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代汉自立，建立曹魏帝国以后，接受了吏部尚书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并把九品中正制作为定制颁布全国通行，由此影响了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时间。
人才多寡和王朝兴衰是息息相关的，统治阶级必然要搜罗人才为自己服务。由此必然要产生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来选出时任的人才。曹操征战天下时，以唯才是举来挑选人才，而到了魏文帝曹丕时，则推出了九品中正制。伴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台，门阀制度也正式形成。从曹魏到东晋，随着门阀制度的加强，九品中正制逐渐沦为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工具，成为士族门阀的权力盛宴。从东晋到南朝，士族门阀由盛转衰，门阀制度开始崩坏，九品中正制逐渐衰败，并最终被唐朝的科举制取代。
九品中正制的出台，是魏文帝和世家大族之间的一场利益交换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了北方最强大的袁绍，由此奠定了曹魏政权的基础。就双方实力而言，袁绍实力是明显在曹操之上的。但曹操却能击溃袁绍，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曹操对人才极为重视，曹操的用人法则是唯才是举，只有你有才华，不管你品行好坏、出身高低，一概予以重用。在曹操的谋士队伍中，既有出身品行端庄之人，也有品行低劣之人；既有出身高门的人，也有出身寒门的人。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谋略方面极具才华，能帮助曹操成就一番伟业。正是有了这群谋士的辅佐，才让曹操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如虎添翼，成为三国时的最强王者。
曹操死后，他儿子曹丕代汉自立，建立曹魏政权，是为魏文帝。魏文帝即位后，并没有延续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而是推出了九品中正制。
这当然和政治形势有关，曹操时代战乱频繁，他的主要任务是争霸天下；而魏文帝时代，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曹魏政权保持稳定、江山永固，就是所谓的治理天下的问题了。那么曹操唯才是举的那一套，显然不适合了魏文帝了。魏文帝需要出台新的选官制度。
魏文帝即帝位之初，曹魏政权并不是很稳固，大家对这个借禅让之名而建立起来的帝国，多少保持观望状态。如何让大家迅速支持曹魏政权，是魏文帝亟需解决的问题。曹操留给魏文帝的执政班底中，大部分都是出身世家大族，如颍川荀氏、颍川陈氏、河内司马氏、河东裴氏，他们在政治上是曹魏政权的中流砥柱，同时在社会上也非常具有影响力。
所以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才是魏文帝稳定曹魏政权的关键。当出身颍川陈氏的陈群，向魏文帝提出九品中正制时，立刻得到了魏文帝的同意。九品中正制开启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世家大族得以垄断仕途。魏文帝保证世家大族在仕途上畅通无阻，世家大族则帮助魏文帝稳定曹魏政权。这就是魏文帝和世家大族达成的利益交换。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人才的等级分为三级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同时在中央和地方（州和郡）设立中正，由中正通过考察人才的才学、品行和家世，来确定人才的等级。只有等级为上级（上上、上中、上下）的人才，才有资格进入仕途。
中正是九品中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人才品级的确定。中央的中正即大中正，一般由司徒兼任，地方州郡的小中正，也有朝廷直接任命和管理，直接向大中正汇报工作，不受地方官府干预。大中正负责审核小中正推荐的人才名单，确认是否恰当。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曹魏政权里，不管是大中正还是小中正，几乎都是清一色士族出身的官员，很难指望他们能从庶族里挑选人才；而是大中正对小中正的推荐审核，流于形式。因为工作量太大，大中正不可能走访每一个备选人才，看看其才学、品行和家世，是否如小中正评价的那样。这就导致小中正推荐的人才，到了大中正那儿一般会直接通过。
伏见明论，欲除九品；而置中正，以检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此为问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御览》
很明显，中正决定了九品中正制所选拔人才的质量。尽管九品中正制的核心，是选拔有用的人才，当然首先要考量其才学。但是在中正都由士族把持的情况下，家世的分量会明显超过才学，家世越好，被评为上品的可能性就越高，入仕的可能性就越高。故而九品中正制对士族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是为什么士族会拥护魏文帝和曹魏政权的主要原因。
九品中正制走偏，沦为士族垄断仕途的工具，成为士族的权力盛宴九品中正制设立的初衷，当然是希望以才学选人，而不是家世门第。但到了后期，确实走偏了，家世在九品中正制的权重越来越重了，以至于家世的权重明显超过才学。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宋书·恩幸传》
