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健先生，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出口部门经理，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王自健是哪个皇帝的?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王自健是哪个皇帝的
王大健先生，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出口部门经理。
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厅里摆放着上百辆款式新颖的自行车，但是在王大健的带领下、我们却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发现了两辆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款飞鸽自行车。飞鸽这个品牌，老实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知名度是比较高的，比如讲在非洲、在东南亚、它的知名度非常高，是个中国的名牌；但是在发达国家来讲，他是有一部分人喜欢这种文化的、飞鸽这种文化渊源，或者来讲喜欢这种款式、欣赏这种古典的美、这种韵味的，他对飞鸽牌子他是很珍重的、很需要的。
走在如今的大街上，即使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期、路上驶过的自行车也不太多了，但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成为当时中国城市的一大独特景观。那个时候也有红绿灯，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如果红灯一亮，停下来几百辆车是有的，一下子堆上几百辆车，确实是像潮水一样，人家讲美国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中国就是自行车王国，自行车的潮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喧闹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农村、都可以看见自行车的身影，在当时、中国也成了骑自行车人数最多的国家，可如果说起自行车的起源、却要追溯到1790年的法国。关于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的诞生，这上面是这样说的，在1790年有个法国人叫西夫拉克在一个下雨天，在街头被经过的四轮马车溅了一身的泥，这时候他突发奇想，四轮马车太宽了，应该把这马车切掉一半，四个轮变成两个轮的，然后经过一番动手，在1791年、第一架代步的“木马轮”小车就诞生了，就像一个玩具，既无传动的链条也没有转向的车把，但是来讲、自行车有个雏形了。
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行车才开始在法国实现批量生产，随后不久就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引入中国，不过、自行车在最初来到中国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到了二十世纪初，庚子事变后，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共同作用下，一些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才开始渐渐对自行车产生了兴趣。在一些大都市里面，一些公子哥、一些上层社会开始骑自行车。在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末代皇帝溥仪为了方便骑自行车、居然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二十余处门槛，这恐怕是中国人与自行车接触当中最为传奇的一个故事了。在这个故事发生后的二十多年里，出现在中国的自行车都依赖于进口，这也导致自行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平民百姓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望能拥有一辆自行车的，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本土才出现了自行车厂。当时中国有两个主要的自行车生产厂，一个是上海的后来叫永久、前身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天津这个过去是日本的昌和公司、在这儿建的厂、生产的叫铁锚牌自行车，据说还有一家在沈阳、是白山的自行车的前身，就两三家工厂，主要是日本人搞的，日本人在天津建立的工厂，它叫昌和铁工所，大概有两三百个人，除了做一些自行车以外、还做一些跟军工有关的产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那个时候就生产叫中字牌自行车。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天津昌和铁工所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1949年年底、国家专门调拨了十三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研制新中国自己的自行车。虽然这个自行车呢，在我们工厂里、从1936年到1949年已经十几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自行车都是比较粗糙的，工艺比较简陋的那种自行车。建国以后，当时第一代的老工人吧，对新生活有一种热爱，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工厂获得新生呢、是一种非常兴奋的事情，所以他们决心在我们过去的自行车的基础上、我要让它要焕发出光彩来，不但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而且确实来讲要跟过去的车不一样。1950年4月，二十多名工人自愿组成了试制组，他们分析了许多国外名牌自行车的设计理念。