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1775年12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的一个教师家庭，兄弟姐妹八人。她生活在乔治时代，那时维多利亚女王还没有登基，日不落帝国的版图尚未随着工业革命的勃兴而扩至全球。曾叱咤风云的文坛巨子，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勃朗蒂三姐妹等，或嗷嗷待哺，或才咕咕坠地。这是另一种英格兰，离我们熟悉的英国略显遥远。
在简·奥斯汀所处的时代，统治英国文坛的是浪漫主义诗歌，那些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名字：约翰·济慈、威廉·华兹华斯、珀西·比希·雪莱、乔治·戈登·拜伦，无不在诗歌领域成绩斐然。小说作为相对低级的新兴文体，较少受到这些文人的重视，而更多成为地位较低的阶层茶余饭后的谈资。
幸运的是，简·奥斯汀宽松温馨的家庭环境，使她可以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随意阅读父亲书架上的书籍。全家人都爱读小说，恰似20世纪50年代家庭对电视的迷恋。冬日午后全家会围坐壁炉，愉快的读着当时最新出版的小说。毋庸置疑，这样的家庭氛围培养了简对于小说的浓厚兴趣。
画家汉弗雷在1788年绘制的简·奥斯汀13岁时的肖像
简·奥斯汀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创作自己的故事，并且每写完一篇就迫不及待的拿给全家人看。家人会在阅读后毫无保留的提出自己或褒或贬的意见，每一个家庭成员似乎都默许着这个满脑子幻想的十几岁女孩如此肆无忌惮的写下去。要知道在乔治时代甚至更晚的维多利亚时代，女子一生只被允许完成两件事，信仰上帝和结婚。奥斯汀家的教育方式无疑是社会中的异数。
这一方面使简·奥斯汀的才华充分滋长，在二十一岁便不可思议的写出了《傲慢与偏见》，同时也成为她终身未婚的悲剧性伏笔。在简·奥斯汀逝世70年后，她的侄女回忆说：“她正坐在壁炉边干活会突然地大笑，匆忙起身到房间的另一边写下什么，过了很久再若无其事的回来接着干活。”对于小说家，我们当然会认为这是她灵光乍现的天赋使然，然而对于那个时代想要成为人妻的女性，这是令人难以想象和无法接受的神经病行为。
“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脑海中迸发出的，以全新风格讲述的奇思妙想”，简的父亲，乡村牧师乔治·奥斯汀在送给女儿的笔记本扉页上留下的这行文字。它既是对简小说创作的鼓励，也体现出简·奥斯汀小说不同于同时代小说的独特性。
简·奥斯汀手稿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哥特式小说甚嚣尘上，它受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崇尚拜伦式的英雄，用各种黑暗的奇思妙想揭露摧残人性、威胁人类或使人堕落的罪恶。简·奥斯汀的创作风格与题材却与主流大相径庭：她所描述的几乎所有场景都是被凝固在时光中，理想化、普遍化的田园式的英格兰，而她的小说的主题，用拉弗尔·爱默生的话说，写的无非都是些男婚女嫁。
如果不算两部未写完的小说，以及她在青春期家庭聚会上供大家传阅的随笔，简一生完成了六部长篇。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家长里短的絮语、礼尚往来的舞会以及逛街购物的细节描写，乡村生活的每一天似乎都是对另一天的重复。
简奥斯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爱玛》中的爱玛·伍德豪斯，《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本尼特还是《诺桑觉寺》中的凯瑟琳·莫兰，她们都朝气蓬勃、性情直率，同时自命不凡、感情用事，并最终通过理想的姻缘获得了她们想要的生活。简·奥斯汀就像是一个精雕象牙的匠人，不厌其烦的把寻常琐事和普通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真。
电影《傲慢与偏见》剧照
这一切相似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弗吉尼亚·伍尔芙说，作家需要的不是刺激，而是与之相反的东西，作家需要规律性。简·奥斯汀的生活为这一说法作了很好的注脚。她生前最喜欢的一个侄子，在1870年撰写自己姑姑的传记时说：“她的生活缺乏引人注目的事件，鲜有变化，从未有过重大危机打破她英国乡村生活的平静。”
简·奥斯汀终生未婚，一生过着节俭的乡绅阶层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成员渐渐因事业和婚姻离开父母的家，她的阶层也越来越频繁地提醒她社会赋予她的义务以及金钱的重要。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适婚女子对于自身地位和爱情的焦虑随处可见。乔治时代的英国讲究“出身论”，女人想要爱情和地位，可等级森严的社会现实让她们难以得偿所愿。
简·奥斯汀画像，在其妹卡桑德拉所作画像基础上完成
在简唯一的一次恋爱中，她和对她心驰神往的汤姆·勒夫罗伊就是因为彼此等级的悬殊而落入劳燕分飞的窠臼。后来汤姆娶了一位女继承人，成为爱尔兰首席大法官，而简仍在英国乡下简朴度日。当时，女性只会被要求操持家务，准备结婚，一辈子所能活动的区间非常狭窄。
简·奥斯汀所生活的汉普郡斯蒂文顿村以及后来的乔治顿村，便成为她视域所及的最大区间，也成就了她小说中的主要背景。所以，我们不难理解，简·奥斯汀小说中那无懈可击的喜剧张力为何会始终服务于严肃的伦理道德规则。《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对于达希先生的误解背后，是对于自己家庭出身的自卑，最终的冰释前嫌也是因为达希先生用行动化解了阶层间的罅隙，帮助她的妹妹挽救了原本崩溃的婚姻。
《傲慢与偏见》李继宏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简·奥斯汀从未体验真实的婚姻，那么，婚姻何以成为贯穿她所有作品的核心？
