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前的黄河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森林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平原地区的森林遭受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平原地区已经基本上没有林区可言了。

（一）

　　秦汉之时，关中的树木还不断受到称道[1]，可是规模较大的林区却是少见了。长安附近有一个上林苑，跨有今长安、周至、户县、兰田四县境[2]，其中有松柏，也有其他杂树的丛林，是可以当“林麓泽薮”之称的[3]。不过上林苑只是皇家一个苑囿，并非都是林区。此外，还有一些小块林地，长安城东南的楸林就是其中的一处[4]。封建王朝有些宫殿以树木为名，也说明近旁是多森林的。位于盩厔县（今周至县）的长杨宫[5]和五柞宫[6]，就是例证。

　　关中除一般树木外，还多竹林。这时关中被称为“陆海”，鄠（今户县）杜（今长安县东北）竹林，就是其中的一种出产[7]。一些地主如果能在渭河两岸有一千亩竹林，他的收入就可以和封君相同[8]。西汉王朝在今周至县东特设竹圃[9]。后来关中竹林迭受称道，竹圃甚至成为一地的专名了[10]。

　　关中以东几个平原地区有关森林的记载，这时更为稀少。伊洛河下游的洛阳和长安一样，也是长期作过都城的。都城之中自然需要有些树木点缀风景[11]，城外一些涧谷中也有若干茂林竹柏[12]，都只是些园林，说不上有什么规模的。至于黄河以北的沁河下游，一些冈阜上的柏树，“负冈荫渚，青青弥望”[13]，别有风味。

（二）

　　秦汉之时，陇山以西渭河上游板屋的习俗方兴未艾[14]，甘泉山下离宫内外有“豫章杂木，楩松柞棫，女贞乌勃，桃李枣檍。”[15]树种既不少，株数尤繁多。西汉末年一次大风，就吹折了宫内十围以上的大松树百余株[16]，由此可见一斑。其南车箱坂下，汉时种梨成园[17]，迄今当地尚有李园山、李园上庄、李园下庄。这个李园当是梨园之讹，因为这里本是当时梨园的旧地。

　　现在的晋西北，也就是吕梁山脉之西，当时也是森林地区，至迟到西汉中叶以后当已如此。吕梁山脉之东，今静乐县北汾河的一条支流上[18]，今榆次县东洞过水北[19]，也都有过林木。

（三）

　　秦与西汉相继都于关中。关中之南秦岭上的森林，这时依然受到重视。当时所说的“陆海”也包括这段秦岭。特别为人们注意的乃是山上的檀、柘等较为名贵的林木，不过其间穹谷中的幽林，还是不容漠视的。迄至南北朝末叶，盛况依然。重要的树种，如“杶干栝柏，椅桐漆梓”，样样皆有[20]。西秦岭上的森林与渭河上游各地仍相媲美。秦岭东端的华山，森林更为茂密，从山巅一直到山下岳庙侧旁，连绵不绝[21]。

　　崤山为关东西大道必经之地，山上森林最易受人注意，特别是旧函谷关附近的松柏不减前代。由崤山东去，邙山上的松林元木[22]，首阳山上的嘉树林[23]，都能为时人所称道。

　　中条、析城、太岳诸山的森林，迟至北魏时始又见于记载。今永济县南中条山的支峰就多生翠柏[24]，今垣曲县北这座山的另一个支峰上，翠柏而外，兼多青松[25]。而沁河流经析城山的那一段山间，却有不少小竹细笋[26]。太岳山上岳庙附近同样也有森林。

　　秦汉时的记载没有提到吕梁山。但吕梁山却是一个重要的森林地区。吕梁山于汉时属西河郡。西河多山林，下至魏晋犹为世人所称道，而吕梁山的森林实为西河山林的主要部分[27]，顺便指出，吕梁山东侧一些支阜的森林，如晋水源头悬瓮山上的杂木[28]，文水所流经的谒泉山的松柏[29]等，皆可以显示吕梁山森林地区的范围。

　　黄河以西，子午岭和黄龙山有无森林，秦汉时没有记载。到南北朝时，黄龙山东侧龙门附近也有材木外运[30]，足征当地森林的概略。应该指出，由于东汉初年的一些军事行动，可以考见今固原县西南的六盘山上[31]及陇县、千阳附近的陇山之上都有茂密的森林[32]。由于当地的森林茂密，使行军都受到阻碍，有的须绕道而行，有的甚至还要伐山开道。尤其是在陇山之上，迄至北魏时，依然如此[33]。

