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黄霸刀
整理柜子的时候发现一个包，长方形，梱绑得严严实实，像一块大砖头，一时想不起这里面是什么东西，解开尼龙绳子，打开外包装，是一叠杂志，几年前的《新华文摘》。
愣了一会儿，想起来，这是自己做的临时坐垫。当时孙子还没小，坐在桌边吃饭够不着，便用这个垫上。孙子长大了，不用垫子了，便随意放进柜子，一放就是几年。
随手翻看，发现几乎每一本都留着我当年阅读过的痕迹。我读书喜欢在上面做记号，或划杆杆，或打圆圈，而当时时兴一种彩色透明的水笔，把喜欢的句子段落划上，有浅绿、粉红、桔红，大都是浅绿。
我索性静下心来，把留下记号的文章再看一遍，竟然如第一次阅读一样，感受到其间的冲击力，《中国古代文明中人的问题》《社会硅谷：社会创新的发生与发展》《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我在刘心武《巴金与章仲锷的行为写作》一文中停留了许久，我不应该作了记号却又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作家写作，一种是地道的文学写作，如帕慕克写《我的名字叫红》；一种则是行为写作，巴金当面鼓励我这样一个当时的新手不要畏惧松懈，把写作坚持到底，并且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刊物主编，在有特殊意义的复刊号上向我约稿，这就是一种行为写作。”
紧接着作者提到上世纪60年代巴金的另一次“行为写作”：
“《收获》曾刊发管桦的中篇小说《辛俊地》，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辛俊地，他和成分不好的女人恋爱，还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地去伏击给鬼子做事的伪军通讯员，将其击毙，没想到那人其实是八路的特工……让我读得目瞪口呆却又回味悠长，原来生活和人性都如此复杂诡谲……
这样的作品，在那个不但国内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国际范围的反修正主义也越演越烈的历史时期，竟能刊发在《收获》杂志上，不能不说是巴金作为其主编的一种‘泰山石敢当’的行为写作。”
我们从这里看出巴金作为文学前辈的“行为写作”，一是有地位，二是好心，三是有水准，独具慧眼，四是有勇气有胆魄。
讲巴金之后刘心武讲到蔡元培，意思是说，人们未必记住他的著作，而他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却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
如果跳出文学界，把视野放到一般人身上，仍然有“行为写作”。我们常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小说。
也就是说，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用他的所作所为书写人生，都在进行着“行为写作”，只是不自知，或不为人所知而已。
其实，一个人的行为写作，不必一定要让人知道，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要你做了好事，总是有人会记住你。
有位朋友对我说，他能有今天，一是自己努力，二是有“贵人”相助。
“贵人”好几个，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都公正地对待他、提携他，让他从一个中专毕业的小学教员到一个政府机关的处级干部。这其间，他没有送过任何东西，哪怕是一包茶叶。
他无从报答，他们也不需要他的报答，他只是在心里记住他们的好，努力地工作，尽心尽职。
我想，这位朋友人生中的那些“贵人”，并没有想到要让他记住，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他们不是刻意的“行为写作”，却成就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成为传统“贵人”说的精彩注脚。
对于“行为写作”，刘心武是有感而发，巴金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贵人。他说作家有两种写作，我想所有人都有两种写作，即职业写作与行为写作，行为写作是职业写作的基础。
如老一辈人经常教导我们的，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
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人生，年年月月日日，一言一行，点点滴滴，有意无意，不求闪光，但求无愧。
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是也。
对于这一叠杂志的去留，我犹豫了好一阵子，它们的留本来是无意的，如果不作为孙子的坐垫，也许早在几年前就当作旧报刊卖掉了，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而如今，却因为重读而生出些许感叹，些许文字，些许留恋。
对于这无意中的“行为写作”，我有点失措，不知道该下什么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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