家中的成员渐渐离去，奥斯汀一家温暖轻松的氛围也悄然发生了变化。随着兄弟姐妹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儿时邻家的玩伴也远嫁他乡，她在家中感觉到了一种局限。一种被局限在家中的无家可归感。这种飘忽感远比流浪无依来得强烈。因此，简在她的作品中幻想婚姻，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无家可归感的回应，婚姻成为她想象的庇护，一种她口中所说的“自己的家园”。
“我也说不清到底在何时何地，看见你哪个模样，听到你哪句说话，然后就爱上了你”
如果抛去所有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两性问题不谈，婚姻对于人们意味着一种回归，一种从成长中慢慢脱离家庭到重新建立家庭的演进。在简·奥斯汀生活的年代，这种回归的过程更富革命性，它意味着女性对由亲属关系到契约关系所构成的广阔社会的勇敢一瞥。这是那个年代女性拥有自由的唯一且短暂的黄金时期。从这个角度去难理解简·奥斯汀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所拥有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与主见，它代表着女性对这一自主权的珍视。
伊丽莎白面对达希先生时所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虽然略显感情用事，却十分单纯真挚；《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娜明知威洛比抛弃了自己，却仍然要打破沙锅找对方问个究竟，目光坚定而透彻。
简·奥斯汀拼命地想要抓住这份女性的自主权，通过她的笔使得故事中的人物获得完满的结局，这样她也同时从中获得了归宿感。
电影《成为简·奥斯汀》，安妮·海瑟薇饰演简·奥斯汀
翻译家李继宏在《傲慢与偏见》导读中提到，在历史上，婚姻原本是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存在的，无论中外皆是如此。“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这一观念，是在18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女权运动的推进才渐渐冒出苗头。《傲慢与偏见》正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这部小说描绘了三种婚姻：第一种以科林斯夫妇为代表，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婚姻。第二种以维克哈姆夫妇为代表，是以性吸引为基础的婚姻；第三种以及达希夫妇和宾格利夫妇为代表，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简·奥斯汀借助精妙的写作技巧和高超的叙事能力，令人信服地证明，只有第三种婚姻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幸福。
电影《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与达希先生
倒不是说《傲慢与偏见》塑造了现代人的婚姻观念，但在它出版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婚姻的期待仍然没有超越其划定的范围，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证明了简·奥斯汀的伟大。
对当下的中国读者来说，《傲慢与偏见》及作者本人的生平都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尽管享有简·奥斯汀无法想象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当前中国女性，尤其是京沪穗等大城市的女性，却依然在遭遇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许多人难以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被社会舆论污名化为“剩女”。
其实大龄未婚女性日渐增多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独身也能维持舒适的生活水平，所以婚姻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渐渐衰落。但将大龄未婚女性污名化为“剩女”的，却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日本一家咖啡厅担心单身食客孤单尴尬，特意摆放毛绒玩具
假如《傲慢与偏见》和简·奥斯汀能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什么启发，那就是：婚姻并非人生的必需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当然美好，但如果结婚不是为了爱情，那还不如独自生活。简·奥斯汀在生活中以身作则，彻底地贯彻了这个观念：1802年12月，她拒绝了哈里斯·比格－维特的求婚，因为那人虽然比她小六岁，有大片产业等待继承，却并非她所爱的对象。
1816年初，简·奥斯汀得了重病，身体日益衰弱。1817年5月，她被送到温彻斯特接受治疗，可是医治无效。同年7月18日，简·奥斯汀在姐姐的怀抱里闭上了眼睛。如同传记作家卡罗尔·希尔兹所言，“她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份关于过去某个时代的社会报告，而是对人性睿智而令人信服的解读。她笔下的男男女女，诉说着自己的渴望，也阐释着那些妨碍自己获得平静和满足的障碍。今天，他们的渴望，如同两百年前她第一次赋予他们生命时一样，依旧旺盛如初。
（部分内容引自《傲慢与偏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李继宏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