（四）

　　论秦汉时的森林不应忘记一提榆谿塞，所谓榆谿塞，乃是种植榆树，形同一道边塞。榆谿塞的培植始于战国末年，是循当时长城栽种的。战国末年的秦长城东端始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黄河右岸的十二连城，西南行，越秃尾河上游，过今榆林、横山诸县北，再缘横山山脉之上西去[34]。西汉时这条榆谿塞再经培植扩展，散布于准格尔旗及神木、榆林诸县之北[35]。这是当时的长城附近复有一条绿色长城，而其纵横宽广却远超过于长城之上。近年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瓦尔吐沟[36]、速机沟[37]、玉隆太[38]等地墓葬中皆发现鹿形的铜饰件及明器。鹿为林中之物，则其地当有森林，故能反映于器物形态。这些地方都在秦长城之内，则当地的森林就不限于秦长城之外的榆谿塞了。不过，还应该指出：这个地区在当时不仅榆树成林，还有不少竹林[39]。

　　战国末年，秦长城西达于今甘肃岷县。榆谿塞是否随长城向西，不得而知。这条秦长城经过陕北，就在当地也不是无森林可言的。今靖边县北无定河北岸白城子为十六国时赫连勃勃所建的夏国都城统万城的遗址。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这座废城遗墟中发现了筑城时的堆积材木的旧地，其中尚有不少大可合抱的松柏和杉木。材木大可合抱，年代当然不会很短促。是当地森林已有悠久的渊源了。

　　后来秦始皇时在旧长城之北，复筑长城，过今兰州，循黄河而下，再循阴山山脉而东[40]。汉时人说，秦始皇修筑长城时也曾树榆为塞[41]。今兰州东南有榆中县，这个县远在秦始皇时已经有了[42]。这个县既在当时长城附近，又以榆中为名，显示汉时人的说法并非虚语。这里的榆谿塞，同样到南北朝时还大体存在[43]。

（五）

　　西汉时，阴山山脉的森林也开始有了记载。当时有一位侯应曾经说过，阴山山脉东西长数千里，山中草木茂盛，匈奴利用山上的材木，制作弓矢，那里实际上成了匈奴的苑囿。匈奴失掉阴山后，他们那些人经过阴山附近的时候，没有不痛哭流涕的[44]。侯应这段话，不仅显示出阴山山脉中森林地区的广大，也说明了其中有很多可用的良材。南北朝时期，北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南）远征夏国，进攻其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无定河北岸白城子），为了充实军力，就曾到阴山伐取材木，大造攻具[45]。

（六）

　　这个时期山地森林没有见于记载的，略有熊耳、嵩山、王屋、太行以及子午岭诸山。前一个时期这几座山都有过有关的记载，这只能说是这个时期有关记载的阙漏，不能说这时都已没有森林。因为以后一些时期这些山上都还有不少的森林，而这时又未见到大规模的破坏，不可能中间突然消失罄尽。吕梁山及其西侧直至黄河东岸这个时期不仅都有森林，而且远在北陲的阴山山脉的森林也初见于记载。这些都可以补充前一时期的罅漏。

（七）

　　这个时期平原地区的森林由于农业的发展继续受到破坏，直至这些地区中，森林基本上已无复存在。

　　秦汉时期，河东、河内和伊洛下游的河南并称为三河。三河之地在那时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土地狭小，人口最多，为全国有名的富庶地区。就是关中也是和三河一样的[46]。这些地方既然适于发展农业，人口众多，土地的开垦也就转为迅速。当时董仲舒曾经说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47]。这显示出封建地主阶级无餍的压榨剥削，土地集中的情况。这时平原的森林地区不是控制在王朝的手中，就是为封建地主所攫占。如果他们认为某些森林对于他们还有些利益，仍是可以免于破坏的。西汉初年，洛阳附近的人由于近处已无烧炭材木，要远到其西南宜阳县山中去砍伐森林[48]。关中的封建地主阶级却把能在渭河岸旁拥有竹林作为一项特有的财富，计算的单位是一户起码要有1000亩[49]。仅就这一项来说，已经够可观了。其实就关中来说，竹林虽多，只是森林中的一个较小部分。