那么这是否说明，九品中正制根本不考虑寒门人士呢？当然也不一定。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就已经非常看重家世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但即便这样，才学仍然是比较重要的考量。才学出众的庶族，仍然有可能被评为上品而踏入仕途，尽管可能性很低，但不能说没有，典型的就是张华。
西晋后期的重臣张华，出身庶族，才学过人。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执政时，拜张华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后又兼任司空。张华才华横溢，处理政务绝对是一把好手。贾南风了解张华的才干，对他委以重任。贾南风和张华的合作，促成了西晋后期短暂的元康之治。元康之治期间政治稳定，经济和民生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这其中，张华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晋书·张华传》
张华官至宰相，位列三公，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名臣。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西晋，庶族出身的张华能以才学入仕，并走上宰相和三公的高位，足以证明九品中正制并非片面强调家世。尽管如此，张华这样庶族出身而走上高位的例子，属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庶族都无法像张华那样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士族出身的高级官员，仍然是绝对主流。
按照九品中正制的规定，中正需要从才学、品行和家世3个方面来综合考量人才，但是发展到了后期，家世成了最重要的考量，谁家世高，谁就会评为上品。家世越高的人，官位越高。这也意味着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士族垄断仕途的工具，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场门阀士族的权力盛宴。
出身高门的人，哪怕没有任何才学，资质平庸，依然能通过九品中正制来充任高官，魏晋时期的显贵要职，几乎清一色都是士族担任。这些人当中，鱼龙混杂，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无处理政事的能力，只是凭借家门而入仕。那些寒门庶族出身的人，哪怕再有才学，再怎么努力，也很难出人头地，即便入仕，其一辈子只能在基层打转。这不仅限制了人才的发展，也阻塞了社会阶层流通的通道，导致阶层固化。
在士族权力最鼎盛的东晋，九品中正制成了士族维护其统治的有力工具。在士族执政的东晋，以王谢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其子弟一出生就是五品官员，而五品是大多数庶族官员职业生涯的上限了。九品中正制发展到了东晋，几乎只为士族服务。先后执掌东晋的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都是士族。这些当权士族的用人法则，当然首先考量家世。至于才学和品行很自然是非常其次的东西了。
以书法闻名的王羲之，并没有任何军政才华，只因为出身琅琊王氏，就出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王羲之主政会稽郡时，也没有做成任何政绩。王羲之虽然挂名右军将军，但并没有以右军将军的领兵作战。
重臣谢安的孙子谢混，也没有任何政治才华，只因为出身陈郡谢氏，就被朝廷拜为中书令、中领军、尚书仆射。谢混在任内无所事事，整日以写诗为乐，完全不问政事。
九品中正制的发展，已经明显偏离了初衷。从才学、家世、品行并重到完全以门第高低来定人才优劣。世家大族的子弟，不需要具备什么才学，也不要多么努力，就能轻松登上高位。于他们而言，他们最大的资本就是出身。荣华富贵，士族唾手可得。而那些庶族寒门，只能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
两晋时期，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巩固其政治地位的有效手段。西晋时期的三公（司徒、司空、太尉）、太傅、太保、尚书令、尚书仆射、吏部尚书、中书令、车骑将军、卫尉、卫将军这些重要官职，几乎都被士族所把持。地方首长如刺史、太守也基本都有士族担任。到了东晋，就更厉害了，士族完全控制了最高权力，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东晋的军政大权都操于士族之手，士族在东晋权力架构中，居于核心地位。皇帝没有任何实权，只是个吉祥物罢了。
从东晋到南朝，士族由盛转衰，九品中正制也逐渐衰微，最终被唐朝的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的出台，标志着门阀制度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从曹魏到西晋，门阀制度一步步巩固，而到了东晋则发展到顶峰，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门阀政治，士族的权势也达到历史巅峰时刻。东晋之后，士族门阀衰落，丧失了掌控政局的能力，九品中正制不能发挥原有的作用，尽管南朝宋齐梁陈期间一直存在着，但是日渐式微，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小，唐朝建立后被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才正式终结。