英国的三枪、蓝翎，蓝翎就是凤头，还有钻石，都是名车，当时我们有一些借鉴的，但是我们的生产条件跟国外没有办法比的，我们就是因陋就简了、人家是有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了，人家的设备工艺肯定比我们要好，我们主要是靠我们的一些聪明才智、一些手艺，尽量地缩短了这个差距。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天津自行车厂的工人们终于做出了俗称“二八大杠”的自行车，这种自行车的车梁长度达到六百四十毫米、并加宽了车把尺寸，增强了自行车的牢固性和稳定性。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兴奋，就是说车子改型了，但是我们的牌子也要把它换一换，要给它起一个比较响亮的、比较高雅的名字吧，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七嘴八舌的，就觉得这个鸽子这个名字不错，第一来讲它象征着和平，因为中国这前几十年战乱、大家在向往和平；另外来讲，它也是象征着一个高贵、高雅，而且比较轻快，飞得高飞得快、是我们对这个产品来讲、是它特性的一个很好的描述，所以最后就把它定名为飞鸽牌。
1951年，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自行车诞生了，这个时候、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日渐显露。为了发展新中国的自行车产业、让自行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中国一些城市相继建立起自行车厂，随后、是否拥有自行车也成为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尺，不过那时候的自行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件奢侈品，所以在王大健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羡慕那些已经拥有自行车的人家。自己记得当地人家有一辆自行车，他那个儿子跟我们是同学，公休日的时候我们都约到他们家、看他自行车怎么骑，都很奇怪两个轮子的车为什么不倒，我们就要看一看，结果到他们家去，可以看不可以摸不可以骑，所以那个时候很金贵。尽管那时候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但是王大健说、人们却近乎固执地认为将来自行车一定会伴随他们的终生，所以学骑自行车几乎成了每个孩子都逃脱不了的人生一课。大人白天去上班骑车走了，晚上放在家里头、然后几个小伙伴把那车偷偷地推出来，有的时候够不着座子、就在这个大梁里面跨着侧着骑，尽可能地不摔，反正也有摔的时候。摔了以后不是自己哪儿摔破了、怕把车摔坏了，那时候车比人更重要。把车摔坏了以后，你要耽误大人去上班了，耽误大人外面去挣钱去了、这损失很大的。王大健说，那时候人们之所以把自行车视为一件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家庭不吃不喝三个月攒下的钱才够买回一辆自行车。这么说平均一个家庭是五口人，工资收入是五十元钱，每人平均工资十元钱或者十元多一些、很少能到二十元钱，除了正常的生活消费以外、可能每个月这个家庭能存下十元钱，我们的自行车那时候的售价是一百五十元到一百六十元，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要存上一年半的钱，不买别的东西、才能够买上一辆自行车。贵，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许多物品都是凭票供应，自行车也不例外。那个时候一般的单位，几十个人的部门、一年只能分到一个自行车票，一个是这个很贵、积攒这点儿钱不容易；再一个来讲，有了这点儿钱你还买不到、还需要去排队等候自行车券。
正因为购买成品自行车太困难，所以王大健说，自己攒车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做法。自己攒的也很费劲，因为你把各个零件凑齐，自己估计也得要半年一年的时间，把零件凑齐了、把它装起来，装起来大概能省个二十块钱。在这个零件里面，车梁是最重要的解、也是最值钱的部件，也是最不好搞到的部件，因为在我们工厂里面有了一个车梁，这一个车几乎就成了，所以它一般在外面是不容易拿到的，所以他就去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水管子不是多嘛，截下来焊一焊就凑合用了，不过好在什么呢、那样做出来尽管不好骑，但是它很结实。
每一个走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都有一些与自行车有关的故事，虽然这些记忆并不相同，但同样美好而温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自行车不仅仅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后座也往往是爱情萌芽的地方，那时候、姑娘们如果能够坐着自行车出嫁、可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自行车上的甜密，不仅是爱情、还有温暖的亲情。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金婚》里、张国立饰演的佟志就经常推着自行车为家人东奔西跑。后面可以带老婆，前面可以带孩子，这整个一个私家车、现在私家车的功能都有了，所以非常的重要。随着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越来越大，自行车厂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永久、凤凰、飞鸽逐渐成为国产自行车的三大品牌。王大健说，那时候能到名牌自行车厂工作、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自己刚中学分配的时候，那时候选拔、所谓品学兼优的到国有大企业里面来，其中天津自行车厂、就是在国有大企业里面算是更好的，自己很荣幸就分到这儿来了，那个时候一个是自己非常高兴，家长感觉也很荣耀。那时候自己父亲一听说儿子到了自行车厂、当工人了，也是高兴的到哪儿都说、我儿子分到天津自行车厂、分到飞鸽工厂当工人去了，你想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儿子去当个普通工人去了、他这么高兴，对吧、你现在来讲，除非哪个儿子考上清华北大了，他也未必这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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