　　当然，农业地区和森林地区的分野并不一定就这样固定下去。这期间森林地区在乎原中时有盈缩，只要有可能还是会有所发展的。出自刘宋时人之手的《秦州记》，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说是登上陇山，东望秦川，看到墟舍桑梓，与云霞一片[50]。这话说得有些夸大，登上陇山怎么能够看到秦川，而且还看得这样清楚？不过这里面却至少反映出关中西部的森林那时还是不少的。

　　可是再往后去就显然和以前不相同了。北魏实行均田制度，北周和隋都相继遵行，直至唐代中叶始行废止。这里不必详细谈论这一制度的细则，但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当时计口授田，所受之田称为露田。男夫初受田时，另有20亩桑田。按规定桑田中要种桑50株，植枣5株，栽榆3株。受田的人死后，露田是要还给封建王朝的，桑田就可以不必归还。因此，在露田中是不能随便种树的。桑田虽说可以种树，但受田的人种树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因此，当时还规定这三种树在受田之后三年之内一定要种毕，不种毕的就要夺田[51]。桑田和露田比较，只占一小部分。就是这一小部分种树还是那么少，怎么能够说是森林？

　　然而更有甚者。西魏时，韦孝宽为雍州刺史（治所长安县，在今西安市西北），曾命令于大路旁每隔一里栽种一株槐树，作为斥候巡罗守伺的标帜，且可以便利行旅的休息。宇文护看到了，认为这是一宗好事，就到处推广，要其他诸州效法，并规定每隔1里种树1株，10里种3株，百里种5株[52]。这在现在看起来，真是一宗天大的笑话！但在那时却说明了一些问题：第一，说明关中长安附近树木缺少的程度；第二，西魏的疆土东边达到今山西新绛县和河南新安县附近，只有黄河中游的大部分。这事也说明了当时黄河中游平坦宜农的地方都已没有森林了，森林地区都已被限制到山地去了。

　　由于农业地区的扩大，平原森林的逐渐减少，山地森林自然会随着受到破坏。秦汉时期关中和洛阳曾先后为封建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宫殿、苑囿、官署、宅第的建筑处处需要材木。当时还为此设了一个叫做“主章”的官职，专事管理采伐大木[53]。由于炼铁事业在那时也有所发展，在一些县中设有“铁官”，专管冶炼事宜[54]，融化矿石也是需要相当数量的木柴的。当时未闻远从外地运输，可能是在就近的山中采伐的。采伐的数量没有见诸记载，但在东汉末年，董卓挟迫汉献帝迁都长安时，曾说过可以利用陇右的材木建筑宫殿[55]。仿佛终南山中已经没有什么巨材了。

　　所谓陇右材木，就是出自渭河上游的森林。战国秦汉时期，渭河上游的居民都是利用从森林砍伐来的材木建筑房屋，这当然是一笔不小的消耗。不过对于当地森林却还不曾有过分的影响。至于像东汉初年来歙远征隗嚣时那一次的进军，在陇山上伐山砍木开辟道路[56]，算得上一次较大的破坏，实际上影响也并不十分显著。比较显著的破坏要算是六盘山的北段和子午岭的北段。这两山之间的大片土地，也就是由宁夏的固原县到甘肃的庆阳县，在那时刚由畜牧地区改为农业地区，接着又几次大批移民，当地城郭屋宇的修建，都要由这两侧山上伐取材木，致使严重破坏山上的森林，长期未能得到恢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由于游牧部落相继向南迁徙，黄河中游一些农业地区又复改为畜牧地区。虽然是农牧的交替，对于有关地区森林分布的局面并没有很多的改变。如果说有所改变，而且较为严重的，当推黄河中游东南隅的洛阳及其附近地区。这里虽不是农牧交替的地区，却是长期乱离的所在。这里本是东汉魏晋诸王朝的故都，不断的兵争使这座都城残破不堪，沦为丘墟[57]。后来北魏由代（今山西大同市东南）迁到洛阳，虽说是因袭魏晋旧居，实际上是从头另建新都。由今传世的《洛阳伽蓝记》可以看到，其间规模制度完全与旧日不同，为当时黄河流域少有的都会。建设这样规模宏大的都城，其所需的材木都远取之于当时的西河之地，也就是吕梁山上[58]。为什么不就近取之于伊洛流域诸山？可能这些山上的森林已经破坏殆尽了。如果说这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恶果，谅不为过。具体的例证，可由函谷关东西的变迁略见一斑。前面已经说过，函谷旧关尝被称为“松柏之塞”，过关而西，就是“桃林之塞”，正是由于松柏和桃林遍布山野，遂使往来大道成为幽谷。但到南北朝时，函谷关附近虽然还是松柏荫蔽，再往西去，大道侧旁，废垒残壁随处皆是，山原陵阜之际都成了设防屯营的地方[59]。所谓“松柏之塞”和“桃林之塞”，在那里也许已成为令人费解的古老称号了。

