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不忍心”。
当代人入世做事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只关注一些外部因素，比如学历、专业技能、工作经验、人脉等等，而忽略了内在心性的修养。
当然，关注这些没有错，因为这些因素对于人在社会上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但在关注这些外在因素的同时，还应该关注一下内在心性的修养，甚至内在心性的修养的关注度是应该要高于外在因素的。
因为行为来自我们心念的发动，我们任何一个起心动念的时刻，其实就已经在间接的影响社会了，所以社会能否和谐稳定的发展，其实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心性的善恶。
而且，越是这些硬实力强的人，其心性的发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
比如一个寻常老百姓对于社会产生看法，那么最多是发发牢骚。但若是一个政府官员的看法呢？那么很可能就要左右政策了，任何一个政策的制定，哪怕制定流程再严谨客观，也难免会融入一部分制定者的主观意识。
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了这部分主观意识中了。所以，个人心性的修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根源性的。
这个问题在封建帝制时代十分明显，这一点孟子自然也是意识到了的，故而他提出了解决方案：“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先说说什么是“不忍人之心”，“不忍心”我们都知道，比如孩子犯了错，但我们怜爱孩子，下不了狠心去指责她，这种心理就叫做“不忍心”。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对别人不忍心这种心理人人都有。
我们注意孟子在“不忍心”中加了“人”，即“不忍人之心”，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孟子认为人与生俱来的只有对人的“不忍”之心，对物其实没有。
就如孟子之后举得例子，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掉进了井里，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得救他。
这种反应不是因为有利于我们，不是因为要讨好孩子的父母，是本能之心。但如果是老鼠、蟑螂这些动物掉进井里人们可能便没有这种反应，所以孟子认为人只有对人的“不忍心”才是人皆有之。
孟子讲将这种心扩大化，带着这种心理去为政，也就是由“仁心”推广出的“仁政”了，这样天下百姓受到爱护，自然也就拥护君王，天下便可以治理好了。
紧接着孟子由“不忍心”进行具体性发挥，提出了后世儒学非常推崇的“四端”，即仁之端“恻隐之心”，义之端“羞恶之心”，礼之端“辞让之心”，智之端“是非之心”。
“恻隐”就是怜悯、心疼，看到别人遭受苦难心理感到难过。
“羞恶”就是感到羞耻、惭愧。
“辞让”就是一种礼节，比如跟别人一块走到门口，一摆手来一句“您先过”，这就是“辞让”。
“是非”顾名思义辨别对错是非，但这其中就产生了很多误解。
所谓“是非”，不是指人天生便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是具备去学着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我们便可以在人伦世界中找到方向，通达人伦世界的是非之道。
聊到这里，我们暂且打住去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心”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吗？
这个问题自宋代之后，儒者们便普遍是持肯定观点的。他们的理由正是孟子举出的那个看到孩子掉井里会不由自主去救的这个例子。
这种观点自宋代理学家确立开始，历经明代理学、阳明学时期，直到今日，大部分学者都是持肯定观点的，而且每逢说起“不忍人之心”或是“四端”，学者们依然在以这个孩子掉井里的例子来论证。
但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除了孩子掉井里这个例子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例子可以来论证呢？
而相反如果说这些“心”都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便应该是人人都具备的。
但现实中确实也存在一些心狠手辣、铁石心肠之人，比如战争年代，一些丧尽天良的士兵以杀人为乐，刀挑孕妇，他们也有“不忍人之心”吗？
又如年幼的婴儿，白纸一张，看到孩子掉井里也会不忍心想要去救吗？幼儿孩童裸身玩耍并未感到“羞恶”，小伙伴争抢玩具并未显示出“辞让”，更不用说什么“是非之心”了。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所以显然，若是如此思考，那么恐怕此心与生俱来的观点便站不住脚了。
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呢？
其实，自宋代开始，理学家们就产生了一个认识偏差，那就是将“不忍人之心”划归为了“天命之性”的形而上范畴了，认为“不忍人之心”即是天道在人之个体上的特性体现。
宋代周敦颐一篇《太极图说》重新构建起儒家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桥梁，被认为是找回了失传五百多年的正统儒家的衣钵。
又加上唐宋时期佛家心性学观点的强烈冲击，以致后世的理学家们便一心认定自性本足，只知在形而上的领域做学问，而忽略了后天形而下的人道问题，误会就是从此处开始的，而理学家们的学问越谈越空，其病症也正在于此。
实际上，正统儒家确实是有自己形而上的天性本体论，这一点在《周易》以及孟子的老师子思所著述的《中庸》中论述的非常清楚。
但儒家大部分学养问题都是在形而下的人伦之道中探讨的，儒家更重视后天人伦世界的教化问题，这一点是一定要明确的。
之后孟子讲：“凡有我四端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这句话是有隐藏含义的，“凡有我四端者”那就代表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我四端”，“四端”哪来的？依靠“知”扩充而来的。
之后孟子又说：“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不论什么人，有没有“四端”，能否感受到“不忍心”，但凡找到了扩充的基点，那么就好比有了火种或是泉眼，只要维系住，总会扩充开来的。
依旧回到小孩掉井里这个例子，为什么我们看到小孩掉井里会想要去救？
我们自己是人，孩子也是人，我们懂得爱自己，扩而充之也就有了爱别人的念头，我们自己害怕掉井里，那么也同样害怕别人掉井里。有了这种感觉，便实现了“扩而充之”。
而如果继续扩大这种情感，下次便不仅仅看到人掉井里会感到不忍，见到小猫、小狗掉进井里我们便也会觉得“不忍心”，若再继续扩充，或许对老鼠、蟑螂也就有所不忍了，这就有佛家慈悲之心的味道了，这也就是突破了“不忍人之心”的局限了。
对于这种正向的扩充基点我们不妨称之为“向善”。
以此基点持续不断的扩充，我们的心也就越来越善，心善一点，距离儒家“仁”的境界便近了一步，当心中达到纯粹至诚，那么也就接近“仁”的境界了。
而相反，为什么会有人丧尽天良没有了人性呢？
人心性品德的修养其实便如同逆水行舟，人身处社会时刻都在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而在形成习气，这种影响人性的社会风气便如同水流。
而“向善”之心便是逆流而上的动力之源，人若是没有这个动力之源，那么哪怕没有“向恶”之心，也是在渐渐倒退的。
当退到了一定程度，人心会完成受到习气侵染，变得麻木，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感受不到“恻隐”、“羞恶”等等感受了。
所以，基于上述讨论，便可以很清楚的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忍人之心”以及由此具体化出来的“四端”，应当归属为形而下的人伦之道。
它们是澄明本性在后天人伦世界中交错练达而扩充出来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也就找到了心性修养正确的方向。要回归生活，在生活中时刻关注内心，对于任何一丝“四端”之心、“不忍人之心”，都要好好去体会一下，把它抓住并且扩大。
这与“坐谈心性”的“假把式”不同，如此得来的是实打实的真功夫，而且功夫非常简单明了，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值得当代的我们好好思考和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