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都城定在哪里，和一个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影响后世数百年的历史走向。
而都城的位置，最开始并没有选择困难症。
从周到宋，世人对都城的共识很明白，非长安即洛阳，没有其他选项。
因为那时的经济重心在西北，甘肃水草丰茂，陕西沃野千里，四川是天府之国，定都长安可以整合函谷关以西的地理板块，用农业经济武装游牧骑兵，对东部地区形成降维打击。
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弊。
如果王朝衰落，被西北的游牧部族入侵，都城便要迁徙到洛阳。
洛阳的地理板块不如长安，但洛阳处于天下的中心，符合“天子居中统御四方”的意识形态要求，而且河南是粮食重地，完全可以满足都城的钱粮需求。
开封和洛阳的性质差不多，只是地理形势更差罢了。
但是宋朝以后，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于是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彻底分离，都城便出现了选择困难症。
如果定都南京，可以得到经济利益，但离北方的军事重心太远，不利于朝廷直接掌控沿边士马。
那么定都北方，朝廷占住军事重心，直接掌控沿边士马，然后通过运河调东南经济重心的钱粮，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而定都北方有三个选项，要么是西安，要么是北平，要么是洛阳或开封。这三个选项里，西安和北平是首选，除非国势沦落没有办法，否则不会选洛阳或开封的。
明朝初年，围绕着定都西安还是北平，朝野之间展开激烈的博弈。后来的很多事情，都能在这数十年的博弈中找到影子。
2
1368年立国的时候，大明朝只有应天（南京）这一座大城市，徐达和常遇春收复河南以后，大明朝又得到开封。
这两座城市，朱元璋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
应天是直接控制东南经济重心的城市，又是朱元璋经营了13年的老根据地，而开封是新收复的残破旧都，民心、地理和经济都不占优势，于是朱元璋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
随着大明军队长征万里的节节胜利，大明朝逐渐统一天下。
此时，北方离开中国政权两百年，对起于东南的大明朝认同感不强，精锐军队分布在长城一线防备北元，离应天又太远。要想增强北方的认同感，并直接掌控沿边士马，朱元璋必须迁都北方。
而在北方各大城市中，朱元璋的首选都城是西安。
为了迁都西安，朱元璋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1389年2月，凉国公蓝玉练兵四川。
1390年2月，凉国公蓝玉讨西番叛蛮。
1391年2月，魏国公徐辉祖、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备兵陕西，靖宁侯叶升练兵甘肃。
1391年8月，召秦王朱樉回应天，命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慰劳秦父老子弟，考察西安。
1392年2月，在川陕设茶马司，和蒙古人做茶马贸易。
1392年3月，宋国公冯胜等十四人署理陕西、河南、山西军务。
这些人里，蓝玉是太子妃常氏的舅舅，叶升是蓝玉的亲家，冯胜是朱元璋的渡江旧人，徐辉祖和李景隆是朱元璋寄予厚望的第二代勋贵，都是朱元璋留给太子朱标的嫡系班底。
朱元璋让他们镇守西北，并且让太子朱标巡抚陕西，用意非常明显：
“我老了，将来迁都西安的事，你们来做。”
而在函谷关以东的地方，朱元璋做了截然相反的安排。
1390年正月，朱元璋命晋王朱棡、燕王朱棣讨伐北元残部，颍国公傅友德和定远侯王弼从征，受二王节制。
齐王朱榑帅护卫从燕王朱棣北征。
2月，燕王大胜，北元归附的降军都归燕王调用。
1391年4月，燕王朱棣督傅友德等诸将出塞，同月封朱权为宁王、朱橞为谷王、朱松为韩王。
1392年4月，封朱桂为代王、朱植为辽王、朱楧为肃王。
从这里不难看出朱元璋的布局——
朝廷勋贵和第二代嫡系班底掌控川陕地理板块，节制西北沿边士马。宗室藩王控制山河四省，节制东北沿边士马。东南地区负责经济，分别向陕西和北平输送钱粮。
这样一来，迁都西安的大明朝，便形成西北朝廷、东北藩王、东南经济的三足鼎立格局。
