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祭祀是先人最重要的礼法活动，它是传统礼教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配享则是祭祀的重中之重，配享制度历史悠久，《周礼.夏官.司勋》记载：“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郑玄注：“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也；死则于烝先王祭之。”由此可见，配享制度在周朝就已经形成，且非常重要。
配享制度分为三种，分别是祖先配享、孔子（孔庙）配享以及功臣配享。所谓功臣配享，就是皇帝死后选取其在任期间最有作为的大臣，给予他们进入祖庙的资格，陪祀皇帝左右。每代可以获取此等殊荣的功臣仅有二三人，他们莫不是位极人臣且天下盛誉的执宰者。
功臣配享制度不是宋朝独有的制度，但它在宋朝发展完善，达到了顶峰。宋代配享功臣制度起源于宋真宗，并在此之后迅速发展。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去世，十一月宋仁宗为父亲确立配享功臣人选，一共有三人，分别是李沆、王旦和李继隆。此三人获得配享功臣的资格实至名归，他们都是宰辅之臣，有经世济民之才。不过值得深思的是，宋真宗最信任的大臣，宋朝名臣，寇准却不在配享功臣之列，这到底是为何呢？
寇准是宋真宗时期最有作为的能臣之一，他性格刚直，敢为直谏，善于治国理政，而且最重要的是，寇准在契丹南下、朝野慌乱的时候力挽狂澜，稳定军心，并劝说宋真宗御驾亲征，从而使得辽与宋签订了“澶渊之盟”。寇准在后期虽然遭到排挤和贬谪，但他在朝野的盛誉极好，赵光义甚至赞誉他说：“朕得寇凖，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宋史·列传第四十》）
更为重要的是，寇准与宋真宗配享功臣有极大的相同性。李沆是宋朝名相，王旦和李继隆则都参与了“澶渊之盟”，这对于他们能够成为配享功臣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从《宋会要辑稿》中李维的奏议原文中就可以看出：太尉、赠太师、尚书令王旦……赞弭兵之论，兴旷世之仪。纪律用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中书令李继隆……从幸澶渊，实总兵要，奋威却敌……伏请并配享。
可以看出，参与“澶渊之盟”对于他们能够成为配享功臣至关重要，而寇准却符合他们所有的优点，作为宰相，他有李沆的理政能力，同时他不仅参与了“澶渊之盟”，而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按照寇准对于朝廷的贡献和他的盛誉，他完全是有资格获得功臣配享的。
不过，寇准虽然能力出众，但他太过锋芒毕露，不知急流勇退与保全自己。寇准一生中得罪过许多人，而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后来的太后刘娥。宋朝的外戚专权并不严重，不过宋真宗是一位性格软弱的皇帝，因而野心极大的刘娥便经常干涉内政 尤其是在宋真宗患病之后，刘娥愈发肆无忌惮，“时上不豫，艰于语言，政事多中宫所决”。（《宋史·后妃传》）朝廷中最不缺投机取巧者，看到刘娥专权，时任参知政事的丁谓勾结朝中大臣，支持刘皇后。
寇准和其他大臣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向宋真宗进谏，指责刘皇后后宫干政。宋真宗对此心知肚明，他也知道让刘娥专权的危害，因此他秘密与寇准商量对策。而在密谈当中，寇准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向皇帝建议让皇太子监国。寇准上疏说：“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宋史·寇准传》）宋真宗深以为然，因此他同意了寇准的建议，并准备让他联合翰林学士起草奏章，请求太子监国。
宋真宗画像
寇准此举其实是犯了大臣妄论皇权更迭的忌讳，当初宋太宗立太子时就曾征询过寇准的意见，寇准谨严不语，不过此时他实在看不下去刘皇后与丁谓祸乱朝政，因此冒险上疏。当宋真宗同意后，寇准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然而令寇准没有想到的是，宋真宗在酒后竟将密请太子监国的事情透露了出去，此事被丁谓得知，他立刻联合皇后，在皇帝面前弹劾寇准。
宋真宗当然知道寇准的为人，但性格懦弱的他在面对皇后的逼问时竟回答说：“不记与准初有成言。”刘皇后得到这样的回复不怒反喜，她知道宋真宗最终还是不敢支持寇准，换言之，寇准已经成为弃子。于是刘皇后联合朝中大臣，不断排挤和打压寇准，皇帝也将寇准一再贬谪。
刘皇后画像
宋真宗死后，刘太后把持朝政，寇准被贬离京城，官职一降再降。此时的寇准莫说功臣配享，便是自身都难以保全。而在宋仁宗亲政后，他虽然为寇准平反，但却无法为寇准追加配享功臣。因为宋真宗的配享功臣已经有三位，另外再添加一位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他们又都是当朝重臣，将寇准替换其中的任何一人都是不合适的。宋仁宗当然不会冒着引起朝野震荡的风险将寇准追封为配享功臣。因此，这位宋朝名相，宋真宗最信任的大臣，却不在配享功臣之列，是朝廷上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参考资料：
《周礼.夏官.司勋》
《宋史·列传第四十》
《宋会要辑稿》
《宋史·后妃传》
《宋史·寇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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