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诸多思潮百家争鸣，夏商周、秦楚汉、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更替中，留存了丰富的文学经典，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历史瑰宝。
为了将古典文学更好地被传承，整理出版和校对工作就尤其重要，对于一些文言作品，还需要增加相应的白话文注解，这些都是巨大的工作量。
因此诸多出版社都会将同类型的作品整理成册，再统一出版，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正是由此而来。
四大名著说起四大名著，现代人应该是无一不晓：《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以及《西游记》。
虽然阅读原著的人可能不多，但从小观看由这四部著作翻拍而成的影片的人，估计占了全中国人口的半数之多。
自义务教育普及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除了典型的四大名著，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等经典文学，都成为了培养新一代青少年的课外阅读必备书单。
而“四大名著”，也是我们对这四本经典小说约定俗成的说法。
“四大名著”说法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
当时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名曰王世贞，他将《水浒传》、《西厢记》、《史记》以及《庄子》并称为“四大奇书”，而我们如今所知晓的“四大名著”，正是“四大奇书”的当代叫法。
随着优秀文学作品不断出现，“四大奇书”的阵营也随之更新换代。
到了明末清初，两位文学家冯梦龙和李渔，就《西厢记》的戏曲剧本能否位列“四大奇书”而展开了争论，最终以冯梦龙的观点占了主流。
《西厢记》剧照
在二人的一番论战后，到了清朝时期“四大奇书”就已经基本成型，包括《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及《金瓶梅》。
《金瓶梅》在现代剧中，通常以情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这只是对其片面的解读。
《金瓶梅》当初能成为“四大奇书”，是因为其中对人性的解剖，对社会环境的揭露，以及对人物情节刻画的丰富，都是独一无二的。
到了清朝顺治年间，为了禁止淫辞污句对民风的影响，朝廷开始在各地销毁此类书籍，《金瓶梅》也因此被列为了禁书之首。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红楼梦》被刻印出版。
《红楼梦》剧照
有人认为《红楼梦》与《金瓶梅》是异曲同工之作，只是前者在“闺房之事”上收敛了描述，但这依旧不妨碍它成为一本出色的人物小说著作。
自此，我们如今看到的“四大名著”雏形渐成。
新中国成立后，《红旗》杂志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我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整理和归纳，整理出了六册经典小说著作，其中就包括“四大名著”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是的，“四大名著”并不仅是我们如今看到的四册书，当年在编撰成册时，是按照六册的内容来安排的，可最后这两本，却都因为各自的原因被淘汰出局。
《聊斋志异》剧照
虽然并未成为“四大名著”，但这两本书，在当今时代仍然有非常宝贵的文学价值，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历史。
《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作者蒲松龄，清朝时期小说家。
这本文言短篇小说集，自乾隆三十年问世以来，“流播海内，几千家有其书”，是古代鬼怪文言小说发展的巅峰之作。
“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近代文学集大成者老舍对《聊斋》的点评颇高，鲁迅、郭沫若等经典作家都是它的忠实粉丝。
除了原著外，后世为《聊斋》所著的注释本、点评本，都风靡畅销，19世纪后更是被翻译成六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都享有极高声誉，
任何一件文学作品，都是创作者个人价值观的反应，而《聊斋志异》的诞生，更是和作者蒲松龄的人生履历息息相关。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自幼便对鬼怪趣谈感兴趣。
