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瑶湾。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一生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青壮年时期的杜甫壮游祖国山河，并几次京谋取功名，均未如愿。44岁时才被任命为河西县尉，他辞而不就，又改任右卫帅府胄曹参军。安史之乱，肃宗李亨即位，任杜甫为左拾遗，后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以后杜甫到成都投奔剑南节度使严武，被严武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史称“杜工部”。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堪称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之大成。这一方面取决于他具有同情人民的进步思想和深厚的生活基础，另一方面也与他认真地、多方面地继承和借鉴前人的文学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中唐诗人元缜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中所说，杜甫的诗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杜甫从儒家继承了顽强的济世精神和积极的从政热情。他的政治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特别发扬了儒家仁民爱物的思想，深切关怀人民的疾苦：“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虽然有时也把铤而走险的老百姓称为“盗贼”，但能看到这是官避民反的结果：“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他不仅有爱国爱民的心肠，还有为国杀身、为民请命的勇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砍万竿”。但他这些较为进步的思想又常常受到忠君思想的束缚，从而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不小的矛盾。
杜甫的诗歌创作首先充满了直面现实、深刻揭示现实矛盾与危机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在我国文学史上，象杜甫那样一生自始至终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感情深沉执著又始终不渝，并且又能用完美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是不多见的。他在精美的艺术形式中熔铸的这种高尚的思想感情，一直哺育着后世的人们。
杜甫诗作的题材极为广阔，他能将丰富的生活内容、真挚的思想感情，优美的自然景观，铸造成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陶冶人们美的情操。杜诗无论是记叙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或是描写自然风光，以及抒发一己的情怀，都能做到画面鲜明，情景逼真，传神尽相。杜甫既吸收古雅的传统，又大胆接受和推进民歌的活泼创造精神，不仅能雅，而且敢俗，表现了很大的艺术胆量和勇气，扩大了艺术反映生活的范围，并丰富了现实主义艺术的表现力。比如其《述怀》诗中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象他这样一个恪守儒家礼法的封建官吏，以这副模样去见天子，似乎老大不敬，但非如此，却难以写出从敌占区艰难逃出来的臣子对君王耿耿忠心的真实形象。从中可见杜甫巧用俗语、化丑为美的艺术功力。
杜甫曾自述自己的艺术风格为“沉郁顿挫”（《进雕赋表》），这已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其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的开阔壮大、感情的深沉悲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的抑扬有力，而不是流利平滑。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就杜甫本人来说，在于他在诗歌中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他所尊奉的封建礼法的制约。因此他的思绪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比如《新安吏》诗中说：“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又说：“送行无泣血，仆射如父兄。”诗人悲悯人民的负担过重和效忠封建王朝的感情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忧国，却不能因此泯灭良知，回避眼前人民饱受苦难的现实；他忧民，却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就使诗中所表现的情绪显得愁肠百结、异常痛苦。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把这种情绪细腻委婉而又有节制地表现出来，从而形成“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今天，我们把“沉郁顿挫”作为一种风格类型来加以继承和借鉴，可以从杜甫的诗作中获得这样的启示，那就是要善于真实地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不把它单一化、简单化。同时运用恰当的表现方法，使诗中的情感流成为有力度而又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诗歌创造的宝贵艺术经验，他通过其具体诗歌创作所昭示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宝库，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杜甫善写诗，也喜以诗论诗。他经常以短小精悍的七绝诗来评论作家作品，从而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开创了后人以诗论诗的风气。从杜甫的论诗诗里，可以窥见他在诗歌方面的理论主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杜甫非常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创作有益于国家人民。除去在诗中经常赞美《国风》与《楚骚》外,这一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对陈子昂和元结的评价中。他评陈子昂说：“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他赞美元结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云：“粲粲元道州，前贤畏后生。观乎《舂陵行》，倏见俊哲情；循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元结的《舂陵行》是用新乐府体写的，《贼退示官吏》虽非乐府体，但风格也很相近。杜甫对元结这些作品的赞扬，反映了他对于这类诗体的重视，也反映了他写作《三吏》、《三别》等诗篇的指导思想。杜甫写有一系列在体制上属于新乐府的名作。他以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为元白新乐府运动开辟了道路。
其次，杜甫也很重视诗歌的形式和技巧。从他的一些为人传诵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杜甫对诗歌艺术精益求精、反复锤炼的严肃态度。如《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解闷·其七》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他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中自称∶“晚节渐于诗律细”。对别人的诗作也常赞以“遣辞必中律”、“觅句新知律”、“律中鬼神惊”等语，表明他对诗歌格律的看重和追求。
再次，杜甫继承文学遗产方面，采取的是包容海涵、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态度。由于杜甫从事文学活动的年代晚于李白，诗坛上扫荡齐梁颓风的任务已不是主要矛盾，加之个人出身、经历、学养、性格等方面的关系，他对待文学遗产，尤其是对待前代的南朝文学，不象当时社会上一般人那样采取无原则的否定，更不象陈子昂、李白那样对南朝文学作猛烈攻击。其《戏为六绝句》一方面表示“恐与齐梁作后尘”，另一方面又说∶“清词丽句必为邻”。可见他对南朝文学有批判，但又不是一概否定，而是善于吸收前人创作的长处，作为自己的营养。《戏为六绝句》中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就表明他以“风雅”为标准，对前人文学遗产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对于南朝诗人如谢灵运、谢眺、阴铿、何逊，杜甫在诗中都有所赞美。甚至对一般人斥为华艳的庾信和“轻薄为文”的初唐四杰，杜甫也有自己的分析和评价。《戏为六绝句》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其一)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二)
正是由于杜甫善于多方面地吸取前人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精华，才使他能够成为集大成的诗歌艺术大师。
第四，杜甫对于文学作品风格多样性的认识也是比较全面的。他不象某些人那样只推崇自己喜爱的风格，而贬低其它风格。他一方面赞美“鲸鱼碧海”的宏伟气魄，另一方面也很重视“清词丽句”。一方面钦佩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豪迈气概；另一方面也赞叹孟浩然、王维的“清诗”和“秀句”。这表现了杜甫艺术眼界的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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