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制度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门阀制度是九品中正制生存的根本，门阀制度兴盛，九品中正制就蓬勃；门阀制度衰落，九品中正制就倾颓。
东晋是士族门阀的巅峰，掌权的都是士族，东晋先后由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此时皇权衰落到极点。士族为了巩固其执政权，当然是极力维护九品中正制的存在，从而让士族继续垄断仕途，完成对政治权力的控制。
如果说西晋还勉强有一些庶族人才走上高位，那么东晋则完全没有了。至少在淝水之战前，鲜有庶族人才充任高官要职，那些高官要职都是士族门阀的盘中餐，没有庶族的份儿。淝水之战后，东晋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士族门阀衰落，宗室和寒门的力量崛起，门阀政治开始向皇权政治过渡，但由于东晋宗室人才腐朽不堪，无法让门阀政治过渡到皇权政治。最终成功让门阀政治过渡到皇权政治的人，是南朝宋武帝刘裕。
南朝刘宋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门阀政治覆灭。不过门阀制度还是存在的，故而九品中正制也得以延续。但是南朝宋齐梁陈更迭，士族门阀一步步衰落，门阀制度也日趋衰落，九品中正制能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
这里稍微提一下门阀制度和门阀政治的关系。门阀制度发展到极致就是门阀政治，尽管魏晋南北朝都可以说是门阀制度，但只有东晋才算是门阀政治，因为士族完全掌握了最高权力。曹魏、西晋、北朝和南朝都不是门阀政治，而是门阀制度，因为皇帝掌握大权。南朝的士族尽管拥有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但在政治权力上是被边缘化的，已经无法左右政局，不能像东晋士族那样控制朝政，所以不能算门阀政治，只能算门阀制度。
刘裕篡晋立宋，开启了南朝时代，东晋那种皇权低微的情况下，一去不复还。南朝的皇帝始终掌握着最高权力，为了防止权力再次回到士族手里，南朝历代皇帝，都对士族防范甚严，不肯赋予他们实权，只是以一些荣誉性虚职来笼络士族，毕竟皇帝也要借士族门阀的影响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南朝门阀制度的士族，其社会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皇帝比较看重。
在南朝的政治权力架构中，士族已经逐步被边缘化。士族虽然依旧能通过九品中正制踏入仕途，但他们能出任的，都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虚职。皇帝重用的是皇族和庶族，所以真正握实权的官职，都由皇族和庶族担任。形成了“士族享虚名，皇、庶握实权”的情况。
南朝齐大臣茹法亮，出身寒门，历仕齐明帝、齐高帝和齐武帝三朝，非常受重用。特别是齐武帝时期，他担任中书舍人，更是权倾一时。尚书令王俭出身琅琊王氏，虽然名义上是宰相，却有名无实。看到茹法亮那样风光无两，王俭忍不住感慨说“我虽然位居高位，但权力却比不上茹法亮”。
法亮为中书通事舍人，权势尤盛。王俭常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邪！”-《资治通鉴》
为什么王俭要发出这样的感慨呢？因为王俭的尚书令官衔要比茹法亮的中书舍人高太多，但是权力却明显不如茹法亮。可见南朝庶族崛起，对士族构成了严重挑战。庶族尚且如此，而南朝皇族，其权力更是在庶族之上，当然也在士族之上。整个南朝宋齐梁陈，皇族势力都是非常强盛的，对士族形成碾压之势。
南朝士族的政治权力遭到了非常明显的压缩，他们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很自然的，以士族为核心的门阀制度越来难以为继，九品中正制自然也难以发挥功效。
南朝梁时，发生的候景之乱，更是让南朝士族遭遇灭顶之灾。以王谢为代表的南朝士族，在候景之乱中遭到疯狂屠杀，血流成河。候景之乱后，南朝士族从此一蹶不振，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南朝的门阀制度很快呈土崩瓦解之势，九品中正制更是名存实亡。梁之后的陈朝，不管是虚职还是实职，已经看不到士族的身影了，在中央和地方，都是皇族和庶族在任事。这说明经过候景之乱的摧残，士族人口大量减少，九品中正制几乎停止发挥作用，无法把士族送入仕途，此时的九品中正制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隋朝统一南北方之后，正式废止九品中正制，早已名存实亡的九品中正制走进了历史的坟墓。就在隋朝还在探索新的选官制度时，它就骤然灭亡。唐朝建立后，沿着隋朝的探索思路，出台了科举制，替代了九品中正制，诞生了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
科举制的诞生，标志着门阀制度正式灭亡。科举制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让许多寒门人士通过刻苦读书改变命运，由此踏入仕途，甚至走上高位。很明显，以考察学问为核心的科举制，要比考察家世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进步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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