如果藩王造反，则朝廷大军出井陉关和长城，兵分两路平叛。如果东南造反，则从四川顺流而下，扫荡长江下游。
总而言之，只要大明朝没有彻底衰落，西安朝廷便足以压制函谷关以东。
正如御史胡子祺说的：“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者，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
至于说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西安的经济衰落，其实在当时看来，不是大问题。
朱元璋攻取陕西之后，便设置卫所在陕西屯田，到洪武末年，西安府、汉中府、平阳府、太原府的经济基本都恢复了，完全可以通过汾河和渭河供养西安。
而且西安和南京之间，还有一条唐朝留下的江汉漕运。
唐朝时期，江汉漕运的南段是长江到襄阳，从襄阳开始分成两路，一路从襄阳出发，经过邓州、商州、武关、蓝田进入渭河，顺流抵达长安。另一路从襄阳出发，沿汉水途径均州、金州、洋州、梁州，最后到长安。
江汉漕运示意图
安史之乱后，京杭大运河阻断，这条江汉漕运，就是联系东南和长安的生命线，此后直到晚清，始终是极其重要的运输通道。
如果大明朝重新疏通江汉漕运，定都西安以后，也能得到东南的钱粮赋税。
而明朝初年，南直隶每年税粮是599万石，陕西（今陕甘宁）税粮193万石，四川税粮102万石，山西税粮231万石，河南税粮241万石，以西安为核心的地理板块，税粮总数是1366万石。
相比陕西来说，北平布政使司（今河北）的经济更差，每年税粮是60万石，山东税粮285万石，再加上山西、河南、南直隶的税粮，那么以北平为核心的地理板块，税粮总数是1416万石。
论经济，西安和北平是半斤八两，难兄难弟，谁都别嫌谁。
总的来说，朱元璋定都西安的想法，其实是有道理的，在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分离的新时代里，定都西安，不算最差的选择。
如果太子朱标能顺利继位，大明朝迁都西安，几乎是必然的。
但是天不遂人愿，朱标巡抚陕西以后，回南京给朱元璋“献陕西地图”，1392年4月朱标薨逝于南京，“病中犹上书言经略建都事。”
随后就是立朱允炆为皇太孙，为了替朱允炆扫清障碍，朱元璋掀起蓝玉案，把大明朝的开国勋贵们一网打尽。
但即便如此，朱元璋的迁都布局也没有改变。
一方面，朱元璋陆续发布“曹国公李景隆为平羌将军镇甘肃”、“魏国公徐辉祖节制陕西沿边诸军”、“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西将军、武定侯郭英副之，以备西北边”的命令，继续推动勋贵镇西北。
另一方面，朱元璋命“燕王朱棣、晋王朱棡总制北平山西军事，事大者方闻奏”、“以宁王年少，命燕王率师巡大宁”、“命燕王率诸王防边”等等，在东北军事上继续倚重燕王朱棣等藩王。
那时的燕王朱棣，相当于大明北部战区总司令，晋王朱棡是大明北部战区总政委，两位藩王共同拱卫大明且互相制衡。
所以在太子朱标薨逝以后，朱元璋并没有放弃迁都西安的想法，而是继续布局铺路，希望朱允炆完成迁都大业。
但朱元璋没想到，他亲自选定的“好大孙”朱允炆，寄予厚望的“不肖子”朱棣，竟然彻底打破自己的布局。
3
1398年3月，晋王朱棡薨逝，5月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
大明朝的两个重要人物接连去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晋王朱棡、燕王朱棣互相制衡的格局被打破，导致朱棣在北方一家独大。而且随着父兄去世，朱棣成为事实上的“诸王之长”，在宗室里排名最高。
其次，朝廷没有迁都西安，便不能直接掌控西北沿边士马，南京和北平之间是一望无际的江淮平原，那么也不能利用地理优势压制北平。
面对这样的局面，如果你是燕王朱棣，你，会不会有野心？
说没有，那肯定是违心话。
事实上，朱棣不仅有野心，而且野心很大。
1398年10月，姚广孝就劝朱棣起兵，朱棣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民心向彼，奈何”，这句话说明朱棣有起兵的野心，但没有必胜的把握，很有意思。
姚广孝随即找来袁珙给朱棣相面，说：“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听到这句话，朱棣的反应是“王意益决。”