　　这样的情形就是远在北陲的阴山山脉也是难于幸免的。阴山山脉本来就多森林。北魏远征夏国时，曾在山上伐木，制作攻具。当时采伐的具体冈峦不可具知，然白道岭（今呼和浩特市北）之西的一处山上，就已成了童阜[60]。

（八）

　　这里，还应该接着论述这一时期森林地区和畜牧地区之间的变迁。

　　这一时期畜牧地区的变迁相当剧烈，而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大。作为畜牧地区和农业地区分界线的长城，在秦始皇时北移于阴山山脉。原来阴山山脉以南的畜牧地区，这时即使不成为农业地区，亦当成为半农半牧地区。魏晋以后，游牧部落大量南移，其迁徙所及，已远远越过战国时秦长城那一条界线。这一时期向南迁徙的游牧部落，有的已经农业化，不完全以畜牧为生涯。不过这种变迁对于森林的发展并无多少助益。譬如，六盘山和子午岭之间泾河北侧各支流流域，这一时期有关森林记载仍相当缺乏。这里本是农业地区，再由农田转变为草原。这样的转变与森林无关，所以当地的森林不可能有所发展。只是人口较为稀少的地方，土地利用率不大，森林才有生长扩大的可能。战国时秦长城附近的榆谿塞，虽为人工有意培植，然由于少受破坏，还能够多历年所，不断发展下去（见图5-8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游森林分布图）。

宋朝以前的黄河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1)

注释：

[1]《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山西饶材、竹、穀、旄、玉、石。”这只泛言崤山以西，不专指关中一区。这里说到了材、竹和穀树，虽指出了重要的普遍种植的树种，却难以就此说明森林的分布。《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汉兴，去三河之地，止灞浐之西，泾渭之南，此所渭天下陆海之地。……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这主要还是说农业，森林并非主要的。在汉时，另一位史学家班固把关中果园和甘树并列（《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附子班固传》），好像都不能以林相称。

[2]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六。

[3]《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附子班固传》。

[4]《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爰叔（谓董偃）曰，‘顾成庙远，无宿宫，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馆陶公）主献长门园’。”顾成庙在长安城南，见《汉书·文帝纪》。长门园在长门，长门在长安城东南，为去顾成庙经过的地方，故爰叔说董偃劝馆陶公主献之。这里所说的荻竹的“荻”字，据师古注，就是楸树的楸字，谓顾成庙附近有楸树及竹林可供游玩。

[5]《三辅黄图》。

[6]《汉书》卷六《武帝纪》。

[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

[8]《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9]《水经·渭水注》。

[10]《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附子班固传》。

[11]《水经·谷水注》：“魏明帝起景阳山于芳林园，树松竹草木。”又，“景阳山北，竹柏荫于层石。”

[12]《文选》卷四五，石季伦《思归引序》：“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水经·谷水注》引石季伦《金谷诗集叙》：“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中，有清泉茂树，众果竹柏。”

[13]《水经·沁水注》：“沁水东径野王县故城北。水北有华岳庙。庙侧有欑柏数百，对郭临川，负冈荫渚，青青弥望，奇可玩也。”

[1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15]《古文苑》卷二一，刘歆《甘泉宫赋》。

[16]《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

[17]《长安志》卷一。引王褒《云阳宫记》。据说这里的梨园广袤一顷。这当是约略之辞。根据现在李园山、李园上庄、李园下庄分布的方位，则原来所谓梨园的范围，应远超过一顷。

[18]《水经·汾水注》：“汾水又南与东西温溪水合。水出左右近溪，声流翼注，水上杂树交荫，云垂烟接。”东西温溪水在今静乐县境，其说见《水经注疏》六。

[19]《水经·洞过水注》：“洞过水又西与原过水合，近北便水源也。水西阜上有原过祠。……栋宇虽沦，攒木犹茂，故水取名焉。”按：洞过水于会原过水后，始过榆次县，是原过祠当在县东。