在多年的科举考试中，屡战屡败，最终只能放弃仕途，成为了一名教书先生。
官场不顺，蒲松龄便将满腹才华倾注在文学创作上。
22岁时，他开始撰写鬼狐故事，为了搜集素材，他在官道旁摆起了茶水摊，前来歇脚的路人只需用一个故事，便能换取一杯茶水。
到40岁时，蒲松龄终于将这些经过粉饰润色的奇闻逸事集结成册，著成了《聊斋志异》。
因为文体是古言，所以经典原文的阅读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相对难度较高，这也造成了人们对它的片面理解。
鬼怪之事向来被当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茶余饭后，但《聊斋志异》这本将近五百篇的小说合集，内容却涵盖了歌颂爱情、抨击科举以及反对霸权统治的诸多作品。
《聊斋志异》在当代传播最火的内容，莫过于影视翻拍的《聂小倩》，也就是《倩女幽魂》。
这个讲述美貌女鬼聂小倩与江南书生宁采臣的爱情故事，前后翻拍了数十个版本，尤其以港版为经典。
但若只有爱情，却不能体现《聊斋志异》的丰富多彩。
《聂小倩》不仅包含了蒲松龄对纯洁爱情的歌颂，她作为弱者面对妖怪夜叉的要挟，毅然选择救助一身正气的宁采臣，以及二人携手最终打败前来复仇的金华妖怪，都体现了蒲松龄不畏强权，相信事在人为、邪不胜正的信仰理念。
《聊斋志异》不同于传统的鬼怪小说，对灵异之事平铺直述，毫无新意。
蒲松龄擅长描绘细节，情节生动而又跌宕起伏，例如《西湖主》篇，讲述了一个男子失足跌落洞庭湖，浮水登崖闯入湖内神君的离奇境遇。
男子私闯禁区，还窥探了公主的私房，行将被捉之境却绝地逢生，化险为夷还娶了公主为妻，做了神君的乘龙快婿。
此篇情节绘声绘色，极尽叙述之能事。
又有《王子安》篇描绘一位屡败屡战的秀才梦见金榜题名，“众人相继来报，不禁得意忘形”，“梦中惊起不知身之所在，唤妻儿备赏钱吃喝，却惹人嘲笑不止。”
诸如此类为科举疯魔化的文人墨客，不胜枚举。
除了此类带有故事情节的作品，《聊斋志异》中还有单纯记述人物生平，如《金和尚》篇便仅仅写了这位僧侣居住场所的构造，以及出行、死后殡葬的场景状况，如《绿衣女》仅描述了一位精灵少女在书生书斋中的发生的欢愉，比起故事性，更似一篇散文。
《聊斋志异》之后，再没有比它更丰富、生动、以及具有灵性的鬼怪作品，但也因为它对奇闻逸事的描绘过于俱声俱色，此类被归为“封建迷信”的题材，不适合形成大规模的传播，由此被排在了“四大名著”之外。
在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着蒲松龄后人捐赠的《聊斋志异》手稿孤本，在原稿中清晰留存着作者的构思过程和修改印记，是研究《聊斋志异》的一手材料，它也被选入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尽管被“四大名著”淘汰，但《聊斋志异》仍在古代经典著作中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而同样被列为“六大名著”又不幸出局的《儒林外史》，在文学造诣上和《聊斋志异》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这本比《聊斋志异》仅仅“年轻三十岁”的讽刺小说，针砭时弊，在国际汉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儒林外史》比起《儒林外史》的书名，“范进中举”可能更为普罗大众所知晓。
这个将当时世态炎凉、好官名利禄的社会风气一展无遗的讽刺故事，正是出自《儒林外史》，而它更是被选入了人教版九年级语文教科书之中。
《儒林外史》是清朝乾隆十四年间文人吴敬梓所著。
吴敬梓的曾祖父、祖父，都是“科考高第仕官大臣”，两代人中诞生了六名进士，也就是通过了最后殿试，可以封官进爵的一批人。
其中还有榜眼、探花各一名，也就是前二、三名，和状元合称为“三鼎甲”。
吴敬梓也曾考取了秀才，但因父亲逝世守陵而作罢，随后二次参加科举之时，被众人戏称为“文章大好人大怪”，感到倍受侮辱后气愤离开了故土。
由于不擅生计，家业挥霍一空，最后吴敬梓只能靠贩卖文章和朋友接济为生，晚年更是穷困落魄至极。
这样的人生经历，也是吴敬梓撰写《儒林外史》的直接根源。
当时的清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繁华的社会表象无法掩盖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大兴文字狱、考八股、重科举，士子大夫醉心功名利禄，“人性”在权欲的控制下，展现出了极端的虚伪和黑暗。
《儒林外史》并不是传统意义的长篇小说，它更像是由数个短篇小说汇集而成。
文章中没有固定穿插到尾的主角，以开篇的农家子弟王冕为引，带出了随后的上百个人物，从元末明初，一直写到大约二百四十年后的明朝万历四十四年。
全书一共五十六回，三十五万字，因此它并不是完整的摆出所有人物生平，而是通过捕捉瞬间的行为，通过这一瞬间的可笑或可悲，巧妙的凸显人物的个性特征。