要知道在那个时间点，虽然朱允炆已经有削藩的想法，但削掉的只有周王朱橚，根本没有动其他藩王，任命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和张信掌管北平都指挥使司也是11月才发生的事。
可以说，朱棣此时没有到不得不反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朱棣都有坚决起兵造反的觉悟，能说他没有野心？
再看朱允炆。
我觉得，朱允炆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阅历浅薄，有些蠢而已。
做皇太孙的时候，朱元璋命朱允炆断案子，朱允炆根据“周礼听狱，色听为先”的原则，通过一个人的眼神，判断出他是被冤枉的。结果经过一番审问，朱允炆竟然蒙对了，朱元璋非常高兴。
继位以后，朱允炆准备削藩，户部侍郎卓敬建议：“燕王雄才大略酷类高帝，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朱允炆不听。
李景隆到开封抓了周王朱橚，准备剪除燕王朱棣的羽翼，结果朱允炆心软，又想让周王朱橚回开封，齐泰和黄子澄都无语了，吐槽说：“上妇人之仁，事势如此，安可不断。”
此外，朱允炆听了方孝孺的建议，根据周礼更改官制，并且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将文官地位提升到勋贵武将之上。
朱允炆的一系列操作，给人的感觉就是熊瞎子掰棒子，抓不住主要矛盾。
你要削藩就认真一点，不削则已，削则有理有据，一削到底。要改官制就得照顾宗室和勋贵的利益，团结他们一起改。
朱允炆倒好，直接三管齐下，结果除了得到利益的文官以外，宗室藩王和勋贵武将都不喜欢朱允炆这个新皇帝。
所以在北平和南京针锋相对的新形势下，北平的燕王朱棣是久经历练的满级大神，南京的朱允炆是刚出新手村的铁憨憨。
朱棣起兵造反，不能说十拿九稳，起码在个人能力方面有巨大的优势。
随着朱允炆削藩政策的推进，湘王朱柏自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被废为庶人，再加上都督宋忠、徐凯等人率兵包围北平，朱棣感到生命受到威胁。
为了保命，也为了实现政治野心，朱棣拍案而起：“哼，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大威天龙，大罗法咒......”
1399年7月，朱棣在北平起兵，根据《皇明祖训》里的亲王诛奸臣条款，号称“靖难”，意思是，皇帝朱允炆背离祖宗家法，我做为最有实力的藩王，要到南京讨个说法。
这篇文章，我们要讨论的是定都问题，所以“靖难之役”的过程就不多说了，只说一点——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凭借独步当世的运动战水平，赢得战争胜利，夺取了大明朝的皇位。
起兵不久，朱棣便攻克通州和蓟州，通州指挥房胜、遵化指挥蒋玉、密云指挥郑亨归附，这些老部下给朱棣带来八千精锐步骑。
朱允炆派耿炳文讨伐，耿炳文在滹沱河南北两岸部署了13万大军，正好耿炳文的部将张保归附朱棣，朱棣便用反间计打心理战，逼耿炳文把大军全部部署在滹沱河北岸，然后“以奇兵出其背”，大破南军。
随后朱棣到大宁裹挟宁王朱权，得到朵颜三卫，回到北平时，李景隆正在围攻北平。朱棣带着骑兵冒大雪袭击李景隆，连破七座营垒，把李景隆打到自闭。
李景隆退到德州，集结60万大军，和朱棣在真定爆发大战。就在南北两军惨烈厮杀的时候，突然刮起大风，朱棣立即抓住机会，亲自带精锐骑兵绕到南军背后，顺着大风的方向放火，结果“官军大乱奔声如雷”，朱棣招降十余万人。
实事求是的说，李景隆经过朱元璋的多年培养，能力应该不差，否则朱元璋也不会重视李景隆。
退一万步说，李景隆真的能力不行，朱元璋看走眼了，那耿炳文的能力也不行？他可是经过尸山血海洗礼的开国功臣。
但靖难之役爆发半年以来，李景隆败了，耿炳文也败了。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朱棣善于判断敌我双方的形势，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运动战水平已经炉火纯青。
如果没有平安、盛庸、铁铉坚守山东，估计朱棣渡长江的日子，要提前两年。即便有他们三人力挽狂澜，朱棣也以一隅之地，和朝廷大军打的有来有往。
对于造反的藩王来说，这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了。