[20]庾信《庾开府全集》卷一二《终南山义谷铭并序》。

[21]《水经·河水注》：“常有好事之士，故升华岳而观厥迹焉。自下庙历列柏南行十一里，东迴三里至中祠。”所说的柏树林只是由山下岳庙至山上路旁一处。《魏书》卷一九下《安定王休传附子燮传》，载燮为华州刺史，欲迁州于冯翊（今大荔县），乃上表请求。表中说：“冯翊面华渭，包原泽，井浅地平，樵牧广饶，采材华阴，陆运七十，伐木龙门，顺流而下，陪削旧雉，功省力易。”华阴之材自出于华山之上。如郦氏所云，华岳下庙与中庙间列柏，当非元燮所敢采伐。所谓“采材华阴”，正说明华山上森林的范围相当广大，不限于下庙中庙之间一处。

[22]《全晋文》卷八五，张协《登北芒赋》：“松林掺映以攒列，元木搜寥而振柯。”

[23]《文选》卷二三，阮籍《咏怀诗》：“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土，上有嘉树林。”《全三国文》卷四四，阮籍《首阳山赋》：“仰首以广頝页兮，瞻首阳之冈岑；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言。”

[24]《水经·涑水注》：“（兴泽）南对盐道山。其西则石壁千寻，东则磻溪万仞，方岭云间，奇峰霞举，孤标秀出，单络群山之表，翠柏荫峰，清泉灌顶。”盐道山为中条山一支峰。

[25]《水经·河水注》：“教水南流，历钟鼓上峡，……夹岸深高，壁立直上，轻岸秀举，百有余丈。峰次青松，岩悬頳石，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钟鼓上峡亦中条山一峰。

[26]《水经·沁水注》：“沁水又南五十余里。沿流上下，步径裁通，小竹细笋，被于山渚，蒙茏茂密，大为翳荟。”沁水由此才流讨析城山。

[27]关于两汉西晋时期西河郡是一个多森林的地区，《水经·原公水注》引西晋时所立的《司马子政庙碑》文说：“西河旧处山林”，就是具体的描述。碑文接着还说：“汉末扰攘，百姓失所。魏兴，更开疆宇，分割太原四县以为郡邑。”这四县是离石、隰城、中阳、介休（《晋书》卷一四《地理志》）。离石、中阳两县在西汉时就属于西河郡，东汉时离石县更成为西河郡的治所。可见，所谓“西河旧处山林”，系指两汉时西河郡而言。因为两汉时西河郡跨黄河东西，西北远及于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部，西晋时的西河郡才有今山西汾阳县及其附近的一些地方。这里还应进而说明吕梁山以西，迄至黄河岸上的西河郡的河东部分，当时在这个广大的地区中只设了几个县，主要都设在今离石县附近的三川河下游。西汉时还在今临县东北湫水河中游设了一个临水县，再北就没有设县了。这样广大的地区为什么再没有设县？可能与当地的森林茂密有关。现在临县、兴县、岢岚等县还有若干林区，偏关、河曲、保德诸县已没有森林，明清之际这些县的若干山梁上犹有森林的记载，可作为证明。

[28]《水经·晋水注》。

[29]《水经·文水注》。

[30]《魏书》卷一九下《安定王休传附子燮传》。

[31]东汉时六盘山上森林的盛况，由光武帝西征隗嚣的行军道路可以推知。《水经·河水注》：“苦水出高乎大陇山苦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嚣。吴汉从高平第一城苦水谷入，即是谷也。”这里所说的大陇山就是六盘山，苦水谷为流经今宁夏固原县城外清水河的发源处。苦水河当然是由于那条河水味苦咸而得名的。水味苦咸能够影响到河旁树木的生长和繁殖。这就是说，大陇山上的森林稠密，大队人马不易通过，才特意选择这样一条树木不多的山谷进军，虽水味苦咸也顾不得了。