贯穿全文的唯一线索，便是以明代封建专制为背景的科举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堕落。
吴敬梓笔下的人，往往也不是定型的，而是发展的、变化的。
第一位登场的人物王冕，是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为原型。
元朝末年，王冕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农户人家，自学成才后不愿与乡绅污吏同流，遂出走山东靠卖画为生。
不久后黄河泛滥，百姓流离，天下大乱。
吴王闻王冕才气，遂访问请教平天下之道，数年后，吴王建国大明。
随后礼部建制，拟定用“四书五经八股文”来考核官吏，王冕预感“一代文人有难”，遂辞官隐退，在会稽山中避世余生。
虽然王冕在全文中并未二次出现，但作为开篇人物，他已经奠定了此书的正题：用正统中国士人的精神，表达对科举制的反抗，以及反思腐朽官场对社会的危害。
文章随后第二位登场的人物周进，便是当时买官卖官的生动体现。
这个年近花甲的教书先生，极度热衷科考，却年年落败，连个秀才都未能考上。
最后一次在省城开科取士的考试院触景生情，嚎啕大哭，被路过的热心商贩捐了个监生，随后竟中了举人进士，到广东为官。
监生是明清时期为参加举人考试落榜者专门开设的书院，相当于封建王朝的最高等学校，监生要么是举人落榜，要么是考上了秀才，或者凭父辈做官而进入国子监。
若是三者都达不到，便只能靠捐献银钱成为监生，但一般这种非正途者，也不被人所看中。
但真正能通过“四书五经八股文”的满腹经纶考取功名的人，何其之少，因此靠关系、靠金钱来谋求仕途，反而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便利之道。
依靠旁门左道来实现阶级的跨越，自然将整个社会的风气彻底歪斜，匡超人的故事，便是典型的例子。
这个淳朴的农村少年，憨厚乖巧，对父亲一片孝心。
流落他乡后遇到人生伯乐马二先生，考取了秀才，又结识了一帮“文人名士”，随后以科举中榜为“矢”，谋财富功名之“的”，撒谎成精，出卖朋友，沦为了权力欲望的笼中之兽。
《儒林外史》用形色各异的平凡人物，映射抨击封建制度，奠定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石。
鲁迅夸赞其为：“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是后少有讽世之书如此”。
茅盾也说：“《儒林外史》是我仅仅能想到的提高艺术修养的旧小说的唯一推荐。”
然而正是由于它对腐朽制度的精巧讽刺，放在和平社会容易带来极端和激进主义，让《儒林外史》在”四大名著“的备选名单中首先出局。
如今全面分析这一册书，其中的讽刺艺术和美学风格，以及人物塑造的手法，都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它开创了用小说映射现实生活的范例，是讽刺小说的巅峰代表之作，掀起了批判文学的潮流，直接带动了一大批谴责小说的出现，甚至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都被讽刺文学所深深影响。
如今《儒林外史》已经翻译成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多种语言，饱受国际社会赞誉，被称为世界文学杰作之一，直接与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文学大家的作品相提并论。
2020年，《儒林外史》被正式列入《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结语《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虽然没有列入“四大名著”，但这未尝不是两件作品独特性的特殊展示。
不论是鬼怪迷信，还是讽刺官场，二者都反应了作者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反应了封建集权统治下，科举制度沦为买官卖官的手段，权力欲望成为封官进爵的目的。
比起“四大名著”对正史、对主流意识的关注和描写，这两本书从奇特的角度，展现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四大名著”有提纲挈领的正面价值，《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有旁指曲谕的侧面引导，六册书都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都是中华文化灿烂瑰宝的重要内容，是值得传承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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