到了1401年底，虽然朱棣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的地盘，二三十万的军队，但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和朱允炆保持着战略均势。
于是朱棣决定千里奔袭到南京，直取大明朝的首都，彻底解决战争。
而朱棣的不败战绩向天下人证明，自己是绩优股，值得投资。朱棣越打越顺，南下途中武将纷纷归附，兵临南京时，朱棣更是行情高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橞都怕了：
“朱长老，快收了神通吧，我们降啦。”
就这样，朱棣用独步天下的运动战能力，打赢一场藩王造反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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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年6月，燕王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下诏以第二年为永乐元年，随后便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逮捕拥护朱允炆的朝廷文官，杀的血流成河，齐泰和黄子澄夷族，建议移藩的户部侍郎卓敬夷三族，方孝孺夷十族。
第二是拨乱反正，凡是朱允炆罢免的官员和藩王全部复任，凡是朱允炆改的制度全部复原。
第三就是确定迁都。
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设立北京留守和行后军都督府，同时把宁王朱权徙封到南昌，谷王朱橞徙封到长沙，命高阳王朱高煦驻守开平卫。
做为靖难之役的胜利者，前两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说也罢，唯独“以北平为北京”这件事，是朱棣的私心作祟。
北平是大明朝的军事重镇，东北沿边士马都是围绕北平布置的，如果不是分封在北平，朱棣不可能得到朱元璋的倾力栽培，朱棣也没有实力发动靖难。
可以说，北平决定了朱棣的命运。
现在朱棣搬家到了南京，北平留给谁，他都不放心，他特别担心其他兄弟们效仿自己，或割据北平，或裹挟东北沿边士马南下，再来一次靖难之役。
有些事只要发生过一次，就产生了榜样的力量。
此外，大明朝确实需要迁都北方，但朱棣在西安没有根基，那么朱元璋策划多年的迁都西安计划，对朱棣来说，价值约等于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棣便顺理成章的发布“以北平为北京”的诏命，朝廷直接管理北平，并且徙封北平旁边的宁王和谷王到南方，让亲儿子朱高煦驻扎开平，监控北平。
走到这一步，准备迁都西安的大明朝，便彻底扭转方向，改为迁都北平。
大明朝从朱元璋设计的朝廷节制西北士马、藩王节制东北士马、东南负责经济生产的三足鼎立格局，转为朱棣设计的朝廷节制东北和西北士马、东南负责经济生产的双头军政格局。
而为了把朝廷彻底迁到北平，朱棣做了一系列铺垫。
1404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1405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命赵王朱高燧居北京。
1406年，下诏建北京宫殿，派人到湖广、四川等地采买木材。
1408年，命太子朱高炽监国，朱棣巡视北京。
1411年，疏浚会通河。
1413年，在昌平天寿山营造长陵。
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工作，朱棣把迁都的气氛造足了，尤其是建宫殿和造长陵，几乎是明确告诉朝廷官员：“我意已决，迁都北京，无需再议。”
得到朱棣的各种示意，朝廷官员也不会触朱棣的霉头，毕竟方孝孺夷十族的教训，可是记忆犹新啊。
终于到了1416年，朱棣把迁都的问题摆在台面上，让朝廷文武群臣们商议。
大家稍微讨论一下便向朱棣汇报：“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
