、纸张、材料价格都较为低廉，在上海印制比大后方具有价廉、质优、时短等优越条件后，马上召集会议专门研究以下问题。
第一，目前上海已被日军占领，租界已成孤岛，若没有既熟悉上海情况又懂得出版印刷业务的内行去帮助郑易里是不行的。决定派得力助手万国钧专程绕道返回上海，商定版式，联系适当印厂，接洽买纸、资金等事宜。第二，书印制完成后如何从上海运到大后方？战火会烧到哪里，难以预料，必须派出专人探明安全道路。第三，在大后方如何发售预定，如何运往延安，使这部巨著能在中国起到应起的作用？
一切都要从长计议。
“读社”请郭大力从赣州回到上海，与郑易里共同主持《资本论》的编辑出版工作。由郑易里、郭大力看校样。在付排时，《资本论》是横排还是直排、用5号字还是用新5号字等问题，通过汉沪两地函电往来，作了较为慎重的商讨，决定用新5号字横排。用了3个月时间，突击完成了《资本论》三大卷的出版工作。
今天，我们能看到第1版《资本论》书末《译后跋》中印有的两行字：“最后，我们应当感谢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个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校正的工作。”
1938年8月31日《资本论》第1卷出版，9月15日第2卷出版，9月30日出齐了第3卷。至此，《资本论》全译本在中国问世了。
1938年8月31日，《资本论》第1卷在上海出版。
当黄洛峰看到样本时，激动不已，高声喊着：“呵！这部光辉伟大的著作，终于在中国诞生了！”他情不自禁地立即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两年多来多少人为此书付出艰辛劳动，而今终于问世了，这是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呵！
接下来，摆在“读社”面前的难题是如何把书运到各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要把《资本论》从上海运到重庆和桂林是十分艰险的。当时只能经过香港才能转运内地。第一批2000部《资本论》，装了20只大箱，费尽周折，绕路运达广州。不幸的是，广州被日军占领，这批书毁于战火。
黄洛峰为之彻夜难眠，痛悔自己考虑不周，未能保证书的安全运转。于是致电上海，让郑易里专程携带，绕道广州湾（即湛江）内运。
如何将《资本论》安全送达延安，成为当务之急。通过邮寄肯定会被查扣，于是黄洛峰向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了汇报，并做了妥善安排：从重庆、桂林，分头运送。
从重庆送达延安，是由南方局转运的。桂林送达延安这一线路，则安排“读社”桂林分社（与新华日报社合作开设的门市“读者书店”）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联系，适逢该处有卡车往延安送纸张和印刷器材。通过这辆卡车，“读社”的张汉清等几位同志把几十部《资本论》完好无损地送到延安。
送往延安的这批《资本论》，其中一套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阅读并留下了批注，如在第1卷扉页出版时间“中华民国27年8月31日”下边写了“1938年”，还写了《资本论》原文版本第一次问世是“1867年”，又写了“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到了1954年，毛泽东再次阅读此书时，在第一卷目次下又写了“1867年距今87年了”。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就有《资本论》，可见《资本论》中文版的出版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当年读过的这部书至今仍保存着。
正因为这部书是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宝书，黄洛峰和他的战友们才甘冒最大风险，包括被捕坐牢的风险，都在所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出版发行，送到读者手里，得到社会和人民的称赞。
当然，在抗日战争的国统区里，一面是为抗战、为团结、为进步进行着紧张严肃的斗争；另一面则是搞摩擦、搞分裂、搞倒退，弄得乌烟瘴气。《资本论》的出版发行，成了双方关注的大事，马克思主义者为之欢欣鼓舞，而仇视马克思主义者则恨之入骨。其焦点都集中在《资本论》的发行人黄洛峰身上。
黄洛峰不顾个人安危，从译文、出版、印刷、运输、发行，一直到送达读者手中，每道工序、每个环节，都刻印着黄洛峰和其他参与者的辛勤劳动和闯关过卡的智慧。这部书的出版发行，集中地反映了黄洛峰和他的同事们作为革命出版家的胆识和魄力。
黄洛峰为我国革命出版事业，创造了一个榜样。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版家·黄洛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