[32]《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又卷一五《来歙传》。

[33]《魏书》卷五八《杨播传》。

[34]史念海《河山集二集·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35]榆谿塞至少有两条，其一是随着秦始皇所筑的长城而发展成为林带的。《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所说的“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即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即指此而言。这条长城是由现在甘肃岷县循洮河而下，又沿黄河而东，再由宁夏贺兰山上而北，至于阴山山脉。现在兰州市东南有一个榆中县，其设县和得名，当与这时栽种榆树有关。但秦始皇时这一建树，并非新创，而是沿袭以前的旧迹。《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旧塞，绝梓岭，梁北河。”按当时行军路线和所经的地方，这条榆谿旧塞并不是秦始皇所筑的长城，而是在现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也就是斜贯在东胜、准格尔次生黄土平缓丘陵区中。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中论述了这条榆谿旧塞．他说：“诸次之水东径榆林塞，世又谓之榆林山，即《汉书》所谓‘榆溪旧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薮矣。缘历沙陵，届龟兹县西北，故谓‘广长榆’也。王恢云，‘树榆为塞’，谓此矣。”诸次之水就是流经现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之间的秃尾河。郦道元所说的沙陵，只是当地的一些沙丘，并非具体的地名。至于汉龟兹县故城的所在，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三九《榆林府》，则在榆林县北的清水河的上源处。清代的清水河就是现在的榆林河。郦氏所说，历历如绘，可见南北朝时，榆谿旧塞宛然犹在。《水经·河水注》在论述榆谿旧塞之后，接着还说，“诸次之水东人长城。”则榆谿旧塞之南就是秦昭襄王时所筑的长城经过的地方。所谓榆谿旧塞的榆林应是循着这条长城栽培种植的。秦昭襄王时所筑的长城是经过今榆林县北向东北筑的，可是郦道元所说的榆谿旧塞却是溯着诸次之水一直达到它的上源，这样就离这条长城远了一些。其实郦道元曾明白论述过，说这是“广长榆”的一段。“广长榆”是什么意思？这指的是汉武帝时对于这条榆谿塞的加长加广，见《汉书》卷四五《伍被传》，可见已经不限于长城的附近了。

[36]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图80、82、83。

[37]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刊《文物》，1965年第二期。

[38]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刊《文物》，1977年第二期。

[39]《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伋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伋问儿童，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美稷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纳林。《史通》卷二十《暗惑》：“《东观汉纪》曰：‘郭伋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难曰：盖此事不可信者三焉：……夫以晋阳无竹，古今共知，假有传檄他方，盖亦事同大夏，访知商贾，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弥复难求，群戏而乘，如何克办？其不可信三也。”按太原无竹之说，亦见《太平广记》卷三七一《窦不疑》条引《纪闻》。《纪闻》说：“武德功臣孙窦不疑，家在太原。太原城东北数里，常有道鬼，身长二丈。不疑逐而射之。明日往寻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则编荆也。”原注：“今京中方相用编竹，太原无竹，用荆作之。”然按诸实际，晋阳在唐代并非无竹，只是为数甚少。《酉阳杂俎》说，“北都（即晋阳）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字”，可证。郭伋事容有夸饰，必当时当地确实产竹，故有儿童骑竹马之谓。然《史通》此难，转可证明唐人观念中竹马仍必用竹。竹马用竹，不是以他物代替的，若非当时当地产竹，美稷儿童何能以竹马为戏？郭伋询问儿童，“何自远来”？则儿童所来当非一地。既非一地，也可说明当地产竹地区相当广大。刘知几的反难只能证明唐时美稷故地无竹，不可能证明汉代这个地方无竹。这样的变迁是否可以说明前后的气候有所不同，尚待继续研究核实。

[40]史念海《河山集二集·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41]《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

[4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43]现在兰州市的西固区以前曾长期做过金城县治。就在这个金城县内有一座南山，山上榆树成林。郦道元根据传说，认为是东汉时梁晖行至此地，以山上无水，遂以所执的榆鞭插地，祷告山神，因而泉水涌出，榆树成林（《水经·河水注》）。这样的神话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山上有榆林却是事实。当地的人由于山上有榆林，才演绎出这段故事来，郦道元因而采入他的著作中。其实当地近于榆中，正是秦始皇时树榆为塞的地方。

[44]《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

[45]《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纪》。

[46][49]《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47]《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48]《史记》卷四九《外戚列传》。

[50]《太平寰宇记》卷三二《陇州》引《奏州记》。

[51]《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52]《周书》卷三一《韦孝宽传》。

[53]《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54]《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

[55]《后汉书》卷五四《杨彪传》。

[56]《后汉书》卷一五《来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