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 裴剑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了缓解列车拥挤，北京地铁多条线路采取了“超长超强运行图”的新措施，然而，这也使故障风险可能成倍增加。一套非介入式的道岔在线监测系统破解了这一难题，而这套系统则是由北京地铁通号分公司检修一项目部技术研发室主任杨才胜和徒弟们自主研发的。
杨才胜是北京地铁技校的首批毕业生，今年已经57岁。40年的悉心钻研，让只有中专学历的杨才胜成为了地铁信号领域的专家，被不少同行称为“信号神医”。由他领军的创新工作室多年来研发出41项技术革新成果，被广泛应用到北京地铁运营中。
在工作间，杨才胜正指导徒弟调试信号测试设备。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研发系统获国家专利，疫情下保障地铁“超强运行”
“道岔”是轨道交通领域的重要装置，列车改变前进方向、掉头折返全靠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了缓解列车拥挤，地铁多条线路采取了“超长超强运行图”的新措施。但是，车次加密和一批“沉睡多年”的道岔设备重新启用，使设备故障风险可能成倍增加。
“比如地铁5号线天坛东门站，原来车辆在这一站基本不会折返，但现在列车经常要在这里折返后进行套跑。”杨才胜说，5号线建设年代较早，缺少道岔在线监测装置。而“道岔在线监测”一直是业内难以攻克的难题，加装一套道岔在线监测系统，需要对既有系统产生改变，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必须经过设计、勘察、评估等环节。
杨才胜所在的通号分公司负责北京地铁全路网3200余种、20余万台设备，每日24小时不间断维护工作。从业40年来，杨才胜处理了430多起急难险重的信号故障，道岔在线监测的问题，自然也早早进入了他的视线。
去年年底，杨才胜和徒弟们研发出一套非介入式的道岔在线监测系统，他们首次利用光电传感器技术，可在不改装现有设备的前提下，实现对道岔状态的监测，还能提前预判风险。该发明填补了道岔监测的空白，于2019年获得国家专利。
“这个项目我们早有关注，恰巧在疫情发生之时，第一台样机顺利组装完成，现在已经安装到了线上。”杨才胜说，最近他们又开始继续做第二台、第三台设备，并不断进行升级完善。
北京地铁通号分公司检修一项目部技术研发室主任杨才胜。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徒弟眼中的倔老头
“师傅常跟我们说，我们这个岗位和线上的同事就好像前方和后方——前方的通号工冲锋陷阵，我们就在后方制造子弹，必须百分之百合格。”佟薇是杨才胜的徒弟，她说，在大家眼中师傅是个非常认真的人，甚至有点“倔”，“得过且过”那一套在他那儿根本行不通。
近20年来，北京地铁经历了近30次的系统性缩短运行间隔，每次都是通号设备的一场技术革新和突破。杨才胜的这点“倔”，让北京地铁的安全运行有了更多保障。
2007年，5号线开通前夕，宋家庄10轨、东单13轨、天坛东门21轨、和平里北街25轨，这四个轨道区段老出问题，杨才胜带领团队进行了多种检验却始终找不到“病因”。
“那段时间真是吃不下、睡不着，每天盯着电脑上的波形图看上好几个小时。”后来，杨才胜觉得在电脑上看不够直观，索性用A4纸把全部波形图都打印出来，一张挨一张从工作室的门口摆到了窗户前，拼成一个5米的“长图”。他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看，终于发现了波形图上的异常状态，并结合设计图纸找到了故障原因——施工方少装了一个电子元件。
而这些A4纸上的每一个波形都是毫秒级或者微秒级的，一眼看过去就是1700万组数据。
杨才胜正在显微镜下用电烙铁维修电路板。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凭过硬技术打破外商技术壁垒
2013年，10号线二期开通形成环形，但一期信号系统超过保修期后，某家外国厂商不再提供维修服务，导致那一年内多组列车频繁停驶。
“根据相关规定，电子元器件只能通过海运，如果将受损元件发回原厂返修，这一来一回就要好几个月。”杨才胜告诉记者，列车上的这块的电路板就是车辆的“大脑”，如果出现损坏肯定要下线回库。
“返场来不及，那就自己修。”当时杨才胜暗下决心，一定要带领团队突破自主维修的瓶颈。
电路板上的线路比头发丝还细、电阻仅有三分之一个芝麻粒大小，维修焊接必须在显微镜下作业。为了方便操作，爱钓鱼的他自己动手用鱼钩改造了一个探针。最终，杨才胜左手拿着“鱼钩探针”，右手握住电烙铁，在显微镜前奋战一个多月，修好了三十多块电路板。而这些电路板，也一直使用到了今天。
还有一次，某家外国企业在交付设备后，却“留了一手”，故意少给了几项关键的故障代码信息，后期出现故障后意图索要高昂的“维修费”，并否认了此前数据缺失的事实。
在会议室里，杨才胜与外国专家“唇枪舌剑”，直接把自己检测到的故障代码信息摆在了对方面前，以扎实的业务能力从外方要来了关键数据，还节省了一大笔维修经费。
■对话
新京报：进入行业40年，在您眼中北京地铁发生了哪些变化？
杨才胜：我小时候喜欢捣鼓电子设备，拿着自己做的收音机能听一下午，16岁的时候听说北京地铁技校开始面向社会招生，就报了名。
最开始，我们通号工的“家伙事儿”很简单，拿上木把烙铁、指针式万用表，腰里挎上套能装各种工具的“皮五连”就能下轨道干活了。但随着地铁系统的升级，列车的通信信号设备也升了一个档次，得数字万用表、示波器、频谱仪这些工具才能完成检测，后来我也自学了编程。
但感触最深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我们的通号设备基本都被外国厂商垄断了，处处都有障碍，卖给我们的时候只有一本“说明书”，一切都要靠我们地铁人通过经验来摸索，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厂商涌现出来。
新京报：您的工作间里收集了很多剪剩的线头，这些东西还有用吗？
杨才胜：我刚参加工作时，师傅常说“能省一点是一点”，现在条件好了，也不能随意浪费。我这些徒弟，每次干活剪剩下的线头都不会随便扔掉，一定要收起来绑成线圈，可以重复利用。
很多东西在别人眼里是废品，在我这儿却是宝贝。我的上一把电烙铁用了十几年，前面的金属头都要比别人的短半厘米。我们这屋子里不少的检测设备都是全自主制造，用的材料都是之前剩下的物件，但性能完全合格，有的还优于国家标准好几倍。
新京报：在您职业生涯里有不少技术突破上的成果，哪一件是您最满意的作品？
杨才胜：对信号工程师来说，排查出故障、修好一个设备很简单，但培养一个合格的信号工程师却很难。我这么多年带出好几十位徒弟，分布在北京地铁各条线路的通信信号岗位上，他们是我最满意的“作品”。
这几年，我的工作重点慢慢变成培养徒弟。我也给自己提了个要求，就是“管住嘴管住手”，宁可徒弟干慢一点，也要让他们自己成长，只有他们自己捅破那层窗户纸，才能把问题真正搞明白。
新京报记者 裴剑飞 协作记者 王贵彬
编辑 白爽 校对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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