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庞大而又复杂的事情，除非必不得已，否则统治者不会轻易动迁都的念头。相比于北魏迁都洛阳与隋炀帝迁都洛阳，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对后世的影响更加深远，那么他为什么要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
其实迁都北京的原因是很综合的，迁都也必然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
第一个原因：为了巩固政权，提升政局稳定性
朱元璋在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孙子朱允炆时可能没想到自己的亲儿子朱棣会造大明朝的反，明成祖朱棣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靖难”，击败了朱允炆的大军，打进了南京城。
但当朱棣夺得皇位之后，发现这个父亲经营了三十多年的都城总是不能让自己安心，官员、文人、甚至老百姓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篡位阴谋家，朱允炆没了，但是他的同党、他的同情者却没有没剿灭殆尽，甚至还有人为了他刺杀自己，这一切都让朱棣不安。
唯一让他觉得踏实的就是自己耕耘了几十年的北京，朱棣当燕王的时候，就是在北京，北京是他的封地，也是他造反政权的大本营、根据地，这里是他的基本盘，一切都知根知底，就连北京的饮食都合自己的胃口，为了皇位的稳固，朱棣需要迁都。
第二个原因：为了明朝的战略安全
首都是一个国家心脏，由于古代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的不便，距离首都越远，军情传递、政令传达、军队调遣、粮草支援难度越大，国家的控制力就越弱。
历代都城通常不会选择大后方，而是根据地形、资源、势力划分等因素选择适当区域，秦国为了收复失地将都城从大本营雍城东迁至栎阳就是这个道理。
南京富庶繁华，坐拥长江天险，且是六朝古都，看似适合作为明朝的首都，但是实际上，南京的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无一不是南方割据政权，当时最大的安全威胁就是江北政权，南京作为都城身处对抗前线，能够最大化调动全国力量对抗北方，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明朝北伐成功后，成为了一个大一统政权，明朝的主要威胁也变成了蒙古的北元和其他游牧民族，此时南京作为首都，明显位置太靠南了。
明朝开国后设立十三塞王，管辖漠南诸卫所，随着一些卫所的废弃与内迁，最后逐渐形成了嘉靖时期的九边重镇，北方边境常年驻军四十万以上，耗费军饷占全国的大半。
但即使这样，朱棣之后明朝塞方一直保持防守与收缩的态势，可见北方的压力之大，如果首都一直定于南京，那么在首都的带动下南方的经济会越来越繁华，而北方将会逐渐衰弱而导致人口无法增加，人口不足的北方将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同时如果首都定于南京遥控北方防务，就必须面临一个战略选择——外重内轻还是内重外轻。
内重外轻战略必然导致边境力量不足，北宋覆灭之鉴犹在眼前；而如果外重内轻，唐朝安史之乱也是历历在目，朱棣自身也是通过镇守北京逐渐做大，长安、开封尚在北方犹有此等弊病，南京远在江南必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要保证塞方稳固，必须驻守重兵，但是一旦重兵囤积，很容易尾大不掉发生叛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棣选择的办法就是“天子守国门”，将中央政府定在边境线上，此时内外合一，自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
对于大明朝来说，外患最大的威胁是北方的蒙古各部，而非南边的西南夷或者什么地方的土寇，消灭元朝而建立起来的明朝非常清楚他们的统治在北方的薄弱程度，迁都北京能够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帝国的边防。
第三个原因：朱棣是个有追求的皇帝
朱棣即位后，政治上，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制机构，设置内阁和东厂；还委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中外友好往来文化，修编《永乐大典》旷世奇书，在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
不得不说，朱棣是一个非常有抱负、有能力的皇帝，他派兵占领安南；积极经营边疆，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西北设置哈密卫，西南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对南海地区积极经营，对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永乐年间明朝版图最为广阔。
为了打击北方蒙古势力，他五次亲征漠北，以北平为基地北伐元朝的残余势力，北平在军事指挥上的优点是处于后方的南京无法比拟的，如果定都南京，不仅会给御驾亲征带来诸多不便，也不利于朱棣将战略中心集中于打击北方游牧政权。
而且北京距离前线很近，地形西、北、东北环山，向东是渤海，五河纵横；出关是塞外，进可攻退可守；往南是大片的河北平原，粮食丰富，有利于供养首都，减轻漕运压力，大运河沟通南北，利于将南方粮食运送到北京。
北京作为南方粮食的集中目的地，同时也是九边大军军粮运输的起点，大部分北方边军的粮食都在北京的控制下，有利于稳固的控制军队。
总结而言：定都南京首先不利于政权稳固，其次不利于国家战略安全，最后不利于朱棣开拓进取、经略北方。
北京本是元朝大都，元朝为此修建了京杭大运河以方便粮食运输能够供给首都的人口。同时北京距边塞不远，北方群山排列易于防守，满足朱棣对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的大本营，不存在定都南京的三个弊病，因此自然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
明朝的首都，表面上看是迁都，实际上显示了国家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军事防御的重心转移，对国家的统治有着深远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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