朱棣微微一笑：“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四年后，朱棣正式迁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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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懿文太子朱标薨逝，搁置三十年的迁都之议，随着朱棣迁都北京而尘埃落定。
那迁都北京到底好不好呢？
这事需要辩证的看待。
我们在前文说，定都西安和北京，都能达到朝廷直接掌控沿边士马、震慑四方的目的，论军事，西安和北京是五五开。
定都北京以后，朱棣重新疏浚京杭大运河，每年能从东南调五百万石粮食，如果疏浚江汉漕运，能调到西安的粮食也不会差太多，所以论经济条件，西安和北京也是五五开。
西安和北京的真正区别是地理位置。
西安的北部是榆林，西北是宁夏和甘肃，这些军镇距离西安有千里之遥，即便遇到蒙古侵袭，西安也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可做充分的作战准备。
而北京本身就是军镇，出城走几百里就是长城，根本没有战略纵深，一旦蒙古侵袭就是兵临城下，大明朝的皇帝跑还是不跑？
跑了，靖康之耻重演。
不跑，蒙古破城怎么办？
所以论战略纵深，北京远远不如西安。
辽、金、元能定都北京，是因为辽金元是胡人王朝，他们的大本营就在草原，根本没有后顾之忧的说法。
长城以南的山河四省是农业社会，辽金元只要招降地主和文武官员，便能设立流官政府，进行有效的管理，然后用汉地钱粮供养草原骑兵，实现农牧经济相结合，价值最大化。
但大明是汉人王朝，大本营在中原汉地，而数百里外的草原是游牧社会，根本不可能设置流官政府，那么大明朝定都北京，便不能兼容农牧，只能做为防备蒙古、讨伐蒙古的最高规格军镇。
这就要求定都北京的大明朝，历代皇帝都是朱棣那种能征善战的将军。
纵观历史，这又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所以说，皇帝必然递降的能力和都城职能不匹配，就是定都北京的最大矛盾。
如果要避免蒙古兵临城下，避免大明皇帝亲自出征，只有一个办法，边境防御线尽量向北推。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便在元上都设立开平卫，命晋王朱棡营造东胜城，封宁王朱权于大宁，此外还有兴和卫和万全卫，这些卫所、城池、封地，在长城以北打造了一条稳固的防线，距离北京数百里。
结果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棣到大宁裹挟了宁王，把大宁兵马和朵颜三卫都调走，导致大宁成为一座空城。
靖难成功，朱棣论功行赏，又把大宁赏给朵颜三卫，宁王徙封到南昌。
没有大宁做犄角，开平卫就有些孤军深入了，朱棣在的时候还能维持，等朱棣驾崩以后，开平卫便支撑不住，1430年内迁到独石城。
没有开平和大宁，兴和卫和东胜城也废弃，卫所被迁徙到内地。
至此，朱元璋打造的北疆防线崩盘，大明边境退到居庸关、古北口一线。
而得到大宁等地的朵颜三卫，很快便和漠北的鞑靼勾肩搭背，经常到居庸关和古北口外掳掠人口财物，深刻诠释了什么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明朝的都城北京，彻底成为一座边塞军镇，后世的大明皇帝被迫“天子守国门。”
从军事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城市是不适合做都城的。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已经发生的事，当成必然发生的，但这些事，其实本可以有另外一些选择。
总的来说，朱允炆能力低下导致朱棣靖难成功，朱棣靖难成功又放弃藩王守边政策、改变迁都地点，导致朱元璋最在意的政治遗产彻底崩盘，这意味着朱元璋的大明第一王朝已经亡了。
迁都北京，以个人能力和威望治理大明朝的朱棣，开创了奉行“强人政治”的大明第二王朝。
而朱棣迁都北京却没有重建边境防御体系，以及五次亲征的榜样力量，导致朱棣的后代出现瓦剌留学生朱祁镇，便是大概率事件。
土木堡战败，文官开始执掌军政大权，大明第三王朝登上历史的舞台。
这才是我们熟悉的大明朝。
这一切的起点，都源自大明常务副皇帝、朱元璋的好大儿朱标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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